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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X：特朗普领导的右翼中“亲以色列反犹太主义”正在壮大，而美国主流犹太组织正在配合

力拥护以色列，同时却在削弱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这些年来，“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已经悄然成为MAGA运动的核心部分，而这一趋势对美国犹太人来说绝不是好兆头。我第一次接触“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这个术语是在2021年，来自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家叶莲娜·苏博蒂奇的一篇论文。苏博蒂奇研究她称之为“民粹主义国际”的现象，即从法国的“国民阵线”到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PiS），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网络。她对欧洲极右翼的关注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势力开创了“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并最终传播到了美国。在深受大屠杀历史影响的欧洲大陆，极右翼政党需要一个盾牌，以防被指责为披着羊皮的新纳粹。同时，他们也意识到，针对犹太人的敌意在欧洲部分人群中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在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中。于是，像德国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和匈牙利的青民盟（Fidesz）这样的政党发展出一种隐秘的三步策略：高调支持以色列及其右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树立“亲犹”形象。将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的敌视，塑造成对欧洲犹太人的保护，主要通过将反犹太暴力归咎于移民及其后代来实现。使用反犹太主义的暗语，例如淡化大屠杀的规模，或者在演讲中夹杂犹太人的刻板印象，以向国内的反犹主义者传递信号，表明极右翼仍然保持其历史上的立场。亲以色列的言论在这一策略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导致了苏博蒂奇所说的“脱钩”现象——即曾经被视为紧密联系的问题（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对本国犹太人的态度）如今已被人为割裂。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就是这种“脱钩”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极端反穆斯林的极右翼政党在今年2月的德国大选中获得第二名，长期以来一直持强烈的亲以色列立场。例如，在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后，呼吁德国政府切断对巴勒斯坦的资金援助。这个党的核心人物爱丽丝·魏德尔，在1月接受马斯克采访时猛烈抨击“左翼（反以色列）运动中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然而，这个政党与白人民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有着直接联系，甚至被德国情报机构列为监视对象。魏德尔的盟友、AfD极端派领导人比约恩·赫克因在演讲中使用纳粹口号而被两次罚款。另一名AfD议员曾声称，德国的一个犹太组织“利用伊斯兰教推动多元文化融合”。德国的犹太人越来越感到不安。柏林的反仇恨组织“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由大屠杀幸存者成立）警告称：“AfD的演讲和表现，反复唤起集中营和灭绝营幸存者令人不安的记忆。” 这就是“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在现实中的运作方式。这些极右翼政党的高层领导人采取强烈的亲以色列和反穆斯林立场，利用这两者来塑造自己“犹太人的捍卫者”形象。与此同时，他们在内部散布反犹太主义暗语，并默许反犹太情绪在党内基层蔓延。最终的结果是，右翼反犹太主义在一个自称“支持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政党中被逐步主流化。而在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我们正看到完全相同的模式——但还带有额外的变化。特朗普所谓的“保护犹太人”行动，实际上与犹太人无关在特朗普的个人言论中，他明确区分了支持他的美国犹太人（“好”）和反对他的自由派美国犹太人（“坏”）。这一区分通常与以色列直接挂钩：那些“好”的保守派犹太人明白特朗普对以色列有利，而“坏”的自由派犹太人则被指责不关心自己的族群。 2019年，特朗普曾表示：“我认为任何投票给民主党的犹太人，要么是完全无知，要么是极度不忠（对以色列）。” 特朗普甚至公开“开除”他不喜欢的犹太人。他曾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他已经成了巴勒斯坦人。他曾经是犹太人，但现在不再是了。他是个巴勒斯坦人。” 把“巴勒斯坦人”当作侮辱，显然带有种族偏见。但这也是“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特朗普似乎认为自己比舒默更“亲以色列”，因此他认为自己有权评判舒默是否仍然是犹太人。这种观点暗含的逻辑是：一个人的犹太身份取决于他是否认同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当前的极右翼政府。然而，舒默实际上是国会中公认的亲以色列议员。他之所以反对内塔尼亚胡（去年，他呼吁这位总理辞职），是因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的极右翼政策会从长远来看危及以色列的安全。这种看法在美国犹太人中相当普遍——一项去年11月的民调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犹太人不认可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表现。但这一切对特朗普来说都无关紧要。他的逻辑是：只有支持他的人，才配得到尊重。他将对以色列的极端支持与“真正的犹太身份”画上等号，借此贬低甚至否定那些既不支持他也不支持内塔尼亚胡的美国犹太人。通过不断提及以色列，特朗普为一些在其他场合明显带有反犹太主义色彩的言论（比如称美国犹太人“不忠”或“不再是犹太人”）提供了掩护。理解特朗普如何用以色列取代犹太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那些看似“捍卫犹太人”的行动，实际上对犹太人毫无帮助。以特朗普打击反犹太主义的两个主要举措——削减哥伦比亚大学资金和拘留哈利勒为例。他针对哥伦比亚大学提出的九项要求中，只有一项提到了反犹太主义。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哈利勒本人曾发表反犹言论或支持反犹太恐怖组织。特朗普的真正目标是保护以色列，而不是保护犹太人。他惩罚哥伦比亚大学的原因，是学校没有遏制反以色列抗议；拘留哈利勒的原因，是他曾领导这些抗议。这些举措被包装成“打击反犹太主义”，但实际上是为了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并扩大特朗普政府打击左翼言论的权力。正如《大西洋月刊》的乔纳森·柴特所言：“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校园内反犹太主义的确在上升。但共和党利用这一问题来扩大对大学的政治控制，与保护犹太人毫无关系，完全是为了削弱自由民主。” “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对美国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不仅因为危险，还因为现有的犹太机构无法有效应对。长期以来，反诽谤联盟（ADL）和美国犹太委员会（AJC）等主流犹太组织一直同时倡导反仇恨和亲以色列立场。这种立场与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政治倾向一致——他们既倾向于自由派，又普遍支持以色列。因此，这些主流组织试图在特朗普的政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们谴责特朗普称舒默为“巴勒斯坦人”，也批评特朗普盟友中的反犹言论；但与此同时，他们支持特朗普对大学的威胁，甚至对驱逐哈利勒表示认可。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是背离了美国犹太人一贯支持的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且无意中帮助MAGA运动将反犹太主义合法化。 “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塑造了一种“信誉”：让人们误以为一个极右翼政党不可能是反犹太主义的，因为它在维护以色列的利益。特朗普的盟友——包括共和党内的犹太人，正是利用这一点，为特朗普洗白他的反犹言论。但党派人士本身的可信度不如犹太组织。因此，当主流犹太组织支持特朗普打击校园抗议，称其“打击反犹太主义”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特朗普建立对抗反犹指控的“信用”，削弱了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批评能力。如果他们以为支持特朗普的某些政策，能换取他在对待乔·罗根等人的问题上听取建议，那简直是自欺欺人。这些组织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亲巴勒斯坦的左翼运动中，确实存在反犹问题，尤其是在组织校园抗议的激进团体中。犹太组织希望支持一个他们认为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政府，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问题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欢迎反犹太主义者进入自己阵营，并且毫无意愿清理门户的政治运动。这种反犹太主义已经在右翼社交媒体和播客圈层中普及，以至于保守派人士（如克里斯托弗·鲁福和梅根·麦凯恩）都不得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讽刺的是，如今鲁福甚至呼吁共和党建立“一个能够……维护基本道德界限的机构”——而这正是MAGA运动在接管共和党时所摧毁的东西。把特朗普及其盟友当作校园事务的“诚实仲裁者”，无异于给他们提供他们最需要的保护伞。此外，这种做法等于让犹太组织在压制共和党不喜欢的反以色列言论时，提供“犹太认证”。但共和党可以随时利用同样的逻辑，对他们不喜欢的犹太人下手。主流犹太组织应该向一些较小的中左翼同行学习，这些小型组织的意识形态立场，能更自由地揭露特朗普假装关心犹太人福祉的伎俩。如果这些主流组织不尽快意识到这一点，将无意中推动欧洲式的新反犹太主义在美国本土的崛起。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20 00:00

