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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宏观策略展望：内需回归，走出荆棘

金融界2022-12-31

英国智库CEBR：2023年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

体将获得“大幅提振” 　　全球经济距离人均GDP达到8万美元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水平上，碳排放与增长脱钩，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干预，以实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仅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度的目标。

金融界2022-12-28

黑天鹅会再出现？沙特抛弃美元定价原油“一触即发” 突发重磅事件“将推高黄金”

；四、全球经济距离碳排放与增长脱钩的人均GDP 80000美元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干预，来实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仅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度的目标。黄金消费市场：迪拜作为首饰界的翘楚，迪拜发文表示，当前黄金价格的波动和随后价格下跌激发了很多客户购买黄金，从而推动了销售额的上涨。先来看看2022年黄金市场的具体情况，迪拜的珠宝商表示，由于第三季度两位数的增长，2022年将迎来高潮，并预计这种势头也将在2023年继续。“今年真正标志着整个市场恢复常态，干扰最小，需求势头强劲复苏。在节日期间，客户的情绪非常积极，在节日期间，与去年相比，我们的收入增长了约25%，”Kalyan Jewellers执行董事Ramesh Kalyanaraman说。 Malabar Gold and Diamonds国际业务董事总经理Shamlal Ahamed表示，迪拜的黄金首饰购买量已超过大流行前的水平。“今年，我们的销售额创下历史新高，因为与大流行病相关的所有限制都已完全解除。金价的波动和随后的价格下跌激发了很多客户购买黄金，从而推动了销售额的上涨。” Bafleh Jewellers总监Chirag Vora表示，黄金首饰的销售额在2021年中期的某个时候达到了大流行前的水平。“目前，整个行业都处于大流行前的水平之上。” Joyalukkas Group国际业务董事总经理约翰·保罗·阿卢卡斯(John Paul Alukkas)表示，大流行后游客的涌入重新激活了珠宝行业，购买量已达到大流行前的水平。“迪拜购物节在推动珠宝销售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Kanz董事总经理Anil Dhanak回应同行的评论，称迪拜的珠宝购买肯定已达到大流行前的水平。至于谁买得更多，居民还是游客？Dhanak补充说，由于迪拜和次大陆之间的黄金价格差异，游客仍然是主要的消费群。2020年世博会和新的签证制度也增加了居民的实力，这也是市场上居民购买量增长的原因。 Shamlal Ahamed指出，由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有大量外籍人口，尤其是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外籍人口，因此最大的黄金首饰贸易量来自居民。“然而，由于该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设计，并且黄金价格比南亚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低10-15%，因此游客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他补充道。 Chirag Vora表示，2022年与游客相比，购买金饰的居民顾客更多。然而，游客对金饰销售的贡献仍然至关重要。值得关注的是，Kalyan Jewellers也一直收到来自这两类珠宝买家的稳定需求和客流量。“全球干扰的减少导致该地区新的游客涌入，他们通常希望通过在该地区购买商品来获得价格优势，在持续的需求势头和稳定的金价的支持下，我们相信珠宝首饰该行业将在本财政年度第三季度实现两位数的高增长，延续2023年上半年收入强劲的趋势，”Ramesh Kalyanaraman说。#2023年前景展望#

小萧2022-12-2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深化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引导更多资金转化为长期资本

