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认为拜登经历了一次蜕变。他从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经济民族主义者。他得出了市场根本失灵、权力过于集中和工人被剥夺权利的结论。我不知道这是何时发生的，因为他在竞选时并不是这样宣传的。” 后来，记者问泰德·考夫曼（作为拜登最早期的竞选团队成员之一，他曾在1972年拜登第一次竞选参议员时作为无薪职员加入团队），拜登是否在白宫经历了一种政治转变。 考夫曼礼貌地回答说，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他提醒说，拜登作为参议员时代表的是亲企业的特拉华州，而不是佛蒙特州。他之所以能每六年赢得两位数的选举多数票，不是靠挥舞着干草叉的姿态，而是因为他考虑到了所有选民的利益——不仅是工会和少数族裔，还有反对破产改革的债权人和希望街上有更多警察的中产阶级白人选民。 考夫曼说：“这就是他在参议院学到的，倾听每个人的意见。这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不过，考夫曼补充道，拜登确实感到自己与那些处于不利地位和被冷落的人，有着一种几乎是扎根基因般的联系。拜登本人在2020年9月与特朗普进行首次辩论，当谈到偏见问题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他说，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看不起像我这样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在斯克兰顿长大的人。” 对抗世界 2005年秋天，拜登已经担任美国参议员32年，曾经参选过总统，并正为第二次竞选做准备。 人人原以为他是华盛顿体制的典范，处于世界之巅的人。但是有一天和记者对话时，话题转向了当时的总统小布什。拜登开始剖析小布什的特权背景：“你只需要从肯纳邦克港的公路上看一眼那个庄园，你就会明白，那不仅仅是漂亮（还有更漂亮的地方），但那是一块岩石，是一个半岛，是老钱，权力，体制。看上去外表低调述。但却蕴含着令人敬畏的根深蒂固的能量。” 拜登明确表示，他并不讨厌小布什。然而，他对小布什在常春藤联盟学校中随意地得了个C，却轻松过关这种事情，显然颇不以为然，而许多家庭贫困的人则梦想能有机会进入这些学校。 他也不喜欢总统为身边的人取绰号的方式，他说：“这有一种欺凌的意味。如果我给你取了个绰号，我就成了你的教练。” 他对小布什的批评是非常个人化的。后来才会发现，拜登几乎是画一幅关于他深深内化的阶级意识的示意图。在2005年与记者共同度过的三个月里，拜登没有任何外部的提示，就会描述他父亲老拜登所遭受的屈辱。 他的父亲是一个衣着优雅、言语温和的人，从未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却教会了子女自尊。他给记者讲述过一个故事，后来他在自己的书《值得信守的承诺》也写了：他父亲在一次汽车经销商的公司圣诞派对后辞去了工作，因为老板通过将一桶银元倒在舞池上，以此“感谢”员工，并看着他们争抢硬币的场景感到好笑。 拜登当时说：“这是对权力的滥用。” 很难不同意他的观点。然而，这对拜登这位立法者和总统候选人意味着什么呢？ 在低谷期，这意味着一种“对抗世界”的自卫姿态；在1987年，这意味着当一位选民对他的学历表现出怀疑时，他会愤怒地回应：“我的智商比你高得多，我敢说。”；这意味着他感到需要列举并夸大自己的成就——“我是那个为巴勒斯坦社区做了最多的人，”他上个月在接受播客主持人Speedy Morman采访时这么说的。 有时他还会虚构一些荣誉，例如他声称自己是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并曾在南非试图会见反种族隔离领袖纳尔逊·曼德拉时被捕。 这也意味着他只信任那些非常忠诚的人，尤其是家人，他们帮助拜登开展了第一次竞选，从此以后在各种苦难中与他并肩作战。 他长期以来参与的自我神话，试图让拜登家族像其他美国政治家族那样拥有地位和意义，这让他对兄弟和儿子试图利用这个名字进行交易的行为视而不见。这意味着他容忍了儿子亨特和兄弟吉姆的可疑商业行为，同时不断表示他“为儿子感到骄傲”，即使亨特否认自己有一个非婚生子女，并因此被判联邦枪支罪。 亨特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担任乌克兰能源公司Burisma董事会的高薪职位。最近的报道显示，他曾请求国务院协助处理公司在意大利的潜在业务交易，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的父亲知晓这些行为。 在拜登看来，家人共度的这些苦难，似乎让他们享有免受不当行为指控的特权。 但被冷落的记忆，也激发了拜登真正的同情心，这不仅为他人提供了安慰，还塑造了联邦政策。他在进入参议院时因为车祸失去了妻子和女儿；而在他离开副总统职位时，又因为癌症失去了儿子。 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包括他的总统任期，都有对机会和不幸的双重认知以及两面反应的印记。 与奥巴马紧密相连 2012年9月，拜登担任副总统。 2005年两人初识时，奥巴马还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而拜登则是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尽管奥巴马和另外两位民主党明星希拉里和约翰·爱德华兹的光芒四射，拜登仍在2007年1月宣布参选总统，寄希望于自己丰富的经验。 大约一年后，在爱荷华州预选前，当问及对自己获胜的感觉时，他大声说：“其实感觉不错！” 然而，他仅获得不到1%的选票，在当晚退选。 奥巴马的竞选团队，认为拜登可以作为白人工人阶级的代表，回应中西部摇摆选民对这位年轻、缺乏经验的黑人参议员（奥巴马的父亲是肯尼亚人）的疑虑。 拜登对担任奥巴马的竞选搭档很谨慎。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参议院委员会主席，手握权杖，而不是被派去参加外国领导人葬礼的副手，这是美国副总统的宿命。 