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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第四季度生育率跌至0.65 再创历史新低

数据显示，韩国2023年第四季度的总和生育率降至创纪录的季度低点0.65，加剧了这个正在快速老龄化和出生率快速下降的国家的人口危机。去年第四季度，韩国女性一生中的平均预期生育数为0.65个，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05个。这是有统计以来所有季度数据中最低的，而且远低于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保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数据显示，韩国2023年的总生育率也从前一年的0.78降至0.72。从2015年的1.24开始，韩国的生育率一直在逐年下降，而且下降速度正在加快。 2023年出生的婴儿数量同比下降7.7%，至22.9970万，创历史新低。过去几年，韩国出生人口一直在持续下降，2017年首次跌破40万大关，2020年进一步下降到30万以下，2022年下降到25万以下。仅在去年第四季度，新生儿数量就减少了6.9%，至52618人，也是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韩国去年的生育率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低的。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严峻的人口结构变化，因为许多年轻人选择推迟或放弃结婚或生孩子，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和生活方式，以及高房价、严峻的就业市场和经济放缓的挑战。韩国统计厅预计，到2072年，韩国将成为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国家，平均年龄将从2022年的44.9岁增加到2072年的634岁，人口将从去年的5100万下降到2072年的3622万左右。

金融界2024-02-28

韩企员工生娃奖励1亿韩元

为提高持续低迷的生育率，韩国政府发力的同时，企业也开始“放大招”，拿出真金白银鼓励员工生育。不过，韩国破纪录的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仍是一个未知数。据韩国《首尔新闻》报道，韩国双铃集团22日宣布，工龄5年以上的员工，今年1月1日以后生育第一胎奖励3000万韩元，第二胎奖励3000万韩元，第三胎奖励4000万韩元。此外，公司还将为有生育障碍的夫妻提供体外受精的费用。

金融界2024-02-26

桐乡生育样本：三孩生育率连续两年不到3%

报于近日公布。数据显示，这座城市的三孩生育率连续两年不到3%。其中在2023年末，桐乡全市户籍人口71.79万人，较上年增长0.4%；全年出生人口3888人，出生率为5.43‰；死亡人口6251人，死亡率为8.7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0‰。符合政策生育率达100.0%，其中，一孩生育率58.93%，二孩生育率38.40%，三孩生育率2.51%。

金融界2024-02-24

出生人口塌陷？！智库报告：中国育儿成本“几乎全球最高” 生育意愿极低

FX168财经报社(香港)讯在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之际，北京智库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育儿成本“遥遥领先”世界，养娃到本科毕业平均花费68万人民币。中国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牵头的育娲研究院星期三（2月21日）发布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报告显示，抚养一个孩子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平均成本为68万元。这份题为《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的报告说，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的成本与人均GDP之比约为6.3倍，远高于澳大利亚的2.08倍，法国的2.24倍，美国的4.11倍，日本的4.26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报告称，通过研究分析得出：全国家庭0至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约68万元。女性承担着养育孩子的特殊负担。报告说，为了养育孩子，女性有薪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女性受到的影响要比男性大得多。报告说，由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生育不友好，女性生育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太高。” 报告称，“由于生育成本高、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困难等原因，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 由于生育成本过高、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2个，而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报告指，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双双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出生人口从2017年开始持续下降，2023年已是连续第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不到2016年的一半，用出生人口塌陷来形容现在的人口形势一点也不夸张。报告建议通过补贴生育、增加出生人口，减轻家庭负担，增强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报告所称的生育成本，包括从怀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养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其中“育的成本”占了大头，“生的成本”仅占很小一部分。此外，生育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报告称，生育成本过高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负面因素。为此，中国亟需尽快出台减轻生育成本的政策。育娲研究报告强调，国家层面迫切需要采取政策尽快降低生育成本，例如提供现金和税收补贴、改善儿童保育服务、实行平等的产假和陪产假、引进外国保姆、允许灵活工作并赋予单身女性与已婚女性相同的生育权利。报告说，这些措施综合起来将可以增加新生儿约300万个。

