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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部长”大手伸向英国：正考虑推动现任英国首相下台！

有可能为英国的另类政治运动，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英国改革党争取支持，从而在下次大选前迫使英国更换首相。在英国议会制度中，首相掌握权力是因为他们领导的政党拥有最多的议员。近几十年来，包括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内的几位首相都曾在选举中赢得大比分优势，但却因民望下降而中途下台。这位特斯拉、SpaceX和X的首席执行官在过去六个月里对英国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斯塔默政府提出了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在过去的一周里，他要求英国对历史上的诱拐案件进行新的全国性调查，这些案件涉及英国多个城镇中主要由英籍巴基斯坦男子组成的团伙对英国女孩的侵害。马斯克指责斯塔默是英国强奸案的 “同谋”，后者曾任英格兰和威尔士检察长，负责处理儿童性虐待案件。他还将英国保障部长Jess Phillips描述为“强奸种族灭绝辩护者”，此前她拒绝了奥尔德姆（Oldham）议会的调查申请。斯塔默强烈驳斥了马斯克对他担任检察官期间的批评。他在周一表示，那些 “散布谎言和错误信息 ”的人对受害者不感兴趣，而是对 “他们自己 ”感兴趣。Phillip指控马斯克正在危及她的生命。右翼政治评论员Matt Goodwin说，马斯克和其他美国人过去一周对英国的诱拐团伙丑闻 “着迷”，部分原因是 “这太可怕了”。但他说，他也相信这是因为马斯克 “本能地不信任工党政府和斯塔默”。上周末，马斯克与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划清界限的举动令人震惊，这位英国改革党领导人希望马斯克在不久的将来向其政党提供大笔捐款的愿望破灭了。马斯克说，“改革党需要一位新领袖”，而 “法拉奇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据了解马斯克想法的人士称，马斯克一直在研究取代法拉奇担任该党领袖的可能人选，其中包括英国改革党议员鲁珀特-洛威（Rupert Lowe），并探究了取代法拉奇的机制。最近几个月，英国改革党的支持率一直在上升，民意调查显示，22%的公众支持该党，高于7月大选时的14%。与此同时，根据Politico的民意调查，工党的支持率为28%，保守党为24%。马斯克与法拉奇出现裂痕之前，两人上个月曾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Mar-a-Lago）会面，这位英国改革派领导人称马斯克为 “朋友”。法拉奇周二淡化了这场争吵。他告诉媒体，他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会见马斯克，并计划前往美国参加特朗普在华盛顿的就职典礼。他补充说，“我无意与马斯克开战，我也不会这样做。” 相比之下，斯塔默预计不会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保守党领袖凯米-巴德诺克（Kemi Badenoch）目前也不打算出席。

金融界01-10 08:11

中美重磅！金融时报专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一个对特朗普进行报复的计划

当选并不感到惊讶，他们将他的回归与全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联系起来。北京方面认为，它现在明白了特朗普的策略，以操纵他的政府。中国的信心基于这样一个结论——不管准确与否——2025年的中国不同于2017年，美国和世界也不同。许多中国人认为，即使在最近的挑战中，习近平在政治上更强大，经济上更自力更生，更有弹性。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经济更加脆弱，美国政治也存在严重分歧。在地缘政治上，北京方面认为美国在全球南亚和亚洲的影响力正在下降，而对中国愿景的支持正在上升。习近平已经表示，他将把自己与特朗普的关系视为纯粹的商业关系。他不会亲自拥抱特朗普，为了产生影响力，他会尽早进行严厉的报复。北京实际上拒绝了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参加就职典礼的邀请。但北京方面也发出信号，希望进行对话，并对达成避免新关税的协议持开放态度。然而，喜欢使用秘密渠道的中国人正在努力寻找合适的渠道来理解特朗普“真正”想要什么。北京方面的基本假设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华盛顿及其盟友将继续敌视中国。因此，习近平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因为他希望在经济方面有一些喘息空间，这样中国就可以集结力量进行长期竞争。 Medeiros指出，北京方面仍然担心，特朗普的团队将专注于更深层次的经济脱钩，中国的政权更迭，以及对台独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遏制和破坏中国稳定的手段。因此，习近平去年11月在秘鲁与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会晤时提出了四条“红线”，向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发出明确的信息。 Medeiros表示，北京方面计划对特朗普的回应分为三类：报复、适应和多样化。近年来，中国政府效仿美国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和监管调查措施，可能对美国企业造成伤害。中国政府无法在关税方面以牙还牙，因此它将寻求以造成最大痛苦的方式增加成本。对中国来说，不进行报复将是国内软弱的信号，只会鼓励特朗普。这种报复已经开始。2024年底，北京方面阻止用于芯片制造的关键矿产向美国出口，挤压美国制造无人机的供应链，威胁要将一家知名美国服装公司列入黑名单，并对英伟达(Nvidia)发起反垄断调查。通过采取这些行动，北京正在预览其能力，并创造未来的谈判筹码。中国的第二个战略是适应。从2023年秋季开始，北京开始实施强有力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以帮助企业，现在是消费者。这种政策转变正在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尽管影响并不均衡。这当然是迫切需要的，但其范围和性质也是在考虑到可能发生贸易战的情况下制定的。中国的第三个战略涉及扩大经济联系。北京方面正在讨论单方面削减来自非美国合作伙伴的进口关税。在秘鲁之行中，习近平为一个深水港揭幕，该港口可能重塑中国与拉美的贸易格局。拉美是美国以外重要的食品、能源和矿产来源。 2024年底，习近平还首次参加与10个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的会晤。他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繁荣和开放的主导力量，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 Medeiros在文章最后提到，北京方面的信心与特朗普团队的信心不相上下。双方都认为自己占据上风，可以施加更多的代价，承受更多的痛苦。不过，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错。