拜登最终接受了，但他明确表示，他希望与沃尔特·蒙代尔从吉米·卡特那里得到的安排一样：不仅要负责一个狭窄的领域，而是要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留下印记，并成为总统在做出政策决定前最后一个交谈的人。 在接受这个职位后，拜登派遣人与了解副总统职位的学者们会面，以了解可能的潜力。 The White House,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担任副总统一职，对拜登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重要的下一步，但也充满挑战，尤其对他内在的不安全感来说。正如他的一位高级助手后来所说，拜登立刻明白了华盛顿的一个真理，那就是在一个失败的总统任期内，不可能有一个成功的副总统。 拜登的命运从此与奥巴马紧密相连。他带来了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其中许多人后来被提拔到奥巴马的高级白宫团队中。 奥巴马和拜登上任时，正值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威胁眼见得越来越糟糕。这对经验有限的新总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考验了拜登协助奥巴马的能力。 新政府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抵御经济衰退影响的联邦刺激计划中，副总统帮助确保了来自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奥林匹亚·斯诺和苏珊·柯林斯的三张关键共和党选票。 “他愿意做奥巴马不总是热衷去做的事情，那就是去国会山，与议员们打交道，参加晚宴，”吉姆·梅西纳回忆道，他曾担任白宫副幕僚长，后来负责2012年的竞选活动。 每当奥巴马倾向于做出与副总统建议相反的外交政策决定时，拜登（想想看，他在参议院度过了36年，从未有过上司）会找到一位奥巴马的长期助手，问：“告诉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告诉我他在想什么。” 拜登如此坚定地想要理解总统，以至于几年内，白宫会派副总统去向记者解释奥巴马的想法，作为“熟悉情况的消息来源”。 就算是私下会面中的拜登，与其他人所认识的国会山上的拜登或星期日谈话节目中的拜登，甚至是自传中的拜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那个拜登总是不忘记提醒人们，他与总统有多亲近，他对政府政策有多大影响力，或者在他未能说服上司的情况下，也强调他最终站在正确的一边。 有时，他会将总统推向他不想去的方向，比如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拜登支持同性婚姻，导致奥巴马不得不表示“他可能有点操之过急了。” 他的表现并不是试图破坏奥巴马的形象，相反，这与华盛顿长期以来对拜登的看法一致：和蔼可亲、技艺高超且知识渊博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显得尤为自夸的人，永远在努力让人们相信他绝对属于联邦政策制定的高层。 他那句“我是那个……”的口头禅，已成为华盛顿圈子里最引人注目的自我开场白。 令人惊讶的是，奥巴马还是将拜登视为自己，至关重要的幕后操盘手，深入官僚琐事，与立法者周旋，这样奥巴马就不必亲自出马。不仅如此，拜登还是一个直觉敏锐的人，据一位白宫顾问透露，拜登经常敦促更为审慎的奥巴马“听从自己的直觉”。 副总统在看似失败的事业中展现了这些技能：在2012年年底桑迪·胡克小学发生可怕的大规模枪击案后，推动枪支安全立法。法案的民主党联合发起人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乔·曼钦，他是一个朴实的中间派，与讲究礼节、头脑冷静的奥巴马关系不佳，而拜登成为他在白宫唯一的真正朋友。 总统授权拜登领导白宫在这一问题上的努力，毕竟他此前在参议院推动了《布雷迪法案》和突击武器禁令的工作。但在曼钦和他的共和党联合发起人帕特·图米推出他们的立法之前（这项法案将扩展背景调查，包括枪展和互联网购买），拜登已经认识到法案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注定要失败。 President Barack Obama with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in the Outer Oval Office, Saturday, July 16, 2011. (Official White House Photo by Pete Souza) 因此，副总统和他的团队起草了23项行政命令，从改善背景调查数据共享到加强枪支追踪工作，这些措施在枪击案发生不到五周后生效。 但拜登更重要的工作，在于他与一些因失去孩子而悲痛欲绝的父母建立的关系。这些孩子中有20人在校园枪击案中被杀害。 枪击案发生几天后，拜登给马克和杰基·巴登打了电话，他们的7岁儿子丹尼尔是遇难者之一。他们谈了一个半小时以上。 2013年春天，当巴登夫妇和其他桑迪胡克的父母第一次来到国会山，游说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法案时，拜登清空了他的日程安排。他和他们在一起至少坐了三个小时，没有提及任何立法策略。 相反，马克·巴登回忆说：“他告诉我们，听我说，回家吧。你们不必这样做。我走过这条路。我曾想推动汽车安全立法。回想起来，我也许应该专注于照顾自己。” 挑战命运的方式 到了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他和拜登不仅仅是伙伴，他们成了朋友。当副总统拜登向奥巴马倾诉，他的长子博·拜登被诊断出脑癌，且正在为支付治疗费用而苦苦挣扎时，总统主动提出借钱给拜登家。 一年后，2015年6月，奥巴马在博·拜登的葬礼上发表悼词，说会永远陪伴这悲痛的家人，并用上了当时在华盛顿已经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以拜登的名义起誓。” 