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19年的44.0%（见图4）。 新冠疫情期间，中美的储蓄率均有所上升。美国储蓄率上升主要是因为发放的大量财政补贴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在补贴政策停止后，该部分超额储蓄迅速转化为消费。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经济不确定性增大，大多数居民选择预防性储蓄。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4：中美总储蓄占GDP比重（%） （三）消费最优占比：来自国别层面的检验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最优组合。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消费比例，从而使相同的消费和投资增速能够最大化促进经济增长？ 本节采用时间跨度为2000—2021年，横截面为94个国家的非均衡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Threshold Regression）来检验这一问题。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自佩恩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和格罗宁根大学格罗宁根增长发展中心的学者开发和维护的一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其他数据则来自世界银行。表2给出了被解释变量GDP实际增速、核心解释变量资本形成增速、门槛变量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我们采用资本形成增速（capitalrate）作为核心解释变量，GDP实际增速作为被解释变量，消费占GDP的比重（consumption）作为门槛变量。构建如下门槛效应模型： 通过检验发现，消费占比的门槛效应显著，且存在1个门槛，即当消费占比高于78.7%时，资本形成增速对GDP实际增速的促进作用明显提升。由此可见，中国的消费占比还远远没有达到最优水平。 当投资等于维持投资水平时，所有投资将用于维持既有资本使之不会萎缩，而不会再有新增投资，此即投资达到稳态水平。随着资本存量扩大，所需的维持投资水平将同比例上升，意味着每期扣除消费后的部分将有更大比例用于维系既有资本，更少比例用于新增投资，直至所有投资全部为维系既有资本。也就是说，每期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存量将会对下一期投资形成负担，表现为债务负担的刚性。厂商部门通过向家庭部门借入资本来进行生产，一部分借入资本是用于维系既有资本，也就是设备保养、更新换代等。这部分投资具有刚性，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否则就会面临设备老化问题。随着资本存量扩大，维持既有资本所需的投资也会扩大，于是每期厂商为了维持既有资本都需要借入资本并承担付息成本。现实中，无论是建成后高速公路的养护，还是生产车间设备的保养，都需要持续不断投资，而这些投资都是不得不进行的，并且不会计入新一期生产中。 三、如何促进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提出了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两个办法：一是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二是扩大有效益的投资。那么，何为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简单来说，有效益的投资就是产出最终能实现销售并获得利润的投资，这是由需求端和供给端共同决定的；有潜能的消费则是能促进投资不断产出并扩大生产的消费，这主要取决于需求端和供给端的相互影响。具体而言，需要分析消费和投资的各自的决定因素。 （一）理解消费：消费的决定因素 消费在宏观经济理论中一直具有重要地位。古典经济学家认同消费的意义，但整体上更加强调勤俭节约的重要性，赞同储蓄是美德。亚当斯密早有言在先，“消费是生产的唯一归宿和目的”，但他也明确反对“消费至上”，认为挥霍式、奢靡式消费无助于有价值商品的累积和社会资本的增加。李嘉图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储蓄（投资）相较于消费能促进资本积累、生产扩张和长期生产率提升。马克思将消费和生产看成一个矛盾统一体，消费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得以进行的重要条件。古典经济学强调个体应该节制消费，更多储蓄，形成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和长期繁荣。这种对消费的看法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例如马尔萨斯时代，他认为土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口是经济增长的负担，因为过多的人口为追求温饱会消费掉绝大多数农产品，那么就很难提供剩余产品用于投资，形成新的生产力，从而拖累人均产出增长。再后来，凯恩斯将消费和投资并列为总需求的两大构成，但是决定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是两组独立变量。消费需求由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决定，而投资需求由资本回报率和利率决定。短期内，由于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缓慢，消费需求上升空间很小，因此如果想要扩大总需求，作为慢变量的消费需求往往无能为力，更需要作为快变量的投资需求。 专门探讨消费的经济理论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彼时全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分别成为消费-储蓄研究的主流理论，两者基本上阐述了同样道理：理性的个体会根据全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来决定每一期消费，在此设定下决定当期消费的不是当期收入而是一生总收入，储蓄则是当期收入与当期消费的差额，用于支持未来或后代的消费。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不谋而合，认为消费不是简单地由当期收入决定，而是由一生拥有的总财富、总资源或持久收入决定。 