tqttier01-06 08:50

观点：自由主义者为何难以应对特朗普再度上台？可以回顾下他们对1989年错误的欢呼

3年波兰议会选举中，唐纳德·图斯克以反民粹主义胜利重新成为波兰总理。他的成功并非因为承诺维持现状，而是因为他的政党“公民纲领党”成功塑造了新的政治身份。图斯克的政党在诸如堕胎权和工人保护等争议性问题上，采取了更进步的立场，同时又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他为波兰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宏大叙事，而不仅仅是不同的选举策略。尽管“公民纲领党”的成功仍需依赖与其他政党的联合，这种治理基础可能较为脆弱，但至少提供了一种模板，展示了自由主义中心如何重新塑造自己，遏制非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面临的风险很高：未来几年，美国政治可能堕入残酷、琐碎的复仇情绪，甚至更糟。但自由主义者若以捍卫正在消失的现状来应对此时刻，无疑是错误的。这样做只会使他们沦为特朗普行动的被动反应者。反抗的心态或许是理解暴政的最佳方式，但却不是应对激烈政治断裂的最佳途径。在这种局势下，暴政虽然有可能出现，但并非不可避免。早在1989年，政治学家肯·乔维特（著有关于共产主义动荡的经典研究《新世界混乱》）就观察到，这种类型的断裂迫使政治领导人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在这种时刻，过去那些“神奇的词语”不再奏效。比如，“民主受到威胁”这一口号在选举中对民主党的帮助几乎为零，因为许多选民根本不认为特朗普本身就是那个威胁。作家乔治·奥威尔曾指出，“看清眼前的事实需要持续的努力。” 理解新事物的挑战，即便其到来的事实无可否认，也意味着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旧秩序的消逝很少会引发哀悼。这一切可能令他们感到震惊。与2016年看似正确的应对方式相反，今天反对特朗普的人们的任务并不是抵抗他所带来的政治变化，而是拥抱这种变化，并利用这一时刻塑造一个新的联盟，打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06 00:00

2024是大选之年，6张图显示选民否定中间建制派，年轻人对民主失望，尤其是男性转向右翼民粹

败北，而选民则更多地转向极端党派。右翼民粹主义强势崛起，部分原因是年轻男性群体的政治倾向明显右移。这些选举结果勾勒出一幅选民愤怒的画面。他们饱受创纪录的通胀冲击，对经济停滞感到厌倦，对移民问题感到不安，并对整个体系越来越失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大选之年”发出了一个信号，即民主不再运转良好。尤其是许多首次投票的年轻一代，对现有建制派做出了最强烈的否定。各国出现类似的选举结果，显示出一种共同的潜在趋势，而通胀显然是罪魁祸首。在进入2024年时，高企的物价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是绝大多数参与选举国家公众最关注的问题。虽然经济衰退也极不受欢迎，但影响分布并不均匀。而通胀则影响到所有人。然而，如果说生活成本危机对现任政府形成了普遍压力，那么仔细观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可以发现，不满情绪远不止于此。对现任政府最强烈的反弹发生在英国。保守党不仅面临高物价的压力，还被卷入了腐败丑闻、公共医疗服务危机、自酿的经济冲击以及移民激增等多重问题。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通过提前举行立法选举来对抗右翼民粹势力，适得其反。由此引发的政治混乱数月后仍未完全解决。在印度，莫迪领导的强大的印度人民党机器勉强赢得胜利，但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在强劲的经济增长与疲弱的就业增长之间，日益加大的脱节现象使公众的不满情绪难以抑制。这一问题在年轻人中尤为突出。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在选举前，年轻人的失业率攀升至近50%。这股反现任浪潮中有些例外，不过结合今年政治转变的其他核心主题来看，也并不算特别异常。在墨西哥和印尼，克劳迪娅·谢因鲍姆和普拉博沃·苏比安托，较现任总统的得票率更高。不过他们的竞选是都基于延续前任的反精英政策，仍然属于这一年中民粹主义者的成功。普拉博沃还大量依赖新兴社交媒体传递信息，这也是今年的一个普遍特点。从全球范围来看，中间派政党的弱势表现，以及民粹主义者（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崛起，与反现任浪潮一样显著，甚至可能更加重要。即使英国工党今年的胜选也不例外。工党此次胜选的得票数，低于其在前两次败选。而在大选大获全胜仅几个月后，公众对工党及其领导人的支持率已经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法国公众对马克龙及其中间派政党的不满，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对政治建制派的普遍失望情绪，以及对民选官员“要么不理解，要么不关心普通民众所想”的看法。尽管未能如愿取得最终胜利，法国国民联盟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实现了15个百分点的增长，这是今年所有发达国家中任何政党所创下的最大增幅。而今年得票率第二、第三和第四大增幅，分别来自奥地利的自由党、英国的改革党和葡萄牙的切加党，都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表明，近年来移民问题在发达国家中成为一项重要关切，也是选民投票时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保守党失利的地方，通常得益的是那些更右的政党。比如，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成功吸引了大量保守党选民，原因是保守党未能兑现减少移民数量的承诺。不过，反建制派的成功并不仅限于右翼。英国的绿党是少数几个在选举中有所斩获的激进左翼政党之一，这也显示了对传统中间派感到失望的选民向两个方向分化。反现任浪潮的时机和规模主要归因于短期内高物价的冲击，但民粹主义的崛起更像是一个持续已久的趋势，甚至可能是近年来在越来越多国家中加速发展的现象。今年早些时候，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团队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有关这一现象的理论。他们发现，那些在经济增长较弱以及代际进步较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更倾向于将世界视为零和博弈，即一个人的收益必然以另一个人的损失为代价。发达国家经济向上流动性的持续下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这些思潮的崛起。这些观点往往与支持左翼或右翼政党和政治人物相关，这些政党和人物声称要颠覆现有体系或抵御外部威胁。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过去二十年来媒体格局的剧变，也可能削弱了长期以来反对民粹主义言论的规范。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政治局外人更容易直接与公众对话，从而让之前倾向于传统建制派和政党的竞争环境更加平等。在表面选举结果之下，一个在各国普遍出现的显著趋势是，右翼民粹主义在年轻男性中的支持率不断上升。在英国，改革党的支持率，在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男性中比三十多岁的男性更高，最年轻的选民群体中还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差距。美国的情况类似，11月的选举中，年轻男性也大幅转向支持特朗普。这样的趋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也同样存在。这一趋势似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愿意考虑投票支持激进右翼的人数比例，甚至高于实际已经支持的人数比例。如此显著的转变令人震惊，但并非没有合理解释。如果对经济停滞的不满导致了零和博弈的态度，那么很少有群体像年轻男性那样经历过如此显著的经济地位停滞。在整个西方世界，年轻男性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正持续下降。不过，不只是年轻男性在向极端方向移动。美国的年轻女性也在向特朗普倾斜，而英国的年轻女性则大幅转向绿党。这与民调公司FocalData今年早些时候的研究结果相符。研究显示，年轻人比老一辈更有可能支持一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一项2020年的研究还发现，在发达西方国家中，年轻人对民主的满意度下降得更快、更严重，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明显。所有迹象都表明，2024年的这两个显著趋势将在明年继续延续。最新民调显示，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挪威的现任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很可能都会失去执政权。在这些国家中，看起来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可能取得最大进展。挪威右翼民粹主义的进步党目前在民调中领先，而在2021年的选举中仅排名第四。德国的选择党目前民调排名第二。虽然急性通胀危机可能已经过去，但考虑到经济增长疲软、代际财富差距扩大以及媒体环境的碎片化，2024年可能并非异常现象，而只是下行趋势中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节点时刻。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31

