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自强：以“两个30”战略应对特朗普关税冲击lg...

以下观点整理自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2期）上的发言

美国经济衰退风险高企。即使它宣布对其他国家的关税延期三个月，但美国目前已经生效的的加权平均关税仍高达24%，这是因为中国占其进口比例大，关税增幅高。这一平均关税率比4月2日之前的税率高三倍，达到了一百年来最高峰。这对美国的滞胀效应明显，对美国经济冲击可能达到接近1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冲击达到接近1.5-2个百分点，当前中美博弈，就看谁能够率先采取适当的国内政策刺激，对冲掉影响，这样相对受损更小，更能占据主动。而且，虽然其他国得到了短期的关税豁免或延期，但长期这种所谓妥协的协议，很难持续，因为美国志在减少贸易逆差、回流工作岗位，一旦不顺，对其他国家的关税仍有反复上升的风险。海外股市或许会短暂雀跃，但跨国企业已不敢相信美国朝令夕改的政策，未来几年不敢投资，各个贸易伙伴心头也都刻上了永久疤痕。中国应抓住美国主动选择从全球贸易体系中逐步退缩、走向孤立主义的机遇，实施2030“两个三零”重大战略，实现战略破局。

一、关税冲击对全球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经济的影响

关税冲击首先对美国自身造成的伤害很大，美国经济今年衰退的风险大幅增加，尤其有可能是一种先滞胀，后面衰退的情形。当然这些也会重创全球经济，结合美国经济跟中国之间的直接管道，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和间接管道，如果全球被拖累下来，也会影响到中国。今年GDP增长面临差不多两个百分点的下行压力，这也是市场的共识。

在此过程中，首先对美国自身的影响已经产生了永久性伤痕。这种永久性伤痕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企业因前景不明而不敢投资，消费者面临更高的物价，美国股市下跌导致财富缩水。这三大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不敢投、不敢花、财富负效应”的局面，大幅增加了今年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

二是更为重要的永久性伤疤，主要跨国企业可能对美国未来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和保护主义政策失去了信心。这些企业未来将资金投向何处？无论是东南亚、墨西哥还是美国本土，投资都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这种永久性伤疤已经形成。即使未来几周有关当局释放出一些消息，例如美国声称与某国达成协议，双方关税可以相互让步，跨国企业也难以相信。它们认为未来政策反复甚至关税长期存在的风险极高，投资决策难以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三十多年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一枝独秀论”的宏观逻辑叙事可能受到重大冲击，产生变局。在此过程中，中国已经勇敢地对关税政策进行了等比例的反制，展现了勇气。接下来，中国需要运用智慧进行对冲，并制定战略来打破僵局。

首先，此次变局为三十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推行关税政策的背后存在两个相互自洽的原因。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迫使贸易伙伴让步妥协，从而获取诸如购买美国商品、在美国投资或减少贸易壁垒等短期利益。这些成果在媒体上具有较大的轰动性，美国行政当局也借此获得了一些短期的成功。然而，从中期到长期来看，根据特朗普及其团队近期的反复表述，他们似乎真正相信通过高关税壁垒能够逐步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进而重新振兴美国的工业和制造业，创造就业岗位。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过去三十多年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格局的一种逆转。

全球化阶段对美国总体上利大于弊。一方面，美国跨国企业通过全球扩张，寻找成本最低和利润最高的地区进行生产。虽然这些生产活动转移到其他国家，导致这些国家对美国出现贸易顺差，但大部分贸易顺差实际上转化为跨国企业的利润，并非当地企业所获。即便部分顺差为亚洲国家所赚取，也会通过资本回流的方式重新投入美国。因此，美国长期呈现贸易逆差与资本账户顺差的格局。无论是跨国企业的利润汇回，还是主权资金重新投资美国，这些资金都通过资本顺差的形式，投资于美国金融账户中的债券和股票，从而强化了美元体系的循环。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大型企业在全球扩张中获得了较好的利润回报。加上汇回的美元资金投向美国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总体上推动了美元循环体系，使美元总体趋势走强。尽管期间经历了2001年纳斯达克泡沫破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冲击等多次市场波动，但资金轮动始终未脱离美元体系，基本在美股和美债之间循环，吸引全球资金。这便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一枝独秀论”的体现。