纵观消费理论，无论是古典经济理论还是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后期的永久收入假说等，无一例外都非常强调收入或产出水平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尽管各种消费理论的假设或推演方式有别，但有几点共识：第一，消费受到收入影响，即使是在农业社会，人们消费多少也受到农作物产出的影响。第二，人们具有平滑消费的能力，不局限于当期消费，不愿意饥一顿、饱一顿，而是尽可能平滑可预见时间内的消费。第三，消费意愿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受到主观偏好、借贷约束、延时满足等影响，更重要的是消费意愿会受到收入及预期收入影响，也是收入的函数。也就是说，收入会通过收入本身及其对消费意愿的影响这两个渠道共同影响消费，从而强化第一点。 （二）理解投资：投资的决定因素 相较于丰富的消费理论，专门讨论投资的经济理论要少得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花大量篇幅讨论了投资，认为扩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因为无论是为了扩张市场，还是使技能劳动力能够更大程度上发挥其专业化能力，都需要投资发挥作用。随着资本积累、收入增加以及经济越来越富足，投资回报率会下降，但只要包含风险溢价的资本回报率超过诱使人们进行储蓄所必需的利率，投资就会继续下去。马尔萨斯指出，对生产最有利的三大因素分别是资本积累、土地肥力和劳动节约型的发明创造。总体上，古典经济学认为投资是一种创造性的冒险活动，强调其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随着原有固定资产的折旧，如果没有投资，就无法维持再生产所必须的资本存量水平，经济生产能力就会萎缩。通过投资能够维持资本存量水平不下降或上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消费增加和经济增长。 凯恩斯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投资的决定因素，认为投资由资本回报率和利率共同决定。其中，资本回报率由资本存量和资本预期回报率决定，与资本存量呈反向关系，与资本预期回报率呈正向关系。资本预期回报率是投资者根据未来现金流和资产重置价值计算所得，与大众商业心理的乐观程度或划时代的新发明等有关。总体上，资本回报率越高则投资越高。利率则受到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偏好的影响。总体上，利率越低则投资越高。然而，由于流动性偏好的存在，央行调节货币供应量不一定能有效带动利率变化，因此货币政策在调节利率上的失效会使其对投资需求无能为力。尽管如前所述在古典经济学看来储蓄是好事，多储蓄、多投资有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但凯恩斯则认为过少的消费、过多的储蓄在没有足够多的投资需求与之匹配时会导致总支出下降，引发大萧条，从而需要政府需求来补位。 后期还有一些零散的投资理论，例如投资Q理论。投资Q理论描述了资本回报率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表示新增一单位资本会如何影响利润的现值，如果Q值较高则企业希望增加资本存量，如果Q值较低则减少资本存量。 纵观有关投资的经济理论，尽管不如消费理论那般丰富，但有几点共识：第一，维持一定水平的投资对经济正常运行是必须的。每期投资的一部分是用于弥补资本折旧，维系存量资本不萎缩，剩余部分才是新增资本。随着资本存量扩张，每期所需维持资本在增加，也就是说过往投资积累的资本存量都需要当期投资去维护，维护后还有剩余的则是在既有资本存量上再新增资本。第二，资本回报率对投资的牵引作用巨大。关于储蓄是否会百分百地转化为投资，（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此有不同看法，但无异议的是除了受到储蓄这种“量”的影响外，投资还受到另一组力量牵引，那就是以资产回报率为代表的“率”。 （三）以消费带动投资 投资和消费的决定因素分析表明，消费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投资往往是波动的，特别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时。然而，消费通常是相对稳定的。通过消费来带动投资，发挥消费对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1．政府支出及投资的作用 中国以投资为主的增长模式主要体现在政府投资上。本节采用2000—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构建以303座城市为截面的面板数据，检验消费对投资的影响。在面板回归模型中，采用居民消费作为消费的代理变量，采用固定投资作为投资的代理变量，采用地方政府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的代理变量。为了部分减轻内生性，我们对消费采取滞后一阶处理。表4第（2）列表明消费和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的非线性关系，而政府支出对该影响起到调节作用。 政府支出的增加可能引起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替代效应。政府投资增加，难免吸引更多的资源和资金用于政府项目，相对减少了用于私人投资和居民消费的资源，可能缩减居民消费对投资的刺激作用。 表4：政府支出、居民消费与固定投资 政府投资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进而引发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指经济中生产能力超过了实际需求水平。当出现产能过剩时，企业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超过了居民的需求，这可能导致实际通胀水平下降。此时居民会觉得延迟消费可以获得更低的价格，因此可能选择推迟消费。 企业为了减少库存，也会减少投资。投资下降影响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支出，导致产品需求进一步下降，加剧产能过剩的问题，并压降通货膨胀水平。 2. 全要素生产率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经济增长模型无一例外强调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更是如此。