分析：美国民主制度衰落给加拿大选民带来的重要教训

普并非偶然复活了这一口号，实际上是在向美国社会的极端群体发出信号。排斥国内某些群体往往是民主衰退的明显征兆。 “加拿大优先”这种说法，实际上在模仿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的黑暗历史。如果与对反对党的蔑视相结合，并被某个政党作为口号来质疑其他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此外，加拿大保守党领袖波利耶夫经常声称“加拿大已经崩溃”，这与特朗普的“美国浩劫”言论如出一辙，特朗普用这种语言和画面来为其特殊的总统权力辩护。这种论调会削弱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使选民接受非民主手段，以“爱国主义”之名支持专制措施。加拿大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应当避免走上这条道路。归根结底，单靠制度无法保护国家免受威权主义的侵蚀。民主是脆弱的。随着加拿大联邦大选临近，我们必须警惕极端主义和反民主倾向逐渐渗入我们的政治体系。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18 00:00

彭博：特朗普这样的人推动“购买美国货”有更阴暗的动机

更不稳定的服务业和护理工作取代。如今，美国社会严重分裂，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最富有的前10%人群手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此归咎于移民，认为移民夺走了本土工人的好工作，或是占用了他们本不应享有的公共资源。美国人从小被教育要将自己视为消费者，并承担超越公民义务的经济责任，这使得“购物即爱国”这一概念得以成立。从表面逻辑来看，“购买美国货”一直是一个跨越政治光谱的“容易推销的”口号——可以制造团结的幻象，尽管并不会真正改变消费行为。而当前政府不过是在重复这一套老调。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18 00:00