超启 2评论2024-02-22

梁建章团队：给三孩家庭购房打五折每年多生200万个孩子

家。基于中国在2023年已成为全球总和生育率（约1.0）最低国家之一的现状，梁建章团队提出了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减托儿所、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引进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推广灵活办公、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等9大建议。在购房补贴上，该团队建议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返还二孩家庭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地区，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该团队预计，购房补贴政策也能够将生育率提升20%左右，每年多生200万个孩子。

金融界2024-02-22

韩国拟出台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向员工提供生育奖励

）的生育补贴，以帮助提高韩国创纪录的低生育率。该公司表示，从2021年1月开始向生育1个以上子女的70名男女职员发放了70亿韩元，这些钱是以“礼物”的形式发放的，而不是“劳动收入”，以减轻他们的纳税负担。据青瓦台发言人透露，尹锡悦表示，企业的自发生育促进活动越来越多，“非常令人鼓舞”，并指示参谋们“立即制定税收优惠等各种支援措施，激活企业的自发生育促进活动”。韩国的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中预计生育的孩子数量——在2022年创下了0.78的历史新低，远低于维持该国5100万人口所需的2.1的更替水平。

金融界2024-02-14

中国人口危机幕后：火箭科学家用数学模型推算人口趋势，引出独生子女政策

算错误，后果比想像的要严重的多。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超过许多人的预期，引发了人口崩溃的恐惧，而如何应对，却可能会因为40多年前的误判而变得复杂。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一，于 1980 年开始实施。当时，世界各国政府都担心人口过多会阻碍经济增长。一位在莫斯科接受过导弹训练的科学家，推动了中国的这一政策，他把用于计算火箭轨迹的数学模型，应用于人口增长。 40 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老龄化比其他主要经济体要早得多。少子化和高龄化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没有兄弟姐妹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年轻女性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而且每年都在减少。中国政府对这种心态，到目前为止可说是束手无策。根据最近的政府数据，去年中国的出生人数减少了 50 多万，加速了 2022 年开始的人口下降。官员们提到育龄妇女人数迅速减少——比一年前减少了 300 多万，并承认 “人们的生育、推迟结婚和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政府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人口开始萎缩的时间甚至更早。数据公布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只有 5.25 亿人口。这低于他们之前预测的 5.97 亿人，也比现在的 14 亿人急剧下降。维多利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墨尔本人口研究负责人彭秀建说：”我们对2022年和2023年的预测已经很低了，但实际情况却更糟。”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接近平均每名妇女生育一个孩子，不到保持人口稳定的 2.1 更替率的一半。而在20 世纪 70 年代末，生育率徘徊在 3 左右。当时，中国正在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即将开始经济改革。一群科学家告诉他们，除非开始限制生育，否则一百年后中国将有超过 40 亿张嘴要吃饭，这让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其他官员感到震惊。在 1980 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些科学家撰写的文章，建议中国寻找应对人口过剩的办法，”把生育率降到 1……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那年秋天，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但是，这个计算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人口担忧中国并不是当时唯一担心人口过剩的国家。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全球人口迅速增长，人们担心人类的繁殖速度将超过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早在近两个世纪前就提出了这一观点。文革结束后，中国官员正在重振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家受到红卫兵的迫害，而其他从事与军事有关工作的科学家则受到部分保护。这群人中包括宋健，他是中国原子弹计划之父的门生，也是中国研究卫星和火箭的顶尖科学家之一。宋健曾在莫斯科学习，获得了数学分支控制论和军事科学的高级学位。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军方官员将他派往戈壁滩上的火箭和卫星发射场。宋最终成为中国主管科技的高级内阁成员，现年92岁。 1975 年，宋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访问荷兰屯特大学，在那里他结识了荷兰数学家吉尔特·扬·奥尔斯德（ Geert Jan Olsder）。三年后，两人在芬兰的一次会议上第二次相遇。奥尔斯德现年80多岁，他谈到自己与其他数学家的研究。是如何从全球资源有限的警告中受到启发，以及如何将数学模型应用于出生率。奥尔斯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宋健用流利的英语与其他人交谈，并对数学建模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他相信如果两个人没有相遇，中国仍然会开始某种人口政策，但也许会晚一些。他写道：”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长串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石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宋完善了他的建模，并与一个科学家团队开始计算不同的生育率会如何影响中国的人口数量。