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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克拉斯特夫是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常驻研究员，索非亚自由战略中心主席，并且是《失败的光芒：为什么西方正在输掉民主之战》一书的合著者。他在大西洋月刊中的文章写道，理解自由主义者对1989年神话所犯的错误至关重要，因为今天西方正面临另一个类似的历史断裂时刻。
特朗普在11月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后，目睹了全球自由主义者的绝望与困惑，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场景似曾相识。
这一刻让我想起了1989年，当时柏林墙倒塌，标志着苏联共产主义的终结以及二战后分裂欧洲的铁幕被掀开。
不同之处在于，1989年崩塌的是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而现在崩塌的是自由主义者的世界。
1989年，我还住在一个华约国家，在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读哲学的最后一年。当时的世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一经历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正在上着一场漫长的法式存在主义课程。
看到一个我们被告知会永存的体系突然终结，这种感觉既解放又令人不安。
我和同学们为新获得的自由感到激动，但也深刻意识到所有政治事物的脆弱性。
这种激烈的断裂成为了我这一代人的定义性经历。
然而，这场断裂比我们当时意识到的范围更广、影响更深。
1989年确实是一个“奇迹之年”，但与西方自由主义者过去30年来的解读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主运动所展现的韧性，最终比柏林墙的倒塌更具影响力。对于俄罗斯人来说，1989年的关键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是苏联帝国的瓦解，标志是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正是在那一年，本·拉登宣布圣战者战胜了“无神论的苏联”。同时，1989年也见证了民族主义者在前南斯拉夫地区重新夺回政治主导地位。
特朗普再次掌权的可能性，可能会成为另一个类似的巨大政治断裂时期。
如果自由主义者希望有效应对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挑战，他们需要批判性地反思1989年的经历，并放弃他们一直以来的自我叙事。
克服绝望的关键。在于更深刻的理解。
将1989年的革命与今天的非自由主义革命进行比较，似乎令人震惊。在弗朗西斯·福山著名的表述中，1989年是“历史的终结”，而许多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特朗普的胜利可能预示着民主的终结。
柏林墙倒塌之年被视为西方的胜利；如今，西方的衰落主导着讨论。
共产主义的崩溃曾带来对民主和资本主义未来的愿景；而现在，这一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1989年的氛围是国际主义和乐观的；今天已变为民族主义，甚至在某些时候接近虚无主义。
但如果只执着于当时与现在的差异，就会忽视相似之处。经历这样的历史时刻让人学到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是，变化的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人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他们的观点和政治身份；昨天还被认为不可想象的事情，今天却变得显而易见。
这种转变如此深刻，以至于人们很快发现自己的旧假设和选择变得无法理解。
放到当下的情景中来看：仅仅六个月前，很多有理智的人居然还会相信一位年迈且不受欢迎的拜登能连任。
特朗普之所以能吸引公众想象力，不是因为他对如何赢得乌克兰战争或应对全球化有更好的计划，而是因为他明白昨天的世界已经一去不返。
美国战后政治身份已经消失在选票的深渊中。这届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以自己的方式成功或失败，但旧世界不会回来。甚至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也不希望它回来。今天，只有很少的美国人还能接受“美国例外论”这一概念。
在特朗普胜利后，一些政治评论员悲观地回顾了上世纪30年代，当时法西斯主义威胁全球。问题在于，30年代已超出了人们的记忆范围，而90年代对许多人来说仍历历在目。
我从那个十年中学到的是，激烈的政治断裂会给胜利者一张空白支票。理解为什么人们投票给特朗普，对把握他将如何执政帮助不大。
政治断裂往往是由此前难以想象的联盟促成的，这些联盟更多依靠强烈的情感而非共同的纲领维系。这些联盟中的政治人物，通常具有极强的变色龙式的适应能力——在当今时代，没有人比特朗普更具此种特性。
对于那些因一个亿万富翁花花公子成为反建制运动领袖而震惊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或许可以回想一下，俄罗斯90年代反共革命的英雄鲍里斯·叶利钦，几年前还是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这一时刻具有全球意义，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帝国的终结。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的主导力量，也依然会以某种形式保持其帝国地位，但不再是自由主义的。
拜登在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为“自由国际秩序”争取支持的记录乏善可陈，这表明这一秩序的概念，对于许多批评者来说始终是西方虚构的产物。存在取决于美国是否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意愿来维系。
但特朗普不会采取这种做法。
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既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是孤立主义者；他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他相信，美国是自己所构建的世界中的最大输家。在过去三十年里，在他看来，美国已经从自由国际秩序的霸主沦为人质。
在战后世界中，美国成功将战败的对手德国和日本纳入民主治理、国际贸易和经济繁荣的体系中。而对中国，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在特朗普看来，北京才是1989年后变化的真正赢家。
特朗普的第二次执政将，显然不同于第一次。2016年，特朗普与美国权力的关系更像是一次“相亲”。他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美国权力体系也不完全了解他是谁。
这一次不同了。美国可能仍将是一种民主形式，但会变得更加野蛮。在新管理层下，美国的政治制度可能会脱离共识政治的安全轨道，进入更加混乱的状态。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政治领导人试图的不是管理国家，而是摧毁国家。
他们将国家和“深层政府”视为一体。在非自由主义领导人眼中，选拔内阁成员的方法，类似于昔日皇帝选择叛乱省份总督的方式：最重要的是被任命者的忠诚度，以及抵抗被他人收买或同化的能力。
在特朗普的第一届政府中，混乱占据主导；在他的第二届政府中，混乱将被用作武器。这届白宫将通过“填满战场”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和公告压倒对手。他会让许多反对者猜测他为何做出这些决定，并用快速且大量的决策让其他人感到迷惑。
在2023年波兰议会选举中，唐纳德·图斯克以反民粹主义胜利重新成为波兰总理。他的成功并非因为承诺维持现状，而是因为他的政党“公民纲领党”成功塑造了新的政治身份。
图斯克的政党在诸如堕胎权和工人保护等争议性问题上，采取了更进步的立场，同时又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他为波兰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宏大叙事，而不仅仅是不同的选举策略。
尽管“公民纲领党”的成功仍需依赖与其他政党的联合，这种治理基础可能较为脆弱，但至少提供了一种模板，展示了自由主义中心如何重新塑造自己，遏制非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的崛起。
美国面临的风险很高：未来几年，美国政治可能堕入残酷、琐碎的复仇情绪，甚至更糟。
但自由主义者若以捍卫正在消失的现状来应对此时刻，无疑是错误的。这样做只会使他们沦为特朗普行动的被动反应者。
反抗的心态或许是理解暴政的最佳方式，但却不是应对激烈政治断裂的最佳途径。在这种局势下，暴政虽然有可能出现，但并非不可避免。
早在1989年，政治学家肯·乔维特（著有关于共产主义动荡的经典研究《新世界混乱》）就观察到，这种类型的断裂迫使政治领导人创造一种新的语言。
在这种时刻，过去那些“神奇的词语”不再奏效。比如，“民主受到威胁”这一口号在选举中对民主党的帮助几乎为零，因为许多选民根本不认为特朗普本身就是那个威胁。
作家乔治·奥威尔曾指出，“看清眼前的事实需要持续的努力。”
理解新事物的挑战，即便其到来的事实无可否认，也意味着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旧秩序的消逝很少会引发哀悼。这一切可能令他们感到震惊。
与2016年看似正确的应对方式相反，今天反对特朗普的人们的任务并不是抵抗他所带来的政治变化，而是拥抱这种变化，并利用这一时刻塑造一个新的联盟，打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