《大西洋月刊》：民主党如何赢回工人阶级？

在原文中为populism，一般译为“民粹主义”。考虑到这个词在中文中常带有贬义，尤其是当它与煽动情绪、迎合大众情绪或反对精英挂钩时。例如，许多人会将其与缺乏深思熟虑的政策、短期目标或政治操作联系在一起。然而，英文中的 populism 并不总是贬义的，它可以是中性的，甚至在某些语境中带有褒义（如关心普通民众利益）。因此，在本文中将“populism”译为“平民主义”。原文2024 年12月12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作者泰勒·奥斯汀·哈珀(Tyler Austin Harper)是贝茨学院(Bates College)环境研究助理教授，也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原文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4/12/political-parties-populist-policies/680951 民主党如何赢回工人阶级？拥抱平民主义可以帮助民主党建立持久的政治联盟——如果共和党没有先这么做的话。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文：Tyler Austin Harper 译：临风编：新约客，溪边愚人墨菲说到了点子上川普再次赢得总统大选一周后，我坐在克里斯·墨菲对面，他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简约而设备齐全。这位康涅狄格州的联邦参议员听起来就像一个已经完成了所有五个悲伤阶段的人，并准备谈论接下来的事情：他的政党如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在 2026 年和 2028 年赢得或重新赢得选民。墨菲告诉我：“我一直认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存在着一场竞争。问题是：在民主党向那些在社会和文化问题上与我们意见不完全一致的人敞开大门之前，共和党是否会真正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平民主义？” 墨菲说到了点子上。目前，两党都不能很好地代表普通美国人的政治诉求。在经济问题上，绝大多数选民支持进步立场：他们认为确保人人享有医疗保险是政府的责任(62%)，支持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 15 美元(62%)，强烈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免费公立大学(63%)，并赞成联邦投资带薪家庭假和病假(73%)。他们还支持政府加强对各行各业的监管，包括银行业(53%)、社交媒体(60%)、制药业(68%)和人工智能(72%)。然而，也是这一部分人中，绝大多数也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立场：他们认为最高法院推翻平权法案是正确的(68%)，同意变性运动员只应在与其出生时性别相符的队伍中比赛(69%)，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三孕期堕胎应该是非法的(70%)，对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数量至少有些担忧(79%)。这些事实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都不是特别方便，这无疑是双方都未能提出代表这些观点的政纲的原因。但近来，两党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愿意承认问题所在，并承认是时候摆脱“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了。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倡导市场解决方案、放松管制、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对经济的普遍自由放任。左翼和右翼的平民主义者都面临着巨大的障碍。民主党必须应对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基础和在社会问题上持极端主义立场的党内建制派，而共和党则必须应对大量自由意志主义派系(Libertarians)。但无论哪个党派想出如何推进有意义的“后新自由主义”平台，都可能开启一个成功且持久的政治联盟。墨菲正在尽最大努力确保他的党派击败共和党，但他似乎并不确定这一点。在选举后的 MSNBC 采访中，这位参议员为民主党勾勒出了一份路线图：“我们应该回到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民主党，当时我们以经济为支柱，然后我们让那些在其他社会和文化问题上与我们想法不同的人加入进来。” 墨菲很快补充说，这种重塑——或者说回归——将具有挑战性。“这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多年来我们已经采用了很多试金石测试，”他评论道。“这些试金石增加了这个政党的排外性，造成这个党的缩小，而不是增长。”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在选举后的几天和几周里，我采访了“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学者以及左翼和右翼主要政治性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几乎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都同意墨菲的观点，即美国各政党正在进行一场竞赛，以夺取这位参议员在 2022 年《新共和》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美国人，他们想要更多的经济控制、更多的社会联系和更多的道德市场”。有些人担心共和党会赢得这场竞赛。尽管平民主义右翼中很少有人认为川普是货真价实的——他们倾向于礼貌地将这位当选总统描述为“过渡人物”——但他已经提名“后新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同情者担任第二届政府的主要职位：工业政策爱好者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担任国务卿；支持工会的众议员洛里·查韦斯-德雷默(Lori Chavez-DeRemer)担任劳工部长；科技巨头怀疑论者盖尔·斯莱特(Gail Slater)将领导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当然还有JD·万斯，尽管他有科技风险投资背景，但华尔街对他当选副总统感到不安。不过，我采访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川普可能会在任期内为亿万富翁减税和其他反平民主义议程项目，来浪费他的平民主义善意。这应该会给平民主义左派带来机会，但还有一个更深层次、也许更棘手的问题：共和党似乎正在锁定一个由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多种族联盟。这些选民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可能更容易失去，而不是赢回来。墨菲和其他人认为，如果民主党希望再次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他们需要认识到美国人对意义和社区的渴望。墨菲在《新共和》一文中使用的语言——援引道德、自我价值和社会联系——在“后新自由主义”话语中无处不在。该运动的主要支持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造成了经济灾难，而且其对无情个人主义的强调也造成了政治和社会意义的危机。在墨菲和其他人看来，任何“后新自由主义”政治都必须培育一种新的社会伦理，这种伦理植根于有尊严和公平报酬的劳动。许多著名的“后新自由主义者”——其中一些人隶属于曾经帮助建立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智库和非营利组织——似乎相信，有一个庞大的选民群体等待被激活。这些选民群体在社会问题上是温和派甚至是小保守派，但也支持对国家现有经济体系进行更激进、更根本性的变革。墨菲向我感叹道：“我们还没有让这个国家的选民相信，我们是真心实意地将权力从拥有权力的人手中重新分配给没有权力的人。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基本上都是小规模的调整，基本上都是对现有市场的调整。我们没有像共和党人那样来谈论权力这个话题。”其他人对此表示赞同。尽管许多人认为乔·拜登可以说是几十年来最支持劳工的总统，而且在产业政策等领域经常打破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但他们也认为拜登从未完全掌握话语权，也从未为自己的重大成就邀功。