2021年之后的三四年间，美国经济及相关市场达到了历史巅峰。一方面，疫情后美国实施了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推动名义GDP增速大幅提升；另一方面，AI等科技革命的助力使美国市场达到鼎盛。与此同时，中国面临房地产市场、民营企业困境以及低物价循环等多重挑战，欧洲则自2022年起陷入战争泥潭，发展方向不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30多年的全球化对美国虽有诸多益处，但也存在弊端。尽管美国企业利润不断攀升，金融市场表现强劲，但收入分配问题日益突出，未能惠及普通民众。这一现象可归因于“3T”因素的相互作用：贸易全球化（Trade）、技术经济全球化与虚拟化（Tech），以及美国收入分配向大企业倾斜（Titans）。在过去三十年间，这三大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即便其科技企业和股市表现优异，这一副作用也愈发显著。

从里根政府时期至今，劳动者在美国GDP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而企业利润占比则不断上升。由此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在2016年前后达到顶峰，随后政权更迭，特朗普1.0时代开启，其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解决问题。2020年疫情后再次换届，拜登政府上台，尝试采用不同路径应对社会问题。拜登经济学倾向于左派，通过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支持中低收入群体，然而这一举措也导致了通胀加剧以及财政赤字的不可持续性。如今，特朗普2.0时代重归，意图延续孤立经济保护主义的思路来解决收入分配与社会问题。

此前的分析指出，特朗普2.0时代所继承的美国经济与2017年他刚上台时的1.0时代已大不相同，当前美国经济呈现出“两高一后”的特征，即高通胀、高财政赤字以及经济处于后周期的强弩之末。在此背景下，美国行政当局严格执行其三大政纲：严控移民、对外加征关税发动贸易战、对内进行财政整肃。然而，这些举措在实施次序上存在错误，属于“先破后立”的合成谬误，必然对经济和市场造成巨大压力。如今，美国资本市场和经济所遭受的压力已显而易见。更为重要的是，若从关税战的长期目的来看，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似乎并非其核心目标。从此次对等关税制定的依据可以看出，关税率并非依据各国对美国的关税率来设定，而是根据各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幅度来确定，这表明其长期目的可能是减少贸易逆差。这一做法对跨国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关税可能会长期存在。

近期，众多智库与媒体普遍担忧，若中国在贸易反制中表现出坚定勇气，而其他国家率先妥协低头，降低关税，中国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然而，亚洲许多国家已看穿美国此次关税行动的长期目的，即减少贸易逆差，而非推动制造业回流。因此，这些国家采取妥协方案以换取可持续性减关税的难度极高，可能性不大。例如，一些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存在依赖性的小型经济体，可能会迅速向美国提出妥协方案，承诺购买美国产品或降低贸易壁垒，以换取关税的短期搁置或延期。但这种做法在长期内不具备可持续性。以越南为例，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占到其GDP的约1/4，仅靠增加进口或减少关税几乎无法实现贸易再平衡。美国制定关税的基础是各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幅度，即使这些亚洲贸易国选择妥协，关税在短期内可能有所延期，但从长期来看，仍存在反复上升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跨国企业对美国政策的信任度大幅下降。过去六七年来，跨国企业为应对风险而在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实施的“中国+1”策略，如今已失效，这反映出跨国企业信心的低落。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在当前形势下，短期政策刺激空间极为有限。与2018年相比，当时所谓的“特朗普put”或“美联储put”能够迅速出手扭转经济下行局面，而如今，企业因前景不明而不敢投资，消费者因高物价而不敢消费，美联储在短期内降息空间极小，货币政策空间受限，整个经济呈现出滞胀特征。

其次，财政政策方面，特朗普接手的是一个面临高通胀和高财政赤字的经济体。尽管他正在实施所谓的联邦效率改革，试图削减开支以实现减税，但效果并不显著，减税方案难以迅速落地。在此过程中，美国短期经济遭受重创后，政策刺激空间极为有限。此时，中国能否迅速推出相关刺激政策，以抵消关税冲击，成为博弈的关键。贸易战对全球经济均造成损害，关键在于谁的损失相对较小。根据博弈论，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中国在两会期间已制定了约2万亿元人民币的广义赤字扩张计划，当时并未预见到关税战会如此激烈。因此，显然需要迅速推出更多措施。