彭博：只有美国人还信商人治国，而且是在多次教训之后

阁成员缺乏私营部门背景而受到批评。而美国社会呢，民调长期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拥有商业和管理经验的人能更好地治理国家。这种情绪，帮助特朗普成为首位直接从商界进入白宫的总统。在2016年竞选期间，他不断强调自己商界领袖的身份，以此对比希拉里的政府经验。至于特朗普的企业曾多次申请破产，这一点却没有妨碍他的宣传。与此同时，他承诺要带来“最优秀的人”——也就是商界人士，加入他的政府。这一理念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造成了巨大冲击，许多美国人仍然支持。根据2月份的哈佛CAPS/Harris民调，两党选民中有多数人支持设立一个专门负责提高政府效率的机构，而60%的人——包括37%的民主党人和85%的共和党人，认为“政府效率部”正在帮助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甚至有83%的受访者同意应该削减政府预算。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像企业一样运作，这是可以理解的。企业每年花费数千亿美元在广告上，以塑造自己友好、有用、有价值和高效的形象。相比之下，联邦政府则沉默、遥远、抽象。多年来，市场崇拜和“市场化方案总是最优”的观念，使政府显得过时且脱节。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曾有一句名言：“美国的事务就是商业。” 不幸的是，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柯立芝的政策助长了大萧条的发生。然而，虽然对政府低效的抱怨普遍存在，但“企业家能解决政府问题”这一观念似乎是美国独有的。在其他成熟民主国家，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界限更加明确，人们明白政府提供的是公共服务，而不是盈利业务。 2013年，我从私营部门转入政府工作。在长期担任记者、并在《时代》杂志担任七年主编之后，我加入了国务院，担任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任何经历过这一转变的人都会很快意识到，政府庞大、官僚化、运转缓慢。许多时候，我心里都会想：“难以置信，他们居然是这样做事的。” 我刚上任时，隶属于我的一个反恐工作组，希望在推特上批评尼日利亚恐怖组织“博科圣地”。但这条推文必须提交多个国务院部门审批，结果花了整整两周时间！两周才发一条推文！很快，我意识到政府的结构不是围绕“行动”来设计的，而是为了“防止错误”。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政府本就不应该像私营企业那样运作。政府远比任何企业复杂。企业领导者不会面临535名国会议员的指令，而政府往往需要得到立法机构的授权，而立法者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那些宣称要削减政府规模的议员，同时也会夸耀自己为选区争取了多少财政拨款。把公民视为“股东”是对政府职能的误解。我们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说商业原则本就不适用于政府，那么马斯克及“政府效率部”（DOGE）所推崇的硅谷“快速行动，打破常规”文化，对政府来说更是格格不入。政府负责的是学校、食品补助、老年人护理、病患医疗、空中交通管制等等。你可以“快速行动，打破推特”，最多让一群推特用户愤怒，但如果政府用这种方式运作，那就会危及生命。事实上，政府的职责是降低风险，确保社会保障、医疗补助、退伍军人补助不会被随意取消。政府的失败代价远远高于企业。我理解马斯克和他的团队为什么会认为，政府系统中有那么多副助理部长、那么多机构间重复的项目，只要砍掉冗余就能节省开支，提高效率。他们可能还认为，这样可以加快决策速度。但政府之所以有这么多“冗余”和“缓慢运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宪法本身的设计：基本原则是让权力的行使更困难，而不是更容易。宪法制定者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权力分立和制衡体系，目的就是遏制并控制政府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他们会认为“统一行政理论”是危险且违宪的。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写道：“必须用野心来对抗野心。” 他强调，“我们必须把政府各部门划分并安排好，相互制衡。” 这显然不是一个追求效率或速度的设计。在同一篇文章中，麦迪逊还写下了一句关于美国政治实验最清晰、最美妙的论述：“正义是政府的目标。” 不是效率、不是权力，更不是利润。宪法设计者之所以让政府决策过程如此复杂，正是为了防止不公，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压迫少数人，防止民选领导人成为独裁者。他们曾经为此而战，他们不希望未来重蹈覆辙。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并不是肯尼迪唯一招募进政府的外来者。肯尼迪的财政部长是投资银行家道格拉斯·狄龙，国务卿是曾管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迪安·腊斯克。《最优秀与最聪明的人们》一书中提到，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首次内阁会议上，对这些来自私营部门的精英人才赞不绝口，并向他的导师、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炫耀。雷伯恩回答说：“林登，也许你说得对，他们确实聪明。但如果他们当中过去有人竞选过治安官，我会更放心。” 那些想要用企业方式管理政府的人，往往高估了商业手段的有效性，同时低估了政府经验的重要性。在国务院的两年半时间里，我发现最了解政府运作的人，就是政府内部的人。正如雷伯恩所暗示的，最适合改革政府的，正是那些理解政府的人。只是，他们很少被赋予这样的机会。克林顿执政时期是一个例外。1993年初，他启动了“国家政府改革伙伴计划”（NPR），目标是“让整个联邦政府变得更节省、更高效，并改变国家官僚体系的文化，使其摆脱惰性和特权意识，转向积极主动和赋权管理。” 尽管克林顿强调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他并没有把改革政府的任务交给某个商界大亨，而是交给了副总统阿尔·戈尔——一个自29岁起就一直在政府任职的人。虽然这项改革的宣传口号听起来像是企业术语，比如“政府应该更好地服务客户”，但实际运作的负责人是华盛顿的资深人士，如戴维·奥斯本和伊莱恩·卡马克。这些人不会像某些政治人物那样，在集会上挥舞电锯（暗示大刀阔斧裁员），但在七年内，NPR推动了政府员工自愿买断计划，削减了42.5万个联邦职位，节省了约140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这些措施都获得了国会的两党支持，并通过了合法的立法程序。戈尔和他的团队用了一整年时间来规划改革目标，分析低效环节，重新设计政府岗位。他们从现有联邦雇员中挑选改革人才，整个过程没有引发宪政危机，也没有采取违法手段。改革是深思熟虑的，循序渐进的——完全不同于马斯克的做法。没有人会称戈尔的团队是“神童”或“最优秀与最聪明的人”，但他们的模式值得效仿。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17 00:00