换句话说：与我交谈的人普遍认为，拜登的政策是工人阶级的，但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长期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告诉我：“民主党并没有明确显示出它真正支持普通人关心的议题，也没有很好地认同他们眼中的世界。” 对于许多（但不是全部）“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经济愿景的核心是“预分配”(pre-distribution)，这是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推广的一个概念。中左翼新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再分配的税收和转移政策(redistributive tax-and-transfer policies)——允许不受约束的市场实现强劲增长，然后通过将制度赢家的部分收益分配给制度中的工人阶级“输家”来消除由此产生的经济差距，从而在事后减少不平等——而“后新自由主义者”通常认为最好从一开始就避免产生这种不平等。哈克在 2011 年的一篇论文中解释道，“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进步改革者需要专注于市场改革，鼓励在政府收税或发放福利之前更平等地分配经济权力和回报。” 正如哈克（也许是无意中）在援引故事的“寓意”时所暗示的那样，预分配倡导者经常从道德甚至精神的角度来为这一策略辩护：赋予工人权力，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比如，通过工会和部门谈判——是为了恢复尊严和振兴以劳动为基础的社区形式。克里斯·墨菲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大多数人不想要施舍。他们希望规则不受操纵，这样他们就能靠自己取得成功。”尽管左翼的一些人（并非毫无道理地）不喜欢参议员将某些再分配政策描述为“施舍”，但这些对词汇的抱怨转移了对墨菲更深层次观点的注意力。诚实的劳动是自豪感的源泉，平民主义者应该希望建立这样一种经济：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因他们感到满意的工作获得公平的报酬，而不是忍受贫困的工资，每天等待现金的进账来勉强生存。哲学家丹尼尔·钱德勒(Daniel Chandler)在其最近出版的《自由与平等》一书中指出：“大多数人需要有意义的工作和社会认可，这样才能感到他们的人生目标是有价值的。”这本书得到了主流自由派和左翼媒体的报道。他说：“通过关注增加市场收入，尤其是就业收入，预分配有助于保持贡献与回报之间的健康联系，如果我们过于依赖再分配，可能会失去这种联系。同时，它认真对待工作对人们自尊感的重要性。” 在钱德勒和其他人看来，许多民主党人无法理解，对人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他们是否拥有经济资源，还包括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些资源的。这让该党无法理解为什么选民不奖励他们的慷慨。休利特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前任主席、伦敦经济学院现任院长拉里·克莱默(Larry Kramer)也赞同这一观点。他向我强调，帮助工人阶级不仅仅是物质条件的问题：“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经济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学。”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者沉迷于讨论应该如何组织经济，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追问市场首先应该确保什么样的道德和政治目的，即什么样的美好生活愿景和什么样的价值观。自由派最需要了解的是许多民主党内部人士认为，仅靠“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足以赢回美国工人。社会问题也需要重新考虑。斯蒂格利茨指出，移民问题是民主党可能需要妥协的一个方面，他与“后新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其他人持相同观点。墨菲帮助起草了一项被否决的两党边境安全法案，该法案将增加边境巡逻人员，并使庇护标准更加严格；一些批评人士将其描述为“极右翼”。去年，社会主义记者约翰·B·朱迪斯(John B. Judis)和自由派政治学家鲁伊·特谢拉(Ruy Teixeira)的一本备受热议的书同样将对新自由主义的尖锐批评与呼吁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保守的立场结合起来。钱德勒的《自由与平等》也悄悄地支持了移民增加会压低低收入者的工资并给公共资源造成压力的说法。正如钱德勒所说，“大量移民会使建立稳定的政治社区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变得更加困难。” 枪支管制是另一个需要灵活处理的领域，以便在美国某些地区保持竞争力。民主党必须接纳像丹·奥斯本(Dan Osborn)这样的人。虽然他未能代表内布拉斯加州进入参议院，但他的表现优于卡马拉·哈里斯，因为他既为第二修正案发声，又自豪地支持工会政治。特谢拉和朱迪斯提出了第三个话题：性别认同，认为民主党需要正视公众对此的担忧。首先，应为不带偏见指责的讨论创造空间，而不是一味认为对诸如“具有怀孕能力的人”等术语提出问题，就等同于质疑跨性别美国人的生存权或对他们构成伤害。对朱迪斯和特谢拉而言，这需要更细致地区分文化战争中的议题，例如体育公平——在这一领域存在善意分歧的可能性——与为跨性别美国人争取早期民权运动中赢得的普遍保障等重要努力。他们指出，LGBTQ群体致力于保护跨性别人士免受住房、就业和学校录取歧视的努力，“完全符合美国民主传统”。但他们也警告说，超出这一范围的某些激进要求是“试图以一种值得怀疑的性别概念强加一种新的社会一致性”。自由派最需要了解的是，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工薪阶层——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忽略了。要重新赢得他们的信任，不是靠一蹴而就，而是要把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或社会观点较为保守的人当作平等的参与者，让他们参与到我们的国家对话中来。前进的道路显而易见 “辩论在我们党内依然存在。但‘后新自由主义者’的势力明显在增加，”墨菲告诉我。他认为，他的民主党同僚们需要对不同观点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而扩大民主党的帐篷将涉及一场斗争：“我并不是在争辩民主党的核心要向左转，重新调整我们在选择权、气候或枪支问题上的立场。我的论点是，我们要允许人们进入帐篷……这样我们的对话就会更热烈一些，联盟内部在这些问题上的多样性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摆在民主党人面前的反思将要求自由派与他们认为令人不快的观点进行接触，并认识到他们的社会价值观与他们声称代表的工人阶级多数格格不入。民主党人必须找出妥协的空间。而在不可能妥协或确实不公正的地方，他们必须开始缓慢的说服工作。坚定的自由派智库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我们无法成功地与那些我们甚至不试图了解其内心世界的人打交道。左翼自由派是否愿意这样做还有待观察。” 休利特基金会主任、前拜登政府官员珍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在谈到民主党需要进行“后新自由主义”改造时以个人身份发言说：“如果我们在两年或四年内搞砸了，那么民主党是否还有机会再吃到这个苹果就不清楚了。” 在她看来，这种改造的奖赏可能不仅仅是短期的政治胜利，而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式的对选民的把控：“可能会有很多政治战利品。” 确实是战利品。左翼和右翼的许多人都认为赌注很高，回报巨大，前进的道路显而易见：哪个政党能够可靠地将经济平民主义与温和的社会立场结合起来，就能赢得选举。这里没有什么神秘可言。问题不在于缺乏政治解决方案，而在于缺乏政治意志。下一次选举以及未来的很多选举很可能取决于哪个政党能够下定决心，最终向人民提供真正的平民主义。【延伸阅读】奥巴马的时代已经结束民主党败选，不是社会议题太左，而是经济政策太右这是50年来美国蓝领最好的时候美国正在回来！美国爆发今年最大劳资冲突，工会到底好不好？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25

