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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的评论指出，购买美国货这句营销口号本意是要改变消费者习惯、促进国内制造业，但悠久的历史却揭示出更为阴暗的动机。
当一群愤怒的殖民者闯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船只，将数百箱进口茶叶倒入水中时，其中一些人觉得自己正在煽动一场革命。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也在推动一场将持续数个世纪的营销活动。
波士顿倾茶事件是“非进口运动”的巅峰，殖民者通过抵制海外商品并羞辱那些不愿参与抵制的人来抗议英国的统治。对于早期的美国人来说，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爆发关乎生存：帮助传播了英国是外部敌人的观点，并鼓励人们反对英国的经济统治。
近年来，这一理念被简化为一句口号：“购买美国货”。
“购买美国货”运动此后被周期性地提出，尽管目标不再那么具有革命性。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自称“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的总统，以此回应外界对他政府混乱的关税政策的批评。他的理论基于经典的保护主义：不受限制的外国进口削弱了美国工业，因此，通过提高外国商品的价格使其对消费者不那么有吸引力，可以保护高薪的美国制造业工作，并扩大国内经济。
这种逻辑吸引了政治光谱两端的人。许多美国人本就认为外国商品是劣质垃圾，那么为什么不购买能够帮助自己邻居保住工作的产品呢？
“购买美国货”运动是否真的奏效，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
从表面上看，其有效性的最明显指标应该是全国消费趋势的持久、即使是微小的逆转——国内商品的消费占比应当回升。然而，这方面的证据寥寥，部分原因是数据受到了干扰：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最大的“购买美国货”运动通常是在经济衰退期间推出的，并伴随着严格的关税政策，而这两者本身都会导致进口商品数量骤减。
同一数据显示，一旦衰退结束，进口商品的数量很快就会恢复到先前的趋势。如果仅靠民族主义情绪就足以改变美国消费者的习惯，那么数据应该会有所反映，而不会如此紧密地与整体经济状况同步。
另一个衡量“购买美国货”运动是否有效的指标，是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长，或者至少是现有岗位的保留。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历史学家达娜·弗兰克在她的著作《购买美国货：经济民族主义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购买美国货”运动分别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而这两个时期，美国制造业工作都在大量流失。
在1930年代，赫伯特·胡佛总统的关税政策——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加深了大萧条。直到美国加入二战，大量政府投资于国防采购后，制造业才迎来了显著复苏。在那个时代取得的制造业增长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得以维持，高水平的工业工会会员比例帮助中产阶级工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繁荣期。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美国国内制造业就业人数在1979年年中达到顶峰，达1960万。然而，随后油价危机、沃尔克冲击以及里根对工会的打压接踵而至。到1983年初，这一数字减少了近300万。
随着经济衰退结束，到80年代中期，约有一半的工作岗位得以恢复，但美国再也没有超越70年代末的就业峰值，即使“购买美国货”运动仍在继续。
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人们原本期待私人资本会因购买美国商品的浪潮而大量流入美国工业，但事实证明，这种投资潮从未发生过。
在全球化供应链的现代世界里，“购买美国货”运动要想奏效变得更加复杂。
商品和服务往往难以简单地归类为“外国”或“本土”：达美航空是一家美国航空公司，但机队中有数百架飞机来自空中客车，这家企业总部位于法国图卢兹，并在欧洲和北美设有工厂。那么，乘坐达美航空算是购买美国货吗？
本田是一家日本公司，但在俄亥俄州生产雅阁，这能算吗？那雪佛兰Silverado呢？这款车型由一家美国公司制造，但生产工厂分布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并使用部分进口零部件。
这些还只是部分需要消费者仔细思考的重大购买决策，而且这些行业受到严格监管，普通消费者还能较容易地查到产品的来源信息。可对于日常用品呢？
即使你的棉质毛衣是在美国编织的，你能找到这件衣服的棉花来源地吗？
如果“购买美国货”运动无法实现既定目标，那真正目的是什么？
根据历史学家达娜·弗兰克的研究，这些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共同点有两个：首先，往往由企业利益集团主导，尽管也常常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
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许多富有的商人阶层支持抵制进口商品，部分原因是这使他们能够清空积压的劣质商品，并抬高走私外国商品的价格。在1933年，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利用自己的媒体影响力，让“购买美国货”运动迅速走红，他指示旗下二十多家报纸连续数月每天在头版宣传这一运动。
到了1980年代，最热衷于“购买美国货”运动的人之一是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业巨头罗杰·米利肯，他以强硬反工会立场闻名，并且后来成为传统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他向这场运动的市场推广投入了数百万美元，通过“Crafted With Pride”组织资助制作美国工人失业的电视广告、赞助“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并敦促沃尔玛在店内专门设置美国制造商品的展示区。
第二个共同点是，这些运动通常出现在国家经历重大创伤的时期。
弗兰克在分析赫斯特时写道：“1933年初的‘购买美国货’运动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的言论落在了一片肥沃的土壤上——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总统对此视而不见，而许多人本就倾向于内缩自保。”
泛意义上的“购买美国货”运动不仅排斥外国商品，还常常针对外国工人，甚至包括那些在美国境内的非白人劳工。至少在这一点上，“购买美国货”运动确实发挥了作用：将美国工人的不满和社会动荡转移到外部威胁上，而非国内掌权者身上。
这样一来，劳工经济中最重要的关系不再是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美国人与外国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而大企业则更容易把自己塑造成普通劳动者的盟友。
企业可以宣称，他们愿意善待员工，只要有足够的客户支持他们这么做。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制造业被逐步削弱，那些原本稳定的工会工作岗位被更不稳定的服务业和护理工作取代。如今，美国社会严重分裂，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最富有的前10%人群手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此归咎于移民，认为移民夺走了本土工人的好工作，或是占用了他们本不应享有的公共资源。
美国人从小被教育要将自己视为消费者，并承担超越公民义务的经济责任，这使得“购物即爱国”这一概念得以成立。从表面逻辑来看，“购买美国货”一直是一个跨越政治光谱的“容易推销的”口号——可以制造团结的幻象，尽管并不会真正改变消费行为。而当前政府不过是在重复这一套老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