分析：特朗普政策将让美国陷入真正的危机，为什么？

运动的强化而逐渐瓦解。一个极度分裂的美国社会，仍在无休止地争论特朗普究竟是疯子还是精明的交易者。“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支持者希望这位精于算计的谈判者，最终能凭借强硬立场和施压手段赢得重大让步。但在当前这股狂热中，这未必是一个明智的赌注。最终，恰恰可能是特朗普自己，让美国迎来特朗普声称正在应对的那场经济和金融危机，而“痛苦指数”终将名副其实。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04 00:00

特朗普想干嘛？

看，更多富豪的到来，这毫无疑问可以提升美国社会整体的消费层次，促进高端医疗、私人教育、奢侈品消费、高端服务业更发达。除此之外，富豪们很可能进一步加大对美国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东石油富翁们移民美国后，投资高端房地产项目，带动了建筑、物业、装修上下游的发展。但这些倾向，毫无疑问会带来消极的一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富有的外国佬，只要有钱就可以轻松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源和福利，而本土普通民众却难以企及，这可能会引发社会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加剧社会矛盾。实际上在欧洲，很早就有类似的黄金签证计划，引发了民众对社会公平性的质疑。迫于舆论压力，大多都不了了之。纵然有好有坏，不过对特朗普本身而言，是利大于弊的。政府能赚到钱、能促进消费活力就不说了，更多高净值人群通过金卡加入美国，意味着特朗普将获得国内外更多商业集团的支持。这是政治上的考量。去年大选时全世界都清晰地看清楚了，美国绝大多数企业、政客、乃至娱乐明星，都是极端反对特朗普的，有的甚至直接出言侮辱。最高潮时，特朗普甚至在演讲现场被杀手射击，震惊世界。现在，虽然特朗普赢得了大选，并有马斯克这种新贵支持，但政策推行的阻力依然很大。而这次放开富豪移民美国的口子，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反对者释放善意。至少，美国本土多家房地产开发商，已经表示用户特朗普政府的金卡政策，因为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外国富豪来投资房地产。其它的领域，同理。同时，金卡政策也反映出特朗普对移民政策的暧昧转变。不再彻底排斥移民，而是一改以往移民政策强调的多元化和人才吸引，更侧重于财富筛选。这一转变迎合了部分选民的诉求，也符合特朗普一贯简单粗暴的形象。但这种转变，对美国本身而言，是不是好事？ 03 尾声很多事情的底层逻辑，其实一直都没有变过。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在20世纪之前，当地对全世界来的移民基本是来者不拒。只要在美国港口下船，就可以在美国生活。一来，是在人多地少的蛮荒年代，人口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二来是针对欧洲人的，欧洲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很少有人会远渡重洋去一个更落后的地方。美国作为原殖民地，主要作用之一是作为商品的倾销地。它需要大量从欧洲进口商品，能出口的东西却很少。以致于很长一段事件中，欧洲人都讥笑北美就是欧洲时尚的活化石。 20年前的欧洲是什么样，现在的大西洋对岸就是什么样。这种感觉，就像近些年一线城市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俯视。一个城市人去偏远农村，你并不比当地人聪明，但你的眼界更开阔。四舍五入，你就是个人才，人才又代表了财富。各种背景之下，自然不可能还设置什么门槛，有人愿意来就偷笑了。当然，这种心态，只针对比自己更发达的地区。时过境迁，身份呼唤。承接了英国产业转移的红利，美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开始用同样的手段报复欧洲。一面拼命出口工业品，一面用高关税把欧洲商品拒之门外。长此以往，大西洋上的货轮从美国满载出发，回航时却往往空着，极其浪费。怎么办？干老本行，运人。不过这次运的不是黑奴，而是在欧洲混不下去的南意大利人（黑手党）、憎恨英国的爱尔兰人、被匈牙利压榨的克罗地亚人、对德意志帝国不满的农民和科学家。前后两个世纪的人口流动，不仅给北美大陆带去了数之不尽的劳动力，更带去了现代科学史上数之不尽的丰碑。比如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人，都算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之一。留下姓名和更多的无名氏，共同缔造了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国度。那个时期的美国，确实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否定现代世界。但现在，人口与人才的流动突然变了味，海纳百川的心态不再，转而与金钱绑定。短期而言，直观的收入和民间的支持，是毫无疑问的好处；但长期而言，等于抛弃了曾经的信仰。从这一刻起，美国不再伟大，降维成了普通国家。(全文完）