一个参议员的惊人警告

在原文中为populism，一般译为“民粹主义”。考虑到这个词在中文中常带有贬义，尤其是当它与煽动情绪、迎合大众情绪或反对精英挂钩时。例如，许多人会将其与缺乏深思熟虑的政策、短期目标或政治操作联系在一起。然而，英文中的 populism 并不总是贬义的，它可以是中性的，甚至在某些语境中带有褒义（如关心普通民众利益）。因此，在本文中将“populism”译为“平民主义”。我们可以拆分大银行和大型科技公司。我们可以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我们可以赋予工会权力，让竞争环境向工会倾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进步、以真实方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这将使我们有更多可信度来花时间抨击川普的虚伪平民主义和对民主的攻击。萨金特：你曾直言不讳地表示，这场大灾难——正如你在选举中所说的那样，民主党的失败——是由于民主党失去了与工人阶级选民的联系，没有表达真正的平民主义信息等等。但有些人认为，这一目标——弄清楚如何与工人阶级对话——与对民主和川普构成的威胁的警告相矛盾。也就是说，一些民主党人担心、认为或以此为借口，说，如果我们对川普的每一次暴行都做出回应，那么我们将无法与工人阶级沟通。听起来你并不真正接受这种二分法。你是说两者都必须做到。墨菲：我是说两者都必须做到；但要使对川普攻击民主的批评合法化，你必须以民主改革者的身份进行竞选。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些，让我在这里提到一个丹·奥斯本（Dan Osborn，竞选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的例子。在全国参议员候选人中，谁比卡玛拉·哈里斯领先更多？内布拉斯加州的丹·奥斯本。他是独立人士；不是民主党人，是独立人士。他把什么结合在一起了？批评政府，批评现有的民主版本。他不支持独裁，只是一个改革者。他是一个民主改革者，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民粹主义者，一个一直谈论工人的人。这就是民主党人应该做的：政府改革者。这个系统不起作用。我们需要修复它，而不是废除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为了工人，必须打破集中的权力，把权力交还给当地社区和一线工人。我不知道——我不是这里最聪明的人——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制胜信息。萨金特：好吧，没有疑问。我只是想试着把这个说清楚，因为—— 墨菲：毫无疑问我不是这个镇上最聪明的人？萨金特：[笑] 好吧，参议员，我可没这么说。你肯定是高高在上。毫无疑问。我想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墨菲：门槛很低。门槛很低。萨金特：也许吧。我只是想试着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因为与其他民主党人说的相比，你的观点太令人吃惊了。是的，舔伤口，明白。是的，还有时间。是的，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民主党现在或未来几周必须更多地关注这些事情。它必须参与到敲响警钟的游戏中来，提醒人们注意这些提名人的严重不合格，小罗伯特·肯尼迪和卡什·帕特尔等人的道德堕落，正如你所说，他们被提名的明确目的是毫无道理地将执法部门武器化，用来对付川普的敌人。民主党必须发声，对吧？墨菲：是的。仅仅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击败这些提名人，并不意味着进行斗争没有很大的效果。这些都是关键时刻。这些提名之争是你对价值观进行对比的时刻。即使你没有赢得足够的票，它们也会非常有影响力。如果你不对川普现在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关于民主健康的讨论表示愤怒，那么我认为人们以后不会相信你的话。为什么，在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这些可怕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我通常会立即去参议院发言。我这样做，因为这是我表达对另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内心情绪反应的方式。这也是因为我想让人们知道，在枪击事件发生后，这不是我们应该接受的事情；我不接受它。我直接去参议院，向大家倾诉，这有多么令人震惊，这有助于继续讨论：我们不会将大规模枪击事件正常化。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使用的策略。如果我们接受小罗伯特·肯尼迪是卫生机构负责人的主流候选人，而他刚刚告诉我们，他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是一种基因工程产生的病毒，用于保护中国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我们就完蛋了。如果突然间，提名一个有这样想法的人来领导世界上最大的卫生机构成为一件正常的事情，那我们就完蛋了。向公众发出信号很重要。我们不是超级受欢迎的政治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说话没有人听。萨金特：完全正确。最后一点，根据你的观点，你说川普正在实施一项计划，以一种可能永远无法恢复的方式削弱我们的民主。你在这里设想的结局是什么？不需要是最坏的情况，而是一个可能出现的我们无法恢复的情况——那是什么样子？墨菲：这就是我在开头所说的，格雷格。如果几名民主党人或川普的批评者入狱，这可能会立即对那些站在反对派一边参与政治的人产生寒蝉效应，而反对派就是民主党。如果在未来六个月内，民主党竞选的捐赠者数量、志愿者数量减少 20% 或 30%，这本身可能就是结局。然后，在此基础上，如果媒体决定停止批评川普，情况会怎样？媒体不会发布显示竞争激烈的民意调查，因为他们不想被川普起诉，他们不会写批评他的标题，因为他们不想被吊销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执照？如果媒体突然开始倾向于川普，就像普通人却因为害怕恐吓或迫害而退出民主政治，情况会怎样？今年年底我们仍将举行选举。仍将有自由媒体，但反对派将无法呼吸。这就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现实。如果你去土耳其、匈牙利或塞尔维亚这样的地方，反对派很少赢得选举——有时甚至永远无法获胜。这是因为，虽然他们有选举，但记者的空间和政治反对派的空间太狭窄，反对派永远无法获胜。这就是我担心的。萨金特：克里斯·墨菲参议员，我真的非常希望你们党内的其他成员也能像你刚才那样大声说出这些话。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墨菲：谢谢，格雷格。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25