界平均水平为818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居民保险需求将出现快速增长。可以预期，我国保险资金规模，特别是寿险资金规模，未来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建议相关部门研究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加快保险业的发展，使社会安全网织的更密更紧，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长期资本。　　二是提高资本市场流动性，培育形成更多的长期资本。中央经济工作会对“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提出要求，长期资本是连接科技创新和产业的金融纽带，而解决我国长期资本不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各层次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建议进一步完善二级市场建设，继续推进科创板改革，更好的服务科技企业上市及股票交易，增强证券资产流动性。引导一级市场建立二手份额转让市场，鼓励S基金发展，提升私募股权资产和LP份额的流动性。只要建立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并在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不同风险偏好和期限的资金就能互相接力，将分散的短期资金汇集为长期资本，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资金支持。　　三是创新产品设计，满足机构投资者特殊要求。一些大的投资项目，退出比较难，可以考虑加大现金分红的力度，满足投资者获取稳定现金流收入的需求。有些机构投资者受限于财务核算制度和业绩考核压力，很难将大量资金投向科技创新项目，建议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更适合创新股权投资的财务核算制度，机构自己也可以调整相应的考核办法。资管机构还可以通过设立夹层基金或股债混合基金，平滑收益曲线，提高分红比例，满足一些资金当前监管和考核要求。此外，当前大多数私募股权基金到期后，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实现项目的完全退出，一些投资机构担心因此产生信用或合规风险，从而影响了投资意愿。股权基金实物资产分配可解决投资者后顾之忧，但目前在实操上仍存在政策障碍，建议有关部门关注。

金融界2022-12-2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对实现高质量不可或缺

界平均水平为818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居民保险需求将出现快速增长。可以预期，我国保险资金规模，特别是寿险资金规模，未来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建议相关部门研究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加快保险业的发展，使社会安全网织的更密更紧，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长期资本。　　二是提高资本市场流动性，培育形成更多的长期资本。中央经济工作会对“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提出要求，长期资本是连接科技创新和产业的金融纽带，而解决我国长期资本不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各层次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建议进一步完善二级市场建设，继续推进科创板改革，更好的服务科技企业上市及股票交易，增强证券资产流动性。引导一级市场建立二手份额转让市场，鼓励S基金发展，提升私募股权资产和LP份额的流动性。只要建立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并在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不同风险偏好和期限的资金就能互相接力，将分散的短期资金汇集为长期资本，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资金支持。　　三是创新产品设计，满足机构投资者特殊要求。一些大的投资项目，退出比较难，可以考虑加大现金分红的力度，满足投资者获取稳定现金流收入的需求。有些机构投资者受限于财务核算制度和业绩考核压力，很难将大量资金投向科技创新项目，建议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更适合创新股权投资的财务核算制度，机构自己也可以调整相应的考核办法。资管机构还可以通过设立夹层基金或股债混合基金，平滑收益曲线，提高分红比例，满足一些资金当前监管和考核要求。此外，当前大多数私募股权基金到期后，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实现项目的完全退出，一些投资机构担心因此产生信用或合规风险，从而影响了投资意愿。股权基金实物资产分配可解决投资者后顾之忧，但目前在实操上仍存在政策障碍，建议有关部门关注。

金融界2022-12-25

楼继伟：明年预期增长目标应当定的比较高，比如5%以上

水平”。“十四五规划”提出这一目标时，人均GDP刚达到1万美元。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底线，需要翻番，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在15年期间，GDP年均增长达到4.7％，而且人均和总量增长同步。按一般规律，随着人均GDP提高、社会老龄化，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因此，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5.5％，但前三季度增长速度只有3.0％，全年增长显然会低于预期，可能在3％左右。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5.5％，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争取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保住就业是保民生的基础。因此无论从短期扩大就业来看，还是实现远景目标来看，明年的预期增长目标应当定的比较高，比如5％以上。

金融界2022-12-25

黄奇帆：今后要着力延缓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

不宜下降过快过早，至少应该等到整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以后再逐步下降。我们国家在2011年人均GDP才5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较快速度的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这就是一个问题。今后我们要着力延缓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