格隆汇03-02 22:09

联邦法官暂时阻止特朗普反DEI 行政命令关键部分的执行

普行政命令的法律争议，正值DEI计划在美国社会引发争议之际。近年来，这一问题已在法庭、社交媒体，甚至白宫内部引发激烈讨论。自202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以种族为考量的大学招生政策后，反对DEI的情绪进一步高涨，而“DEI”也逐渐成为保守派用来批评国家发展方向和自由派政治的贬义标签。在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猛烈抨击DEI，称其具有破坏性且充满分裂，并誓言要在联邦政府全面消除DEI。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最初几天兑现了这一承诺，发布行政命令，旨在结束“非法歧视”，并恢复“以能力为基础的政府服务体系”。除了要求全面取消联邦政府内部的DEI和“环境正义”团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还指示各机构负责人列出可能因DEI做法而接受调查的上市公司、大学和非营利组织。此外，这些命令还规定，政府合同和拨款，需以公司和组织证明其未从事可能违反反歧视法的DEI实践为前提条件。对此，谷歌和德勤等公司已停止了某些多元化项目，例如基于人口统计数据的招聘目标。而其他企业仍在重新评估其DEI计划，因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威胁发起调查。 2月3日，由多个组织组成的联盟提起诉讼，试图阻止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这些组织包括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高等教育多元化官员全国协会、餐厅机会中心联合会，以及巴尔的摩市市长和市议会。他们认为，这些行政命令已经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例如，高等教育多元化官员全国协会表示，命令措辞含糊不清，使成员面临“无法接受”的选择：要么承诺不参与被禁止的DEI活动，冒着被罚款的风险；要么自我审查，以避免政府审查。在最近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指出，这些命令正在“制造恐惧，并已开始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压制核心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3 00:01

联邦雇员被解雇案第一轮惨败，暂未阻止特朗普大规模裁员计划

因一系列行政命令而备受关注，这些命令在美国社会的多个领域引发了混乱，甚至被认为是刻意制造的混乱。”该裁决发布之际，正值特朗普上任的第一个月，期间已有数千名联邦政府雇员被解雇。代表数十万联邦雇员的工会坚持认为，特朗普削减联邦雇员的做法与国会通过财政决策决定政府机构规模和方向的权力相冲突，同时也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的裁员程序。国家财政雇员全国工会（National Treasury Employees’ Union）主席多琳·格林瓦尔德（Doreen Greenwald）表示，法官库珀的裁决只是一个暂时的挫折，“联邦雇员最终会在法庭上挑战这一非法的大规模解雇行动，以及其他针对他们工作、机构和国家服务的攻击。” 此诉讼是针对特朗普一系列行政命令的80多起诉讼之一。工会本周还提起了另一项诉讼，质疑加州大规模解雇员工的行为。