究竟怎样才能提振我们的消费？

，“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民粹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浪潮迭起，几十年的全球化红利在迅速消散。而这一进程，随着2024年特朗普的再度当选，必将到得进一步强化。尤其在美对华贸易政策上（具体请自行上网查），更为严峻的是目前不仅仅是美国，包括欧盟、沙特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尼、乃至俄罗斯等诸多国家都在不同方面对我方提出过加征关税。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根据高盛的测算，美国这一个国家对我们的平均税率从目前的19.3%只提升20个百分点，都将会使我们明年的经济增速下降0.7个百分点，回到4字头的增速。如果真提升到特朗普说的60%呢？？所以，提振需求的方向，必须，也只能是内需，也就是投资和消费。投资能指望吗？我们的判断是，房地产投资这个目前经济的最大拖累项，预计在短期内无法解决。根据我们的模型预测，2025年房地产行业仍将会拉低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并且这种增长拖累或会持续至2030年。政府部门投资呢？这个我也不展开分析了。我只说一个经济学常识：政府花钱太多，往往是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公共投资与支出，是最低效的经济需求。减少公共支出，而不是扩大公共支出，才是经济增长之道。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福尔摩斯的那句名言：在排除了所有不可能以后，那个最不可能的，就是答案。所以，救经济、止通缩的答案，剩下有且只有的一项：居民部门需求。事实上，我们过去的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消费萎缩导致的。数据是，2021-2023年，消费对我们GDP贡献均值为60.4%，2024年前三季度则大幅下降至50%，单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仅仅29%。到了11月，消费增速还在进一步下降。11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3%，这一增速较10月份的4.8%，大幅下降了37.5%，也比市场的预期值5.3%低了足足2.3个百分点。对比历史同期数值，3%的增速也处于历史低位，甚至低于过往5年同期均值水平4.22%。一线城市的跌幅更为恐怖。2024年11月，北京和上海社零降幅均达到两位数，北京为-14%，上海为-13.5%。抽丝剥茧完了，根源也找到了，剩下的，就是怎么提振居民消费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也认识到了拉动居民消费的必要性。政策层面上，在12月11日至12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放在明年重点工作任务的第一位。实际行动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发放消费券、实施消费补贴、推动家电市场以旧换新、稳股市、稳楼市等等。大方向无疑无比正确——想要居民消费起来，不外乎两点： 1，让居民心里有底，不惧未来，敢消费； 2、让居民兜里有钱，不畏现在，能消费；怎么让居民居民心里有底，不惧未来，其实不复杂，核心就是完善我们的医疗和养老保险问题，为居民的看病和养老兜底，让居民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我完全相信，只要医疗和养老有托底，没有了后顾之忧，所有人都会倾向于做月光族，快乐享受，而不会有高达45.9%的储蓄率。从我国当前财政支出来看，社会保障支出是有相当增长空间的。以美丽国为例，2010-2020年，美国广义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一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7.5%，我们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平均为9.6%，为美国的55%。同一时期，美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以及相关运营、管理工作的经济事务一项占GDP的比重平均仅为3.8%，我们则平均为8.1%。目前的财政支出，向逆周期属性的社会保障支出不算充足，缓冲居民消费需求的能力不强。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足的情况下，又没有兜底，消费起来自然战战兢兢，包括年轻人不婚不育，根本底层逻辑或也在于此。或许会有人问，稳股市能否让居民心里有底，提振消费？我们对2001年至2024年11月一共13年的社零增速和同期上证指数增速做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间的相关性系数仅为0.16，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与上证综指变化率之间相关性，很弱。这是什么意思呢？用大白话翻译就是：股市的上涨，貌似并不会明显带动消费。至于让居民口袋里有钱，不惧现在，能够消费，我们的建议，主要是做两件事就大概率会有明确效果。一是帮助居民修复资产负债表，缓解居民现金流压力。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政府真金白银进入楼市，无差别购存量房收储。政府进入楼市收储，目前做法是向开发商收储，且对收储房型有严苛要求。这实际是在救开发商，大概率治标不治本。本是什么？是被房产套牢的居民，是严重吞噬居民现金流的贷款房。我们的数据显示，房产占我国居民总资产的比重达到了恐怖的69%，远高于日本1990年泡沫破灭时55%的占比。最关键，居民这69%的资产，是被套牢状态，而且会吞噬他们日常几乎所有的现金流。过去20年多年，中国总共销售了约2.25亿套房，其中82%，也就是1.84亿套都是09年之后卖出去的。这批人还贷不过14年，没还清的人是大多数，他们日常为数不多的现金流，都要用来还贷。在2015-2021年房价暴涨的这一轮，中国总共售出了117.3亿平方米的商品房，折合1.17亿套，占中国20年来商品房总销售数量2.25亿套的一半。尤其从2018年开始算到2021年这4年买房的人，是顶点中的顶点接盘，从买房之日起就一直被套，一直在亏。这批人买房合计71.82亿平米，折合7100万套房，占到中国有史以来销售商品房总量的1/3。按我们的预测，楼市的拖累大致会延续到2030年。这意味着，这批套牢的“房民”，解套需要时日。如果没有政府收储对冲，他们想止损出手套现都做不到，被迫日复一日将有限的现金流填进还贷。这种情况下，居民消费要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让居民口袋里有钱，不惧现在，能够消费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大幅增加国民收入中想居民分配的比例。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在38%左右，还是有相当提升空间的。其他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都在50%以上。比如，美国是68%，越南也是68%，印度是58%，俄罗斯低一点，在52%。这意味着，每创造100块钱的GDP，美国人分走68块，印度人能分走58块，我们分的是38块。怎么让居民多分？也不复杂，最核心的，就是对居民部门大幅度减税，尤其个人所得税。如何弥补这部分税收缺口呢？一个可行的做法，是增加对富人的税收。我们的研究显示，富人群体对社零消费的边际贡献，远低于普通人。最后，我想说的是，以上这些建议，做起来都有相当阻力，但还是要去做。改革开放40年，与投资和人口红利相关的那些“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我们摘完了。未来或须以绝大的智慧与勇气，进行收入分配调整，让居民从GDP中能分到更多，让居民的医疗和养老有托底，才可能根本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是格隆，关注我，做一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苦恼，但，我向你保证，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全文完）