金融界2022-12-24

任泽平：新消费新国潮崛起，得年轻人者得未来，八大美好行业乘势而起

最近这些年很流行的“新国潮”现象。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新国潮消费时代来临！消费市场呈现新气象，比如，新式茶饮变种传统茶文化受到年轻人追捧、中国元素亮相国际秀场、自主品牌手机和新能源车正走出国门。这些现象标志着“国潮”崛起，在国货、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全面绽放。　　什么是新国潮？就是新时代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碰撞出的火花。　　国潮兴起并非偶然，是符合国际规律的。2010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中国GDP规模114万亿元，占全球GDP 18％以上。人均GDP 1.24万美元，可对标到美国70年代末、日本80年代初和韩国90年代；在此阶段，美日韩均处于个性化消费、新生代消费群体崛起时期。　　中国“Z世代”消费群体崛起，是“国潮”的主力军。“Z世代”是指1995-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恰逢中国经济实力腾飞，民族热情促使他们对国货品牌的认可度更高。“Z世代”又经历了互联网的高度发展期，在信息多样化、物质条件相对充足的环境下，不过分追求奢侈品所代表的社会地位，更注重性价比、黑科技、新鲜感和社交性。数据显示，90后、00后是国潮关注的主力，占比接近3/4。　　怎么打造国潮品牌？三大要素：品牌、文化、新消费。品牌出圈有四大路径。一是深耕细分市场、借助大单品引爆。二是在原料、设计和技术上打造核心竞争力。三是新营销通过KOL和KOC背书、社群营销、跨界营销等方式，快速打响品牌知名度。四是“线上+线下”打通，数字化转型。　　5、情感化。我在2022年初年写过一个段子：各位媒体朋友，不用问了，已转型情感博主，拿走，随喜。　　后来很多朋友来问经济学家转型情感博主是真的假的？现在明确给大家说，未来情感需求将快速增长是千真万确的，宠物经济、宅经济、医美、心理医生、老人护理、护理机器人、元宇宙等行业正快速增长。　　跟大家说个有趣的现象，单身经济、懒人经济，正在引发消费新业态，衍生宠物、“一人份”、迷你家电、智能家居等新赛道。快节奏、高成本的生活压力，以及婚恋观的转变，催生出单身经济、懒人经济。一方面，宠物喂养成为单身人群消费新趋势。根据统计，2021年北上广深54.7％的单身群体有养宠物。2015-2020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248亿元升至704亿元。另一方面，“一人份”餐食、迷你家电、智能家电迎来发展。半成品养生汤、自嗨锅、预制菜为代表的方便食品成为满足懒需求的新选择，容纳一人使用的迷你电饭煲、小水壶、小洗衣机等受到推崇。扫地机器人、电动牙刷、洗碗机等解放体力劳动的家居产品需求量大幅提升。　　未来人们对情感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更加关注自身的体验和幸福。　　给大家说说我对爱和幸福的理解：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一个女人最好的嫁妆就是一颗体贴温暖的心，一个男人最好的聘礼就是一生的迁就与疼爱。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深情不如久伴，厚爱无需多言。平静淡然才是暖心真爱的开始：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我们都是单翼的天使，只有彼此拥抱才能飞翔。