Lisa02-22 02:13

不，马斯克又在传谣了，并没有150岁的人在领社会保障福利

露了大规模的政府欺诈行为，最近他对准了美国社会保障局(SSA)，声称150岁的老人还在领取社会保障福利。专家们指出，这很有可能只是因为政府系统使用古老的COBOL编程语言，该语言在出生日期缺失时会自动编为1875年，因此2025年的所有相关条目都将显示150岁。按规定，社会保障局自动停止向年满115岁的人发放福利。上周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川普总统交谈时，马斯克第一次提出了这种说法。当时他声称“粗略地检查一下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150岁的老人。你认识150岁的人吗？我不知道。它们应该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所以我认为它们可能已经死了。” 周一早些时候，马斯克在X上的一篇帖子中指出，社会保障数据库中有数百万人被记录为百岁老人，“死亡字段设置为FALSE！” 他的帖子配有一张图表，显示年龄在100岁及以上的用户超过2000万，其中130-139岁的用户超过390万，140-149岁的用户超过350万，150-159岁的用户超过130万。周二，他写道：“数千万人在社会保障中被标记为‘在世’，而他们实际上已经死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虽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但右翼评论员在网上引用了这一说法。一些中文媒体甚至已经称其为“史上最大欺诈案”，将马斯克奉为“廉政英雄”。以下是核心事实：社会保障数据库中存在150岁的老人，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使用的COBAL语言，对日期缺失值编码导致；从实践上来看，SSA自2015年以来，已经自动停止向年满115岁的人发放福利； SSA会基于死亡信息停止向受益人付款，数据库中98%的100岁及以上老人没有收到任何福利；马斯克很有可能是基于社保局中央数据库得出了超龄老人领福利的结论，但该数据库没有及时更新死亡信息记录，因此导致他的数据加起来已经远超美国总人口；审计显示，只有不到1%的社会保障金被不当支付，远低于私人保险公司，想要解决该问题，更应增加对包括SSA在内的政府机构的技术和人员投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刀切式的裁员；马斯克和DOGE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获得极度敏感的社会保障数据，这值得警惕。为什么社会保障数据库中可能存在150岁的老人在看到马斯的帖子后，很多专业人士很快给出了解释：150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存在欺诈，而只是源于一种可能过时的编程语言。一些专家对《连线》(Wired)杂志表示，SSA的福利系统主要是用COBOL编写的，COBOL是一种有60年历史的编程语言，它支撑着SSA的数据库以及许多其他美国政府机构的系统。如今，COBOL已经很少被使用了，因此，马斯克手下的年轻工程师们很可能对它并不熟悉。关于COBOL系统，一个基本事实是，数据库中管理着数亿条记录，这些记录是通过手动输入数据并经过 50 多年迁移而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数据中出现一些错误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日期，这个系统本身没有原生日期类型，日期通常需要程序员自定义逻辑进行解释。比方说，最初程序员用五位数字符代表日期，90年代发展为六位，到了千禧年改为八位，格式也有调整。这就导致日期数据可能出现混乱。如果日期缺失或矛盾（比如移民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或者老人家在不同文件上填的生日不同），特定的程序员可以会使用一个约定成俗的占位符值，把缺的数据填起来。最常用的是1875年，一个解释是，这是因为巴黎举行的国际标准制定会议是在当年5月20日；另一个解释是，美国的社会保障是从1935年推出，要获得福利起码要年满65岁，这意味着第一批定期领取社会保障金的人在1880 年，算进5年的冗余，1875年可以视为有记录以来的最早生日年份。因此，在COBOL和其他一些类似的老式编码系统下，日期的缺失值将默认为1875，到了2025年，将产生150的整数。马斯克本人未解释他和DOGE究竟是在哪个数据库中，使用了何种搜索方式，搜到了100多万150岁以上的老人（或死人）还在领社保，但从现实来看这个操作根本不可行，因为社会保障局已经明文规定，停止向 115 岁的人支付福利金。自 2015 年 9 月起，该机构已自动停止向任何年龄超过这一门槛的受助人支付福利金。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显示，美国大约有10万名百岁老人，但没有人超过114岁，所以这个规定基本不会误伤到一个老人。社保局规定，推定115岁或以上老人已死亡并终止其福利。来源：社安局网站(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202602578) 此外，马斯克没有解释家属是冒领已故老人的福利，还是合法支取抚恤金。大多数去世的成年人都会留下配偶和子女，包括成年残疾子女，根据死者的收入水平，他们可能有资格领取多年福利。因此，该记录可能会保持很长时间。例如，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最后一位领取内战抚恤金的人是一位退伍军人的残疾女儿，她在2020 年去世，而其父生于1846年。根据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数据，截至2020年，有 33 名幸存配偶和 18 名子女仍在领取与 1898 年美西战争有关的抚恤金。前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高管托马斯·德雷克(Thomas Drake)在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表示：“DOGE进入所有这些机构，基本上不受限制地进入，对代码、数据库和配置的业务逻辑、相关支付系统和综合决策树背后的业务逻辑和结构一无所知，这对所有这些记录中数百万人的隐私和个人数据构成了真正的风险。” 社保局数据库中确实有死者，但极少存在冒领马斯克截图的数据库总共列出了近4亿人，这些数据加起来远远超过了SSA每月支付的受益人数，截至今年 1 月，该数字约为 7300 万。这也远远超过了整个美国人口，在2020年的上一次人口普查时，美国总人口约为3.41亿。马斯克将这也作为了存在欺诈的证据，但他很难解释，SSA是从哪儿变出了这么多钱来支付3亿多超额人口，如果多年这么付钱，SSA早就崩溃了。更可能的解释是，他使用的是一个未及时标注死亡信息的数据库。 SSA的中央数据库被称为Numident，Numident会记录每一位美国合法居民所分配的社会安全号码。 SSA监察长办公室在2023年的审计中调查了Numident中所有年满100岁、且没有死亡信息记录的社会安全号码持有人，这次审计使用了截至2020年12月更新的数据，发现1890万号码持有者在1920年或之前出生，并且在Numident中没有死亡信息，这意味着他们在管理系统中技术上被记录为活着。