格隆汇2024-12-24

马斯克介入德国选举，公开支持极右政党

领导人，同时对阿根廷的哈维尔·米莱伊等民粹主义领导人表示支持。 Gobierno de Argentina, CC BY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英国政治人物奈杰尔·法拉奇在本周二表示，他最近在佛罗里达与马斯克会面后，马斯克正在“认真考虑”向他领导的极右翼改革英国党（Reform UK）提供捐款。德国一直是马斯克攻击的目标。他曾嘲讽前总理默克尔，并贬低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舒尔茨。但他对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一些政客表现出兴趣，例如具有争议的民族主义者比约恩·霍克。今年9月，霍克曾带领该党在德国东部图林根州的选举中获胜。周五，马斯克转发了24岁的气候变化怀疑者娜奥米·塞布特的视频。塞布特被称为“反格蕾塔·桑伯格”。视频批评基民盟领导人梅尔茨拒绝与德国另类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尽管马斯克表达了支持，但德国另类选择党仍不太可能在德国掌权，因为所有其他政党都表示不会与该党合作。这个党成立于2013年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此后演变为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反移民运动，并主张德国退出欧盟。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已将这个党在图林根州、萨克森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分支列为“右翼极端主义”组织。选择党的一些政治人物引发了极大争议。今年，霍克因使用被禁止的纳粹口号被两家法院罚款3万欧元。 2017年，他曾将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称为“耻辱纪念碑”。今年5月，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欧洲议会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赫谈到纳粹党卫军时表示：“在称某人为罪犯之前，我真的想知道他个人到底做了什么。”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22

观点：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选民的愤怒？

稳定。但事实却是，美国与欧洲的反建制民粹主义程度相当，甚至可能更高。这很奇怪。或许选民是将自己的经济体验与自己的前辈相比，而不是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人相比。因此，重要的数据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不过，这种解释并没有让“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显得更加可靠。想想爱尔兰或波兰。这两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非主流政党的影响力都在增长。而两国经济却在此期间变得极为富足，几乎无法与（贫穷的）过去相提并论。上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新芬党在大选中仅获得1%-2%的选票。到了200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到了约6%。尽管没能取得决定性突破，但这个党在上个月的大选中得票率达到了19%。与此同时，爱尔兰经济蓬勃发展，从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从一个大量移民流出的地方，变成了人们争相前往的地方。经济决定论者要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这里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什么？可以预见的一种解释是：普遍的富裕可能掩盖，甚至制造了一些具体的困境。例如，对年轻人来说，更高的住房成本。但这显然是在统计数据中挑选有利的点。任何经济体在任何时期都能找到一些领域性的问题。如果经济决定论要严肃一点，就必须具备可证伪性。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尽管2008年经历了一次惨烈的经济崩溃，爱尔兰今天的富裕程度依然比几代人之前高得多，但这种富裕却未能显著提升那些主流政治势力的声望，而正是他们主导了爱尔兰的大部分经济成功。还有其他事实不容忽视。特朗普分别在高通胀时期（2024年）和低通胀时期（2016年）当选总统。民粹主义者在有巨大收入差距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如美国）中兴起，但同样也在社会民主国家（如法国）中崛起。 2016年的英国，失落的年轻人选择了支持“留欧”这种维护现状的立场，而拥有资产的老年人则选择了“脱欧”这种破局之举。经历了过去十年经济创伤、原本有理由转向极端政治的希腊，如今却有一位公认温和派的总理。而意大利，在经历较少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却选择了一个民粹主义领导人。不仅经济状况和政治选择之间没有稳定的关联性，甚至连一个可以大致描述趋势的“最佳拟合线”都不存在。如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那选民究竟在不满什么？很大程度上是移民问题。但即便是移民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民粹主义在移民率高的澳大利亚没有大行其道？（在那里，也许经济确实解释了很多问题。）法国极右翼势力的强大，似乎与外来人口规模不相符——按西欧标准来说，法国的外来人口比例并不算特别高。另一个解释是所谓的“享乐调整”。随着收入增加，期望值也随之提高。选民变得更容易反叛。换句话说，经济确实重要，但方式与你想象的不同。无论如何，本世纪的美国故事，应该让那些认为政治是经济衍生品的人深思。在美国，经济可以快速增长，可以从零开始建立全球最强大的企业——但却依然可能让图尔西·加巴德这样的政治人物有机会步入重要的公职。经济决定论之所以让人感到安慰，是因为为每一个问题提供了教科书式的答案：通过增长解决问题。投资。这是拜登主义的核心。事实上，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这种逻辑有着无可挑剔的常识性，但也显得思想僵化。相比之下，保守派更快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比物质利益更为奇特的驱动力，并试图掌握它们。写这篇文章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增长怀疑论者，好像会引用罗伯特·肯尼迪那种略带中学生毕业演讲风格的话，谈论GDP无法衡量的东西（比如“我们婚姻的坚固程度”）。所以要声明一下，我是增长的狂热支持者。我希望伦敦有2000万人口，而不是1000万。但增长的理由必须是本身就有益处，更多的资源为更多的人带来价值，不是因为增长一定会带来更健康的政治。如果曾有证据支持这种假设，现在也变得更加模糊了。事实上，经济表现和政治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在两个方向上都崩溃了。一方面，一个国家可以拥有蓬勃发展的经济，但政治上并没有明显的益处。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可以在糟糕的政治环境下，依然不对经济造成损害。在这一年即将结束之际，人们总会被提醒，金钱无法买到生活中的一切。要在“爱”和“阶级”之外，再加上“社会理性”。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20