金融界2022-12-21

财信研究解读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力提振信心，重回合理区间

”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要求人均GDP保持4.2-4.6％的最低年均增速，与2035年翻一番目标4.5％的最低增速基本接近。5.0-5.5％能满足2025和2035年目标的最低增速要求，又仍在潜在增速附近。三是剔除基数效应影响后，5.0-5.5％的目标并不高。预计2022年低基数将被动拉高2023年GDP增速1.5-2.0个百分点，扣除低基数影响后，2023年新增长只有3.0-4.0％，只稍高于2022年，并非不可完成。四是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受到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冲击的影响，波动幅度较大，整体增速水平偏低，已处于最低增速要求下方。如果2022年GDP增速为3.2％左右的话，2020-23年三年平均增速为4.5％（见表1），低于翻一番要求4.73％的最低增速。因此，2023年经济增速适当提高一点是有必要的，毕竟“发展是当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体可参阅《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0-5.5％较合适》报告）。　　　　　　　　（三）质的有效提升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因此“创新是第一动力”。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要“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开好局起好步。　　具体举措上，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政策上加大支持，加强财政货币等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二是产业政策发展和安全并举，狠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三是科技政策聚焦自立自强，布局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三、宏观政策：加大力度，财政担主纲　　为提振信心，推动经济重回合理区间，会议明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预计2023年宏观政策力度有望加大，由财政政策担当主纲，货币政策精准有力，两者相互配合、互为支撑。　　（一）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对中央财政和准财政的依赖或提升　　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与2021年“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相比，本次会议增加“加力”提法，表述更加积极。但会议又提出既要“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又要“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意味着财政加力或主要依靠中央加杠杆和准财政工具。　　一是预计2023年财政赤字率有望提升，地方专项债额度总体稳定。一方面，经济承压需要财政政策加力，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不断加大，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为保证财政可持续，中央或是财政加杠杆主力。如2022年三季度末中央政府杠杆率为20.6％，低于地方政府8.5个百分点，仍有提升加力空间（见6）。另一方面，目前政府性基金收入对专项债的偿付保障能力已明显不足，加之项目收益越来越难以覆盖专项债券的融资成本，导致专项债券扩张受限，预计2023年专项债券额度与近两年相当，大概在3.65万亿元左右。　　二是政策性金融工具有望加大力度，财政贴息规模大概率加大，对基建和技改投资保持高增形成支撑。会议明确提出“政策性金融要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预计2023年政策性金融工具有望进一步扩容，重点用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此外，会议提出“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贴息首次与传统财政工具并列提出，将成为财政和货币协调配合的另一载体，也是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的重要手段，预计2023年财政贴息将重点为技改等制造业领域提供低成本资金。　　　　（二）货币政策：精准有力，聚焦小微、科技、绿色领域　　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与2021年“灵活适度”相比，更加强调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再次提出“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表明2023年M2、社融与名义GDP增速的剪刀差将较今年或有望收敛，流动性整体维持合理充裕。　　一是预计2023年货币政策趋于稳健偏中性，M2、社融与名义GDP增速的剪刀差将较今年有所收敛。理由有三：一是当前货币政策已经非常宽松，市场并不缺流动性，如年内市场利率持续低于央行政策利率（见图7），反映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货币宽松的效应在减弱，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淤积”现象。二是单靠货币政策刺激，很难全面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反而可能会增加金融风险，货币政策起到提供稳定流动性环境的作用即可，且2023年国内经济有望总体回升，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就行。三是2022年财政货币政策齐发力推动M2增速大幅攀升，但名义GDP增速受疫情超预期反弹拖累处于较低水平，导致两者剪刀差明显扩大（见图8）。预计随着经济回升、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2023年M2、社融与名义GDP增速的剪刀差有望收敛。　　二是精准聚焦小微、科技、绿色等领域，与财政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一方面，科技创新和绿色转型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小微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2023年货币将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上述领域的贷款增速有望继续保持高增（见图9）。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再贷款工具加大对上述领域的金融支持，此外，财政通过贴息的方式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两者形成合力，引导更多低成本资金进入上述高质量发展领域。　　　　　　　　四、其他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一）防疫政策：因时因势优化　　会议指出“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认真落实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举措”，意味着2023年防疫政策将持续优化。　　根据海外经验，预计未来我国防疫放松路径大概率分两步走。一是全面放松前的过渡阶段，预计持续到2023年一季度左右。在此阶段，新冠感染率攀升或难以避免，国内经济短期或依旧承压。二是走向共存回归正常化阶段，预计大概率为2023年二季度前后。如国际经验显示，海外绝大多数经济体均选择在3月份前后，基本全部取消疫情管控，走向共存阶段；国内知名医学专家团队预测模型也显示，乐观估计明年上半年，3月份后我国有望逐步恢复到疫情前生活状态，届时要素流动有望逐渐恢复，消费需求回升将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　　（二）产业政策：发展和安全并举　　会议强调“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发展过程中安全的重要性明显提升，具体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前者主要对应设备更新改造投资，预计受益于政策支持，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技术升级等投资需求有望维持高增，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有望得到提升。后者主要对应经济新动能，要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　　二是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不仅能够提高我国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的抗风险能力，更是国内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面对逆全球化浪潮和疫情冲击等国内外风险挑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在于锻长板补短板、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三是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赢得主动。