这当中有1090万出生在1899年甚至更早，审计员写道，“社会保障局很可能没有收到或记录这 1890 万人的大部分死亡信息，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几十年前就去世了，是在使用电子死亡报告之前。” 2023年的审计显示，有1890万持有社安号码的百岁以上老人被标注为“在世”。来源：SSA网站（https://oig.ssa.gov/assets/uploads/a-06-21-51022.pdf）但同样的审计发现，在过去的50年里，这些号码持有人，有大约98%的没有收到SSA的付款，也没有向SSA报告收益。换句话说，在近1900万人中，只有4.4万人收到福利。皮尤研究中心称，截至2020年，也就是本次审计研究的时候，大约有8万名美国人是百岁老人。审计人员表示，不存在系统性的欺诈活动。在Numident以外，社安局有其他方式来记录和核查申领人的身份，社安局网站显示，“我们收集死亡信息以管理我们的项目。我们从许多来源收到死亡报告，包括家庭成员、殡仪馆、金融机构、邮政当局、州和其他联邦机构。” 马斯克的帖子显示，大约有2080万100岁及以上的人在SSA的数据库中注册。这与SSA在2023年审计中发现的1890万的数据是较为相符的。因此，他的帖子很可能显示的是Numident中没有记录死亡信息的人口数量，而不是真正领取社会保障福利的老年人的数量。这些是SSA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所有数据都在SSA网站上列明，并不是马斯克发现了什么天大的欺诈案。为什么SSA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SSA在2015年的审计中，发现Numident系统未能广泛记录失踪和死亡人口，之后SSA官员改进了其系统，到了2023年审计时，已经对超过1070万份Numident记录的死亡信息做了更新，其中包括超过600万份112岁以上的记录。但是2023年的审计显示，死亡登记缺口仍然很大，尤其是电子化之前的记录。为什么？简单说，缺钱。 SSA官员们说，1890万年龄在100岁以上、没有死亡记录的号码持有人，只占政府发放的5.31亿个社会安全号码的一小部分，而且1890万号码中“几乎没有”人目前领取社会福利金。 SSA还确定，“这些选项的实施成本很高，对该机构几乎没有好处，会在很大程度上重复数据交换消费者已经获得的信息，并会给各州和其他数据交换伙伴带来成本。” 更新Numident系统当然是最佳实践，而且社会保障有时确实会不恰当地发放养老金。根据社会保障局监察长2024年7月的一份报告，在2015年至2022年财政年度（包括川普的第一任总统任期）期间，社会保障局支付了近718亿美元的不当款项，占付款总额的0.84%。 2021年11月的一份监察长报告发现，约2.4万名受益人在死后获得2.98亿美元的赔偿金。（报道称，大约8400万美元被退还。）但不当付款只占所有付款的0.84%，因欺诈而导致的付款更是微不足道。这与私人保险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美国精算师协会去年 9 月发布了一份关于私人保险的报告，结论是“保险欺诈现象十分普遍”。阻止不当付款（包括因欺诈而产生的极少数付款）的最佳方法，是为社会保障管理局配备足够的人员，升级基础设施。但社会保障局多年来一直难以获得资金和高质量人才。智库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研究员C·尤金·斯图尔勒(C. Eugene Steuerle)对事实核查网站PolitiFact说：“如果有人担心社会保障的管理，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工作量一边增加，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一边已经被削减了好几年。积压的伤残保险索赔越来越多。”他补充说：“社保局复杂的数据库需要一流的专家来修复和升级，但政府的薪酬水平不够高，无法吸引信息技术部门提供的最好的人才。多年来，他们甚至不被允许购买最好的软件。” 而在川普2.0时代，这甚至更难。在当地社会保障办事处进行面对面申领和交易，可以更容易发现欺诈者。不幸的是，本地社保办公室将面临关闭。马斯克已指示总务管理局终止所有联邦办公室租约，包括所有社保办公室。将社保信息交给马斯克，才是真正的危险上周末，《纽约时报》报道称，DOGE成员试图访问“包含大量美国人个人信息的内部数据存储库”，而社会保障局代理局长歇尔·金(Michelle King)坚拒这一要求，最终金决定辞职。这一消息敲响了警钟，支持者警告称，马斯克正在采取行动，获取高度敏感的数据。 “没有办法夸大这是多么严重的违规行为。我的理解是，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进步倡导组织社会保障工作(Social Security Works)的总裁南希·奥特曼(Nancy Altman)说。特曼周一对美联社指出，SSA“有申请残疾津贴者的综合医疗记录。它有我们的银行信息，我们的收入记录，我们孩子的名字和年龄，等等。老年人特别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数据泄露会使诈骗数量激增。而且，如果有惩罚敌人的意图，有人可能会抹掉你的收入记录，使你无法领取你已经获得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福利。” 社安局数据库中存在大量死者信息未更新，这是早已进行审计并公开的技术问题，各项数据和结论在社安局网站上有据可查。社安局禁止115岁以上老人领取福利的规定，收集和核实死亡信息的实践，已经确保几乎没有人冒充百岁以上去世的老人继续领福利。包括社安局在内的联邦机构基础设施落后，而遏制不当支付需要资金和人才的大力支持，包括像马斯克这样的技术人才的支援。但现在这些由来已久的技术问题被马斯克扭曲夸大，当成了大规模、系统性欺诈的证据，与此同时，马斯克正在翻找每一个美国人的私人信息，谁来阻止他？查看更多精彩文章，请前往正义补丁网站justicepatch.org 参考资料： https://www.commondreams.org/news/musk-social-security https://www.politifact.com/article/2025/feb/17/are-150-year-old-americans-receiving-social-securi/ https://www.newsweek.com/elon-musk-responds-social-security-concerns-2032503 https://thehill.com/opinion/5148448-elon-musk-targeting-social-securit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istory/2020/06/04/she-was-last-american-collect-civil-war-pension-7313-month-she-just-died/ https://www.snopes.com/news/2025/02/18/musk-150-year-old-social-security/ http://wired.com/story/elon-musk-doge-social-security-150-year-old-benefits?utm_source=pocket_shared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1 00:00