1979 年底，他开始向官员们提交报告。他计算出，按照每个妇女生育三个婴儿的固定生育率，到 2080 年，中国人口将达到 42.6 亿。凭借计算机辅助数学模型和政治关系，宋的报告引起了高层领导的注意。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苏珊·格林哈尔赫说，宋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将阻碍中国成为一个富裕的现代化国家。她说：”他用一种即将到来的人口经济和生态危机的可怕说法，来说服人们。” 为了避免人们的怀疑，官员们表示，如果出生率下降太多，中国也可以改变政策。在 1980 年的一封公开信中，共产党说：”30 年后，目前特别可怕的人口增长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然后（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在短短十多年内，生育率已降至更替率以下。年轻女性群体仍然庞大，这使得人口持续增长。但新生女婴的数量却在迅速减少。影响几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指出这一政策过时且存在缺陷。他们说，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经济条件的改善，中国的生育率会自行下降。宋志平的人口数学中缺少了一个因素，那就是人的行为。中国政府有时会采取包括强制堕胎和绝育在内的粗暴措施，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在宣传建立小家庭的好处，这些产生了独生子女好的观念。这种模式也没有考虑到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如果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他们更愿意生男孩。结果，年轻女性现在是中国人口困境的核心。她们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而且每年都在减少。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格林哈尔说，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女性，是按照中国政府的目标成长起来的，她们的人口数量较少，但素质较高：受过良好教育、精明能干、独立自主。她说：”这些女性不会接受回到家庭做家庭主妇。 “ 研究人员说，除了文化和社会变革外，宋的模型还没有考虑到经济力量，比如邓小平改革引发的向城市的大规模移民潮，这在推低生育率方面的作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领导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小组的退休人口学家左学金，在十多年前就对人口内爆敲响了警钟，他说，可能需要采取限制生育措施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多年来，人口过多一直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很难让政府和公众相信，中国将面临人口快速下降和老龄化的问题，”左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宋则认为计划生育是正确的决定。他在母校暨南大学 201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已经成功拆除了可能导致 “人口爆炸 “的炸弹。宋写道：”（人口）零增长是现代人类的宿命，也是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 他估计中国的人口要到 2035 年以后才会开始减少。这个估计偏差了十多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从 2022 年开始减少。中国政府称，独生子女政策阻止了 4 亿人出生，并经常将此作为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包括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人口学家对这一数字提出了质疑，称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中国的生育率会自行下降。人口学家的困境即使在 2015 年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完全废除生育限制，只是转向了二胎政策。现在，北京正在敦促人们生育三个孩子，宣称需要回归 “生育友好型文化”。企业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试图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需要更多的婴儿。旅游服务提供商携程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北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教授梁建章，与他人共同创办了一家专注于人口和公共政策分析的私人智库育娲人口研究所。梁估计，中国需要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5%（大致相当于教育支出）用于直接补贴，以促进生育并降低养育子女的成本，才能使生育率恢复到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1.4。他的公司每年为长期员工的每个孩子发放 10,000 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直到孩子 5 岁为止。人口学家正在努力赶上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步伐。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还是基于中国 2020 年的人口普查，并假定生育率为 1.19。联合国人口估计和预测部门负责人帕特里克·格兰德说，他们的计算方法是想反馈长期趋势，并不是为快速变化而设计的。他同意其他研究人员的观点，即中国的生育率更接近1.0。他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每年的生育率变化如此之快，我们的人口（预测）结果会比两年前的预期要小。” 联合国计划在 7 月份更新预测。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资深科学家、中国生育限制的批评者易富贤，一直认为中国的情况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还要糟糕。易认为，根据其他可用数据（如入学率和新生儿疫苗接种数量）拼凑出的出生人口估计数，中国的人口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减少了。 “几十年来，中国所有的人口政策都是基于错误的预测，”易说。”中国的人口危机超出了中国官员和国际社会的想象。”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社会学家蔡泳说，一代年轻人一旦下定决心，就很难改变。蔡说，随着官方信息和政策向新一代宣传扩大家庭规模，现在的生育率有可能提高，但 “就算会提高，也不会是在短期内”。