观点：奥巴马仍然不明白特朗普为何赢，这才是民主党的问题所在

马的老套中间主义，已经无法抵御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前总统奥巴马周四晚在芝加哥的2024年奥巴马民主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今年的主题是“多元主义”。延续奥巴马一贯的风格，他通过贴近生活的例子来阐释这一概念，比如教堂和清真寺同意共享停车场。不过，他最感兴趣的“多元主义”，显然是指不同政治派别能够“组建联盟、争取支持，并选出代表进行协商、妥协，并希望推进我们的利益”。他刻意避开提及当选总统的名字，但特朗普的存在如同梅西感恩节游行上一只格外怪异的巨型气球，笼罩在整个活动之中。在特朗普这个试图窃取上次选举的人回归权力中心的背景下，奥巴马关于繁荣自由民主制度应如何运作的讲话（居然还带点庆祝），鲜明地提醒人们，如今的美国，这套机制并没有顺利运转。奥巴马典型的修辞才华在演讲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在成为政治家之前是宪法法律教授，而现在依然保持着这种学者风格。同时，他也是一位罕见的政治沟通天才，能够将复杂的理念传达得通俗易懂且吸引人。然而，他的演讲中心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仍然没有理解为什么他的八年执政最终导致了特朗普的崛起。尽管才华横溢，但奥巴马所倡导的温和自由主义对于他所处的这一历史时刻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他在芝加哥的这次演讲，仍然只是老调重弹。在奥巴马关于美国政治多元主义实验的叙述中，他认为20世纪的政治体系运转相对顺畅，但表面之下却并非一片安好。奥巴马说：“民主建立在一个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之上——这种制度有形式上的，也有非形式上的，基于种族、性别、阶级和性取向。” 他说，边缘化和代表性不足的群体逐渐一个接一个地获得了“在桌边的席位”。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多元主义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些民主扩展所揭示的政治冲突，比以往关于“道路和税收”的旧争论更为深刻。然而，如果多元主义如今更具挑战性，他认为，这也意味着变得更加紧迫。在奥巴马近5000字的演讲中，“不平等”一词仅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含义模糊，难以确定具体指的是谁和谁“不平等”。另一次则明确表示，他指的是“城市”和“农村”人口之间，以及“知识型工人”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这些确实是经济失衡的真实体现。然而，一名城市白领和一名农村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与例如Capital One公司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费尔班克这样的富豪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费尔班克的年薪高达数千万美元，净资产接近十亿美元。为了帮助理解这个数字，如果假设有一个永生的吸血鬼，在1492年跟随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并且从那时起每天赚取等值1000美元的收入，那么直到今天，这个吸血鬼的财富也只有大约1.94亿美元。而作为奥巴马民主论坛的赞助商之一，Capital One的标志还经常出现在论坛直播画面的下方。毫无疑问，这种拥有如此巨额财富的少数美国人，在经济领域掌握着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通过买卖公司来决定大批员工的命运，同时在政治上也比普通公民拥有更多的影响力。然而，这种不平等似乎完全不在奥巴马关注的范围之内。即使在他提到“种族、性别、阶级和性取向”时使用了“阶级”一词，这一用法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奥巴马所代表的温和自由主义，将社会正义视为确保每个群体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登上社会的顶端，成为CEO，或进入政治圈，参与他之前所赞美的那种协商和妥协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聪明且称职的技术官僚可以“推进我们的利益”。当“阶级”仅仅是这份身份特征清单上的另一项时，很明显，他关心的是确保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特别聪明且值得提拔的个人能够向上流动，而不是让整个工人阶级在美国的经济或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结构性权力。换句话说，这不过是老一套的温和中间派立场。奥巴马的“多元主义”一直是他信息传递中的核心。他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崭露头角，是在200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中。他富有感染力地呼吁大家抵制评论家试图将美国“切分为红州和蓝州”的行为，而应该将国家视为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他的信息始终是反对两极分化的。作为总统，奥巴马确实通过国会推动了一项渐进式的医疗改革——即《平价医疗法案》（俗称“奥巴马医改”）。但这种改革仍保留了体系中的根本不公正。许多美国人害怕失去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因此不得不留在他们厌恶的工作岗位上。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保险，这有时会导致可怕的后果，比如糖尿病患者因试图节约使用胰岛素而死亡。即使是那些足够幸运拥有保险的人，在遭遇医疗紧急情况时，往往也要面对一场官僚噩梦。营利性保险公司在客户提出索赔时，往往有充分的动机去“拖延、拒绝和抗辩”。这一说法源自罗格斯大学法学教授杰伊·费曼2010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保险行业的书，书名正是《拖延、拒绝和抗辩》。而在奥巴马发表演讲的前一天，联合健康集团首席执行官布赖恩·汤普森在纽约被杀现场，据报道发现的子弹壳上写着“拖延”“拒绝”和“抗辩”这几个字。如果你想了解奥巴马医改是否足以平息普通美国人对医疗体系的愤怒，不妨看看这一震惊全美的暴力事件在线上引发的反应。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里，美国在中东的战争缓慢地持续着。这是特朗普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特朗普（虽然带有欺骗性）将自己营销为“反战”人物。在经济方面，奥巴马延续了小布什的政策，为“大而不倒”的银行提供纾困，却让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失去房屋的房主陷入困境。他在任期内见证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这八年间，出现了如“占领华尔街”和伯尼·桑德斯第一次竞选这样的左翼民粹主义愤怒的闪光点。然而，这些都被主流势力迅速压制。从纽约警察局清场祖科蒂公园的抗议者，到民主党内部平息桑德斯的反叛势头，这些事件最终让民粹主义能量无处释放，最后流向了特朗普。奥巴马的自由主义，更关注让有能力的人打破天花板，而不是提高每个人的物质安全底线。这正是第一次失败的自由主义——一种失败如此彻底，以至于一个扭曲的伪民粹主义煽动者成为奥巴马的直接继任者。现在，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正试图在总统任期内耗尽时间，而特朗普正在回归权力，这次还获得了更多工人阶级的支持。同时，不少美国人对通过政治手段修复社会已彻底失望，甚至愿意为在曼哈顿街头光天化日下刺杀医疗保险公司CEO的行为叫好。当前危机迫切需要一种远比民主党主导派别所提供的更优的解决方案。而第一步就是停止倾听奥巴马的声音。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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