报告明确提出“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目前我国在风电、光伏发电和锂电池等主要新能源领域建立了规模世界领先、技术水平世界先进的产业链，未来要抓住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以及产业结构、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制胜新赛道，赢得主动。　　（三）科技政策：聚焦自立自强　　外部发展环境不确性的提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对重要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性和可靠性要求明显提高。因此，会议提出“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把“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明年的第二大工作任务。具体做法上，一是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二是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三是人才是第一资源，“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能力，加快引进高端人才”；四是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　　五、重点工作：扩大需求，提振信心　　（一）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会议把“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重点工作的首位，并明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显示出消费将是2023年政策支持的重点，也是明年经济回升的主动力。　　会议将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疫后三年消费持续遭遇严重冲击，存在较大修复空间。如2020-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4％，增速较疫情前的2019年已下降约一半，预计2022年将进一步下降至-0.5％左右，与疫情趋势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三大需求中修复空间最大（见图10）。二是面对海外需求超预期放缓和价格支撑减弱，出口对经济大概率由支撑转为拖累，加上房地产市场由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地产需求难以维持以往的高速增长，消费将成为扩大需求的重要抓手。三是充足的居民储蓄余粮，为消费改善提供重要动力保障。疫情发生三年来，居民储蓄存款年均增加约12.5万亿元，为疫情前五年年均增幅的1.9倍左右（见图11）。根据海外的经验，疫情放开将成为居民部门储蓄存款转化为消费的重要催化因素。　　对于如何扩大消费，会议提出“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三大抓手。首先，增强消费能力的关键在于稳定就业，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如受疫情冲击和企业盈利下降的影响，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不断创疫后新高（见图12），是居民消费能力下降的主因，亟待政策加力推动居民就业增收。其次，改善消费条件有利于提振居民消费倾向，如2022年三季度末居民年化消费倾向（消费/收入）为67.7％，低于2019年末水平2.4个百分点（见图13），存在较大修复空间，对消费回升形成支撑。最后，消费场景恢复和创新也是推动消费回升的重要力量。如国内社零增速与反映居民出行的百城拥堵延时指数走势高度相关（见图14），预示着随着2023年防疫政策不断优化，疫情冲击导致的居民出行减少、消费场景受限现象将出现明显缓解。　　方向上，会议提出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预计住房改善消费领域有望出台新的支持政策，新能源汽车消费有望保持高速增长，养老服务消费迎来长期发展机遇。预计在低基数、防疫政策优化、经济恢复以及储蓄余粮释放的支撑下，2023年居民消费支出有望增长8-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增长7-11％。　　　　　　　　　　　　　　（二）支持平台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2020年底以来，对平台经济的监管政策，大体先后经历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专项整改，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的过程（见图16）。　　本次会议明确支持平台企业在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释放出四方面的信号：一是肯定平台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和作用。平台经济在技术创新、吸纳社会就业和参与国际竞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标志着对平台经济的监管政策开始走向常态化，并由过去的强监管阶段、规范发展阶段进入了支持发展阶段。三是平台经济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强调对民营经济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因此对平台经济的支持，在政策逻辑上与对民营经济的支持是一致的。四是我国需要大力支持平台经济，打造大国核心竞争力。如截止2022年9月末，美国、中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数量排名全球前二名，但从新增数量看，受贸易摩擦和强监管等综合影响，2018年以来中美差距已经显著拉大（见图17），中国需加大追赶力度。　　　　　　（三）大力提振民企、外资发展信心　　会议提出“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表明我国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此外，会议强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意在增强外资企业信心，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提振民企、外资发展信心，有利于改善企业生产投资意愿，为经济恢复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一方面，面对疫情冲击和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2022年企业预期大幅走弱，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增速持续走低，如2022年1-11月份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1％和-3.4％，低于整体投资4.2和8.7个百分点（见图15），亟待出台政策稳住投资信心。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具有“56789”的地位，是市场活力的重要来源，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经济恢复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壮大发展。　　（四）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房地产经济体量大、上下游产业链长、涉及面广，在国民经济中地位重要，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近30％（见图18），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但2021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今年1-11月累计增速降至-19.9％（见图19），对经济拖累明显，也对经济金融带来一定风险。下一步要防止房地产市场风险向财政风险，进而向金融机构风险转化，斩断传导链条。为此，会议提出“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不难预见，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将成为明年经济金融风险化解的重中之重。　　如何化解？从短期看，针对房地产企业的措施有两项，一是“推动行业重组并购”，二是“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针对居民的举措是继续“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从中长期治本之策看，还是要解决房地产业的发展模式问题，从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三高”发展模式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五）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　　本次会议明确提出“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与2020年“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2021年“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表述相比，对地方政府债务依然保持严控态度。　　一方面强调化解存量，有利于降低已有的债务风险。预计具体方式包括，推动城投等平台公司市场化运作和转型、利用公募基础设施REITs盘活存量资产、对隐性存量债务进行重组与重构等。另一方面坚决遏制增量，意味着2023年城投平台新增融资或延续收缩态势，但在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城投风险加剧的大环境下，适度的融资支持和债务置换仍值得期待。　　　　