加美财经2024-02-13

加拿大人口出生率跌至“惨不忍睹”！温哥华头胎妈妈平均32岁！房价果然是最好避孕药

月，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生育率在2022年创造了历史最低水平。每一名育龄加拿大女性仅生育了1.33个孩子，在加拿大150多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图自CBC，2024年加拿大统计局在报告中指出，从2021年到2022年，加拿大出生率下降了 7.4%，这是自1971年到1972年下降7.6%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而1971-1972 年的下降也是在议会通过避孕药和治疗性堕胎合法化的立法三年后发生的。数据显示，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对各省份影响不同。生育率最高的是萨斯喀彻温省1.69、魁北克省1.49和阿尔伯塔省1.45。最低的是BC省1.11、新斯科舍省1.18、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和爱德华王子岛，这两个省的生育率均为1.22。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虽然除美国外的所有七国集团国家的生育率在 2022 年均出现下降，甚至美国的生育率实际上小幅上升至1.67。因此，结论是加拿大的下降幅度是高收入国家中最大的。 △点击这里△ 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比加拿大女性还不愿意生孩子的国家包括韩国0.78、西班牙1.16、意大利1.24和日本1.26。生育率较高的发达国家包括法国1.8、英国1.52和德国1.46，以及美国的1.67。细心的朋友或许发现，BC省如果视为一个国家，则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仅比韩国的生育率高，甚至低于日本。所以有一种可能的推论是：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麦吉尔大学人口动态中心主任Sarah Brauner-Otto告诉CBC，加拿大人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并不稳定，这导致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也更加不愿意生孩子。 CBC不无担忧的表示，出生率降低是大问题，而更大的问题是出生率下跌的速度非常之快。数据显示，加拿大生育率的变化是2022年1.33、2020年1.41、2021年1.44、2019年1.47和2018年1.51。按照这种趋势跌到1以下甚至用不到十年。图自CBC，2024年 Sarah Brauner-Otto表示，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持续趋势令人震惊，但对于人口统计学家来说不会那么令人惊讶，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无可逆转。之所以说无可逆转是因为加拿大在1976年女性首次分娩的平均年龄是26.7岁，而到了2022年加拿大女性要到31.6岁才第一次做妈妈。尽管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提高了女性的有效生育年龄，但人口学家显然不指望接近32岁才生孩子的妈妈们可以挽救生育率。按照3年左右间隔计算，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至少也要到35岁左右了，这也是人口学家不认为出生率下降可以逆转的重要原因。加拿大统计局还承认，疫情对生育率有影响，但很有限。不过疫情导致的健康问题、心理问题、财务问题综合在一起还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Sarah Brauner-Otto认为，当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时，生育率往往会较低。当人们不确定自己的工作前景时，他们不会急于组建家庭。但加拿大作为移民国家，有应对出生率下降的办法，那就是大力引进新移民。去年加拿大98%的人口增长来自于新移民。不过人口学家还是建议加拿大政府加大力度扭转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因为数据显示，那些愿意生孩子的族裔，比如某些在原居国愿意生3个以上孩子的族裔，到加拿大之后出生率会迅速下降，而第二代移民成年后的出生率与本地人并无二致。所以宗教、文化、族裔等因素并不是出生率的关键，经济和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Sarah Brauner-Otto总结说，无论是不确定性，无论是财务压力，还是住房困难……认为生育率下降是这些更大社会问题的症状。总之，加拿大的生育率惨不忍睹。莱布里治大学(University of Lethbridge)全球人口和生命加拿大研究主席Susan McDaniel则表示：在加拿大，生娃就得开始操心托儿、上学、甚至为小孩准备今后的教育储蓄。说白了，加拿大养孩子昂贵，是人口出生率低的主要原因。菲沙研究所的一项报告说，在加拿大养孩子一年的费用，平均为13000加元。不过，每年1.3万加元听起来也不算很贵。至少不比中国的大城市贵。第二个原因是现代女性普遍注重自身的生活质量。孩子出生后，日常琐事太多，职业妇女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很辛苦，时间上也顾不过来，会影响自身的生活。 Susan McDaniel给出的第三个理由就比较扎心了。根据房地产网站Zillow一项新研究指出，六年的房价和出生率数据下降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平均来说，住房价值每增加10个百分点，25到29岁女性生育率下降1.5个百分点！因此，温哥华在4年期间生育率下降了2%。如果大家愿意大温地区的小学观察，会发现这里独生子女的比例远比想象的高，很多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这在欧美国家中也是比较少见的。加拿大政府与其卖力的吸引新移民还不如升级育儿补助政策，让更多家庭恢复生育意愿，这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之道。否则出生率跌到韩国那个水平，神仙来了都没救。声明：原创作品，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复制