马斯克引爆社保炸弹：美国史上最大欺诈疑云，社保局代理局长辞职！

体平台X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指控美国社会保障系统可能存在史上最大规模的欺诈行为。这一指控迅速引发了全美乃至全球的广泛关注。马斯克在X上表示，美国社会保障系统疑似存在严重问题：超过3.94亿人领取社保，其中百岁以上老人竟超过2000万，甚至有人年龄高达360岁。更令人震惊的是，社保号数量与实际公民数相差高达6000万。这些数据显然与常识相悖，引发了公众对社保系统透明度和准确性的强烈质疑。然而，社会保障局监察长在此前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却指出，从2015年到2022年，错误支付的福利仅占总数的0.84%。这一数据与马斯克的指控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社保系统的真实情况更加扑朔迷离。就在这一风波尚未平息之际，据《华盛顿邮报》最新报道，美国社会保障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代理局长Michelle King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突然离职。报道指出，她辞职的原因是拒绝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简称DOGE）访问该机构敏感政府记录的请求。美国白宫发言人Harrison Fields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King已不再担任该机构的负责人。他表示：“特朗普总统已提名经验丰富且才华横溢的Frank Bisignano领导社会保障局，我们预计他将在未来几周内迅速获得确认。在此期间，该机构将由一位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反欺诈工作的官员担任代理局长。特朗普总统致力于任命最优秀、最合格的官员，他们的工作目标是为美国人民服务，而不是讨好那些长期未能履职的官僚机构。” 这一人事变动迅速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和讨论。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民间组织“社会保障工作”负责人Nancy Altman透露了Michelle King与马斯克之间的冲突细节。Altman表示，冲突主要围绕美国政府收集的社保数据，这些数据包括美国纳税人的银行信息、社会保障号码、收入记录、婚姻状况、出生日期等。如果有人申请残疾福利，相关信息里还包括他们的医疗记录。 Altman指出，因为不同意让马斯克获取这些敏感信息，为该机构工作了几十年的Michelle King就被撤职了。但她并没有被要求离开社保局，而是自愿选择现在就退休。Altman推测，接任的代理局长很可能会向马斯克交出这些数据。白宫新闻秘书Karoline Leavitt此前也透露，特朗普已指示马斯克和DOGE团队调查社会保障局的欺诈行为。尽管该团队尚未“深入审计账目”，但已经怀疑存在广泛的欺诈行为。事实上，社保局一案并非DOGE首次因试图访问敏感信息而受到质疑。自马斯克成立DOGE以来，该团队已经多次因试图访问联邦机构的敏感数据而引发争议。据相关报道，一名与DOGE相关的员工计划访问美国国税局（IRS）存储敏感纳税人信息的系统。这一行为立即引发了隐私保护倡导者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他们担心，一旦这些敏感数据落入DOGE手中，可能会被滥用或泄露，对纳税人的隐私造成严重侵犯。本月，DOGE还访问了美国财政部的支付系统，该系统存储着社会安全号码和其他机密的财务信息。这一行为同样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质疑。美国司法部律师们最初同意暂时限制DOGE访问财政部系统，仅允许两名员工在“必要时”以“只读”权限访问。然而，一名法官后来暂时禁止了政治任命人员和特别政府雇员（包括DOGE工作人员）访问财政部存储的敏感和机密信息。此外，美国国土安全部长Kristi Noem本月也表示，特朗普已授权马斯克访问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存储的灾害数据。这一决定同样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许多人担心，马斯克和DOGE团队在访问这些敏感数据时可能会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从而导致数据的滥用或泄露。综上所述，马斯克和DOGE团队在调查社会保障局欺诈行为的过程中，已经引发了多起争议和质疑。他们试图访问敏感政府记录的行为，不仅遭到了部分政府官员和隐私保护倡导者的强烈反对，还导致了社保局代理局长的离职。这一系列事件无疑给美国社会保障系统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随着DOGE团队对社会保障系统的深入调查，更多的问题和争议可能会浮出水面。而美国政府和公众也将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以确保社会保障系统的公正、透明和安全。同时，如何平衡政府效率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将成为未来美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金融界02-19 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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