金融界2022-12-18

财信研究：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0-5.5%较合适

国家水平和2049年实现现代化强国时，人均GDP将分别达到约2.6万和5.0万美元，是2021年1.26万美元的2倍和4倍左右，最低年均名义增速不低于5.3％和5.1％；人均GNI将分别达到约2.7万和5.3万美元，是2021年1.2万美元的2.3倍和4.4倍，最低年均名义增速不低于6.0％和5.5％。　　四、上述这些增速均是名义值，扣除通胀因素变成实际增速后，增速水平会相应下降。2012-2019年我国年均GDP平减指数值为2.1％，扣掉通胀因素，完成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所需的人均GDP最低实际增速为3.2％，与2035年翻一番目标4.5％的最低实际GDP增速相比，明显偏低。因此，未来14年翻一番目标才是我国最强经济增速约束。　　五、建议2023年实际GDP增速目标定为5.0-5.5％左右。理由有三：一是2035年GDP总量翻一番目标有硬约束，前半期经济增速宜高不宜低。二是该目标值能兼顾2025年和2035年目标的实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要求人均GDP保持4.2-4.6％的最低年均增速，与2035年翻一番目标4.5％的最低增速基本接近。5.0-5.5％能满足2025和2035年目标的最低增速要求，又仍在潜在增速附近。三是剔除基数效应影响后，5.0-5.5％的目标并不高。预计2022年低基数将被动拉高2023年GDP增速1.5-2.0个百分点，扣除低基数影响后，2023年新增长只有3.0-4.0％，只稍高于2022年，并非不可完成。　　　　正文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已正式开启，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而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量的合理增长显然是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应有之义，那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合理增速下限应该是多少，2023年GDP增速目标不低于多少较为合适？本文对此作出初步探讨。　　一、不同国际组织对发达程度界定标准不一，但分类结果大体相同　　什么是中等发达国家，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定义，也无统一的定量标准体系。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介于高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过渡型或中间型国家。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的划分，几个大的国际组织根据分析需要，各有自己的分类，但并没有严格的数据标准或清晰的边界。　　一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在WTO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但WTO并没有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也没有定量标准。　　二是联合国统计司（UNSD）。为了统计方便，UNSD将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分为发达地区（developed regions）和发展中地区（developing regions），但这一分类并不是对某一国家或地区发展阶段的判断。　　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将全球国家或地区分为两个大的群体，即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并在每期《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WEO））附录部分或在其官网“常见问题回答”中列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名单。但正如IMF在2022年10月份的WEO中所言，这种分类并不是基于严格的经济或其他标准，而是通过提供一种合理有意义的数据组织方法来促进分析。目前发达经济体包括4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37个国家和中国台湾省、香港、澳门地区（见表1）。　　四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UNDP首次发布“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该指数用以评估人类发展三大基本维度（即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以及体面的生活水平）所取得的平均成就。指数随后得到不断改进，2022年“人类发展指数”由三部分构成，包括“健康长寿”（Health）——用出生时预期寿命衡量、“教育获得”（Education）——用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生活水平”（Standard of living）——用人均GNI（2017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衡量。