加拿大乐活网2024-02-06

陆铭：人口数量红利已经告一段落，应更关注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配置红利

政策进行深化改革并有效实施，将会对提高生育率产生复杂且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人口跨地区自由流动可带来收入水平提高，正面效应在于家庭在考虑育儿成本时承受的压力相对较小，但反面影响则在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会认为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较高，尤其是对职业女性而言，较高的收入可能使她们更倾向于保持职业状态，而非生育抚养子女，这形成了一把双刃剑。同样地，城市间的生活成本差异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大城市虽然收入水平高，但也伴随着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机会成本。总体来看，收入水平上升导致生育机会成本增加进而抑制生育意愿的作用在我国显得更为突出，这一点可以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印证。

金融界2024-01-30

首席经济学家夏乐：中国退休人士的年龄从全球来看相对较低

加剧人口负增长的趋势。那么这对于未来的生育率肯定是会有一定影响。从政策角度来讲，如何能够对冲，或者说是如何来鼓励生育，我相信，不单单是对于中国，应该是对于全球都是很重要的话题。对于中国来讲，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空间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智能化、自动化替代劳动力。在养老金方面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革。现在中国的退休人士的年龄在全球来讲是相对比较低的，特别是跟发达国家相比，美国退休年龄六十七岁，很多欧洲国家退休年龄也超过六十五岁。在创新能力方面，中国的好处是人口基数大。有一千万人创新和有一亿人创新，这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参与创新的人数其实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所以我们要提高个人的能力，增加人口的素质，增强他们参与创新的能力，如果外边再有好的环境，那么我相信中国应该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毕竟我们的人口基数很大，不到1000万的出生人口其实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数。以日本为例，日本在2012年时，还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在的时候，就推出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说对于育龄妇女的补贴，建幼儿园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那么在政策这样的杠杆调节之下，至少抵御人口问题对于经济的冲击，让它最小化，应该说是非常有希望。特别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是中等收入国家，那么还是有很多空间来发展经济。所以如果政策得当的话，我想人口问题对于我们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备注：本文分享于2024年1月19日】

金融界2024-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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