从上述索洛模型来看，尽管提高外生的储蓄率能够提高稳态经济规模以及由人均产出所衡量的生活水平，但是生活水平根本上取决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也就是生产函数的形态。只有明确了生产函数中单位要素投入能够有多大产出，才能够讨论储蓄率高低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经济增长模型通常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类似于天上掉馅饼式的技术进步会带动生产函数向外扩张，但现实中技术进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孕育于投资和消费过程中。具体说到投资与消费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又会涉及到经济运行的供需结构、行业结构、地区结构等。比如，是厂商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还是消费者需求升级使然。又比如，在服务消费占消费比重提升、无形资产投资占投资比重提升时，消费和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也在发生改变，消费不仅是衣食住行，而且包括教育娱乐医疗居住等，投资可能不再是一台台庞大的机器设备，而是一串串代码。消费与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很重要，而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型未能刻画这种交互影响。 本节采用时间跨度为2008—2021年，横截面为93个国家的非均衡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这一问题。与前文相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自佩恩世界表，其他数据则来自世界银行。被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控制变量包括劳动力人口增速等。我们关注最终消费支出增速与资本形成增速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从表5中可以看出，最终消费支出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增速的交互作用在2008年之后显著为正[见表5列（2）]。也就是说，消费支出的提升可以促进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 3. 资本边际回报率、投资与消费 资本回报率会影响投资已经几无争议，但资本回报率也与消费有关则少有提及。消费增长意味着厂商生产产品能被消费者认可，没有滞销，实现了从产品形态向企业营收的转换，因此消费增长带动资本回报率提高则有利于维持厂商部门生产积极性。当然，作为厂商所生产产品的另一条出路，投资也能够吸收当期产出并用于下一期生产，但如果这样，厂商部门就需要不断向家庭部门借贷并造成债务累积，以及最终仍需要通过消费来吸收剩余产品。投资最大的风险是产品卖不出去，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惊险的跳跃”。因此，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是消费，只有下一期消费扩大，才能增加当期投资。投资对于维系下一期生产固然很重要，但消费对下一期生产也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一方面消费用于维系劳动力生存进入下一期生产，另一方面消费增长有利于提高资本回报率，激发当期投资与下一期生产积极性。即使撇开消费维系劳动力生存的作用不谈，狭义而言，只有投资才能提供资本积累、进入生产函数、提供经济增长动能。消费影响资本回报率、激发投资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我们采用200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测算出资本产出弹性，即当资本投入增加1个百分点时带来的产出变化的百分比，并以此作为资本回报率的代理变量，构建31个省份为截面的截面数据，检验消费对资本产出弹性的影响（见表6）。 检验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对于资本产出弹性的作用并不显著，但是居民消费支出显著促进了资本产出弹性。这证明了投资、消费有效循环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投资只有在实现消费的基础上，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资本回报率以及消费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在企业全生命周期内至关重要。只有以需求为牵引，特别是通过消费实现产品的销售，才会有资本回报率并引至投资需求。 四、结论 本文回顾了经济学理论模型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以及世界银行的国别数据，在不同视角下检验了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实证关系。结果发现，消费和投资的关系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正均衡关系，这是传统经济学文献所忽视的。我国消费占比仍远低于最优水平，经济增长模式应由政府引导投资逐渐转变为以消费促进投资的模式。 投资是延迟的消费，消费则是另一种投资。当个人或企业进行投资时，是将当前的资源用于生产或发展，而不是立即消费，这意味着他们将享受回报和利润的时间推迟到未来。因此，投资可以看作是将当前的消费延迟到未来。消费则不仅仅是满足当前的需求，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通过消费，个人或家庭可以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满足需求，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础。同时，消费对投资和技术进步有引领和促进作用，成为一种潜在的投资力量。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是短期促进经济增长的良药，更是长期持续发展的密钥。 参考文献 Blanchard O， Perott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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