三个指标综合后得到的“人类发展指数”，可以用来界定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如果HDI值超过0.8则为极高人类发展水平（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0.7-0.8为高人类发展水平（high human development），0.55-0.7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medium human development），0.55以下为低人类发展水平（low human development）。2021年HDI超过0.8的国家和地区有66个，其中超过0.9的有28个（见表1）。　　五是世界银行。其最为世人熟知的是将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分为四大类，即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高低分为低收入（Low income）、中等偏下收入（Lower middle income）、中等偏上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高收入（High income）经济体，不同收入经济体都划定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上下限门槛值。但人均国民总收入上下限每年都在变化，是一个动态值，如2021年高收入经济体的最低门槛为13205美元，较2020年提高4.0％。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达到81个，其中主要国家有50个左右（见表1）。此外，世界银行每年也公布人均GDP数据，2021年上述四大类经济体人均GDP均值分别为750、2582、10836、47887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IMF的分类结果，不难发现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按照世界银行人均GNI排名靠前的26个国家，基本上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DI指数排名前26位重合，HDI指数值也都在0.9以上（只有卡塔尔、安道尔和意大利低于0.9），也与IMF的发达经济体基本一致（只有卡塔尔、阿联酋例外）。由于韩国于2021年7月被联合国贸发会正式认定为发达国家，因此可以将包括韩国在内的前24个国家视为发达国家（剔除了卡塔尔和安道尔）。余下27个人均GNI超过高收入门槛的国家（其中有23个国家的HDI指数均在0.8以上，属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基本上可以视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参照对象。　　　　　　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与翻一番目标，后者对增速的要求更高　　（一）实现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最低名义GDP年均增速为5.3％　　根据2021年世界银行数据，表1中27个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NI 和人均GDP的中位数（各国水平差异大，为了避免受到极值的影响，采用中位数较为合适）分别为20140和20277美元，过去10年（2012-2021年）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1％和1.8％。如果未来14年仍保持这一平均增速，意味着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NI和人均GDP将达到26896和25960美元，分别是我国2021年人均GNI（11890美元）和人均GDP（12556）的2.3倍和2.1倍。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2021年水平的情况下，我国要在2035年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未来14年人均GNI和人均GDP最低增速需分别达到6.0％和5.3％以上（见图1-2）。如果考虑汇率因素的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则增速要求将有所降低，即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助于我国目标的实现。　　除了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外，根据二十大报告，我国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在评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我们只参照排名靠后的27个国家，而在评估现代化强国水平时，我们将参照范围扩大到全体高收入国家，即把24个发达国家、卡塔尔、安道尔也囊括其中，取其中位数作为现代化强国的参照标准。2021年数据显示，上述53个国家的人均GNI 和人均GDP中位数分别为31382和32490美元，过去10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9％和1.5％。如果保持这一均速，意味着2049年这些国家的人均GNI 和人均GDP将分别达到52774和49959美元，分别是2035年人均GNI和人均GDP的2.0倍和1.9倍，即到2049年较2035年再翻一番。