建议无需等待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也无需等到4月或5月出口数据及采购经理人指数显著下滑，应加快政策推进流程。当前全球面临的变局和冲击可与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相媲美，因此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和中美之间的信心博弈都不会等待，所以应立即行动。可借鉴去年9月底之后的经验，当时通过不断召开发布会，向市场通报正在研究的政策及政策出台的大致规模和时间，以前瞻性指引稳定市场信心。当前，采取类似措施已迫在眉睫。更为关键的是，应抓住美国为解决国内社会问题而主动选择从冷战后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中逐步退缩、走向孤立主义的机遇。

二、中国的对策

美国留下的真空与混乱为中国与亚洲、欧洲国家共同填补并重塑国际经济秩序乃至地缘政治秩序提供了机遇。在此背景下，需明确战略思维，抓住未来两三个月的关键机遇期，在主要欧亚经济体仍受美国关税影响且处于迷茫之时迅速行动。为了应对美国走向退缩的贸易保护主义时代，应争取到2030年实现“两个30”战略。

第一个“30”指的是宣布，除美国之外，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将对其他国家的关税降至零，将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自身民营企业投资准入限制降至零，同时将中国自身的产业补贴降至零。第二个“30”是宣布到2030年，中国内需消费目标将增加30%，即在现有规模基础上增加3万亿美元。鉴于美国未来关税机制可能长期存在，这将导致中国、亚洲、欧洲等过去主要依赖供给侧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面临外贸空间的挤压。中国过去二十多年以供给侧和工业制造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正处于战略抉择期，中国需决定是继续坚持供给侧立国、工业制造导向，还是转向内需消费，通过社会福利改革构建更加平衡的经济和贸易体系。

一些欧洲的智库对中国存在担忧，他们担心在美国关税冲击导致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美国市场逐渐封闭的背景下，中国过剩的产能产品可能会大量涌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给欧洲、亚洲、南美等地区带来压力，使其难以生存。这种担忧具有一定合理性，甚至可以推断，如果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坚持以供给侧为主导的外向型制造立国经济模式，欧亚各国可能会效仿美国，纷纷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终导致全球贸易回到二战前的割裂状态，这将极大地增加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拓展空间的难度。相比之下，推行“两个30”的重大战略是更为可行的路径。

到2030年将内需消费增加30%的目标既具有可实现性，又带有理想色彩，是一项宏大的战略。可以借鉴二战后三十年欧美国家的经验，当时这些国家通过加强社会保障、提升劳动力教育水平、改善公共服务、强化创新等措施，加快了以内需为主、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在面对美国关税霸凌时，许多人认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处于主导地位，其他国家作为供货方只能接受规则改变，否则就会吃亏。然而，这种观点过于陈旧。从历史上看，经济体的演变和战略抉择表明，甲乙双方的地位并非固定不变。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提升、发展理念的转变、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如果决策层能够落实加强社会保障福利、劳动者教育、公共福利建设以及完善包括农民工、农民、灵活就业人群在内的社保福利改革，相信能够加快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型，而不再仅仅将自己定位为供货方。

到2030年实现消费内需比当前增加30%具有两层重要意义。其一，可行性。根据团队测算，若落实上述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支持内需转型，到2030年消费内需比当前增加30%，年均增长率5.4%是可实现的。其二，战略性。美国一年进口商品总值3万亿美元，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这部分市场逐渐对全球贸易伙伴封闭隔绝，全球担心出现近3万亿美元的需求缺口。中国当前消费内需为10万亿美元，占GDP的一半，若未来五年增加30%，即增加3万亿美元，可填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全球需求潜在空白，为欧亚各国企业提供市场机遇。此外，“两个30”重大战略还包括在未来五年内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加快开放，将关税、市场准入限制及产业本地补贴均降至零，为全球市场提供广阔空间，以中国内需增长弥补美国消费市场收缩带来的缺口。

在关税问题上，在具备反制勇气的同时，更需具备破局的智慧。正如古语所言：“霸者以利服人，人服威而不怀德；王者以德服人，人怀德而无敌。”若中国能在未来几个月的关键机遇期内宣布这一战略，相信能够打破当前僵局，并为中国在未来经济格局中赢得更有利的地位创造极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