为达到这一水平，在人民币汇率水平假定不变的情况下，未来28年我国年人均GNI 和人均GDP年均最低增速分别不能低于5.5％和5.1％（见图1-2）。　　综上，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和实现现代化强国时，人均GDP将分别达到约2.6万、5.0万美元，是2021年1.26万美元的2倍和4倍左右，最低年均名义增速不低于5.3％和5.1％；人均GNI将分别达到约2.7万、5.3万美元，是2021年1.2万美元的2.3倍和4.4倍，最低年均名义增速不低于6.0％和5.5％。　　　　　　（二）实现2035年翻一番：最低实际GDP年均增速为4.5％　　根据2035年远景目标，2035年我国要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较2020年翻一番，对应的最低年均名义和实际GDP增速均为4.73％；到2035年人均GNI 和人均GDP将从2020年的10530、10409美元分别提高到2035年的21062、20820美元。由于我国已经公布了2021年实际GDP规模和人均收入数据，因此计算基期可以往后挪至2021年。据此推算出未来14年实现2035年翻一番目标的最低增速要求，人均实际GDP增速和人均GNI增速分别为4.5％和4.2％（见图1-2）。　　（三）翻一番目标是未来14年的最强经济增速约束　　根据上文的分析，为实现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目标，未来14年人均GNI和人均GDP要分别达到6.0％和5.3％，但这些增速均是名义增速，如果扣除通胀因素，变成实际增速后，增速水平会相应下降。2012-2019年的年均GDP平减指数值为2.1％，如果假定未来14年仍保持2.1％的通胀水平，那么完成目标所需的人均GNI和人均GDP最低实际增速分别为3.8％和3.2％。这些增速与2035年翻一番需要最低4.5％的实际GDP增速相比，明显偏低。因此，对于我国未来14年最强的增速约束，是翻一番对应的年均实际GDP增长4.5％以上。只要实际增速超过4.5％，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自然能实现。　　三、建议2023年实际GDP增速目标定为5.0-5.5％左右　　2023年经济增速目标设定为5.0-5.5％左右较为合适，理由有如下三点: 　　（一）2035年GDP总量翻一番目标有硬约束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可知，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目标，要求2020-35年实际GDP年均最低增速为4.73％，2021-35年为4.5％。未来14年的经济增长，按照发达国家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潜在增速大概率会缓慢下降。因此，要使未来14年保持不低于4.5％的年均增速，一般而言要求前半期经济增速高一点，后半期增速可以低一点。也就是说，在未来14年中，前几年实际GDP增速应该较大幅度高于4.5％。　　但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受到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冲击的影响，波动幅度较大，整体增速水平偏低，已处于最低增速要求下方。如果2022年GDP增速为3.2％左右的话，2020-23年三年平均增速为4.5（见表2），低于翻一番要求4.73％的最低增速。因此，2023年经济增速适当提高一点是有必要的，毕竟“发展是当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能更好地兼顾2025年和2035年目标　　“十四五”末我国要“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根据世行数据，2021年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最低门槛为13205美元，如果到2025年增速按照过去不同年限的平均增速测算，我国人均GNI或GDP要保持4.2-4.6％的平均增速水平。由于实际和名义增速基本相同，这要求未来4年我国实际GDP增速不应低于这个区间。　　完成2035年翻一番目标，根据上文分析，要求未来14年人均实际GDP的最低增速为4.5％，两个目标所要求的GDP最低增速基本接近或相当。因此，在设定2023年增长目标时，是可以兼顾2025年和2035年目标要求的。在早期阶段，增速宜高不宜低，以便在潜在增速较高时为未来经济减速预留出空间，当然也要充分考虑到疫情冲击后潜在增速有所下降等实际情况。总体看，5.0-5.5％目标增速略高于2025和2035年最低增速要求，但仍在潜在增速附近，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三）剔除基数效应影响后，5.0-5.5％的目标并不高　　5.0-5.5％的目标增速是否过高？实际上并不高。对2023年GDP增速目标的设定，2022年的低增速是一个不能绕开的事实。低基数的存在，会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会被动拉高2023年GDP增速水平。预计2022年低基数将被动拉高2023年GDP增速1.5-2.0个百分点，如果扣除低基数的影响，那么2023年新增长只有3.0-4.0百分点，稍高于2022年，是有可能实现的目标。二是如果2022年GDP增速为3.2％左右，即使设定为5.0-5.5％的增速目标，2022-23年两年平均增速也只有4.1-4.3％，低于2020-21年5.1％的两年平均增速，并不属于高增速。

金融界202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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