在2017年拜登关于他儿子的书《承诺我，爸爸》中，纪念了这些温馨的举动。但书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奥巴马如何强烈反对他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与希拉里竞选，还提到奥巴马的某些盟友偏向了希拉里。 作为总统的副手——下一个白宫的继任者，拜登本有理由期待不同的待遇。 据一位团队成员回忆，自2013年1月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副总统就一直在与团队讨论参选事宜。这些讨论在他儿子去世后仍在继续。 Sean Naber from Baltimore, M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C BY 2.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2015年9月，在观看了拜登参加《科尔伯特深夜秀》的节目后，演员乔治·克鲁尼立即打电话给拜登的顾问史蒂夫·里凯蒂，承诺如果拜登参选，他将给予支持。 后来，两名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坚持认为，奥巴马反对拜登竞选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他这位悲痛朋友的情感健康，但拜登在他2017年的书中并不这样认为。 拜登能够看出，奥巴马担心他这位副总统与前国务卿之间的激烈初选会分裂民主党，从而使民主党提名人在大选中处于不利地位。 拜登写道：“这关乎巴拉克的政治遗产。” 但奥巴马似乎并不理解竞选对拜登和他的家庭意味着什么，以及他劝阻拜登竞选的言辞对拜登有多么沉重的打击。 拜登写道：“总统竞选的可能性——博想要的东西，给了我们目标和希望，这是一种挑战命运的方式。” 2015年10月21日，拜登站在玫瑰园中，身旁站着奥巴马和吉尔·拜登，宣布他不会参加总统竞选。一位前助手回忆道，这位悲痛的副总统在任期的最后一年里，似乎失去了目标，仿佛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影子。 在离开白宫七个月后，拜登第一次成为普通公民，46年来首次脱离公职。2017年，拜登在电视上看到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并随后与被极右集会者杀害的年轻女性的母亲通了电话。 在那之前，这位前副总统正为在基金会和大学职位上（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中心）做准备，以保持他在国内外事务中的影响力。保持“参与”——这是他在博去世后常用的委婉语，以暗示自己的政治未来仍在考虑中。 对拜登而言，夏洛茨维尔事件，代表了特朗普总统任期对美国的威胁。 “那时我决定，我必须参选，”拜登在2023年10月接受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赫尔的采访时说道。赫尔是由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指派的，调查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是否因保留机密文件而违反联邦法律。 赫尔后来在一份爆炸性报告中断言，这次采访显示出一位“同情心强、意图良好的老年人，记忆力较差”。 然而，拜登对自己2017年决定竞选总统的原因和时间的回忆依然深刻。他同样清晰地记得2015年的事情，他告诉赫尔，在那个痛的时刻，“很多人”鼓励他争取民主党提名，“除了总统”。 向左倾斜 离开白宫短短四年后，拜登重返白宫，而美国正处于动荡之中。 大流行已经夺去了约40万美国人的生命。他上任的那个月，全国失业率为6.3%。一群暴徒冲进美国国会大厦，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奥巴马的遗产被大幅削减：平价医疗法案的核心个人强制条款被废除，环境法规被回滚，联邦司法系统（包括最高法院）充斥着保守派，伊朗核协议也被废弃。 在拜登上任13个月后，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然而，这位新总统似乎再次向美国证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仿佛是一个不那么困扰的时代中走出来的“活化石”，一个78岁的旧时人物，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的就职演说中提到“团结”这个词八次，继续接受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30年前对美国的描述，称其为“不可或缺的国家”。 在上任三个月后对国会发表的演讲中，他说：“没有任何事情在我们的能力之外。” 在过去的十年里，拜登与共和党的互动，主要限于与埃里克·坎托尔和米奇·麦康奈尔等领导人进行高层谈判，以及早些年与像约翰·麦凯恩、查克·哈格尔和林赛·格雷厄姆等志同道合的参议员，进行海外旅行。他没有与特朗普的“MAGA”运动中的任何人进行过对话。 他的前立法事务主任路易莎·泰瑞尔说：“他知道世界已经变了，拜登对了解国会山的新同事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想了解那些新上场的人，比如帕特里克·麦克亨利和加勒特·格雷夫斯”。 这指的是两位共和党众议院领导人，他们并不喜欢这位新总统，但也不算特朗普的追随者。 拜登如此重视两党合作，以至于在他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了一个“团结议程”，包括癌症研究、自杀预防和退伍军人的心理健康项目等看似无可挑剔的项目（就连这些一些共和党人也要反对）。 宣扬团结在政治上是必要的：拜登在2021年仅拥有微弱的国会多数。然而，事实证明，拜登的许多标志性立法成就——基础设施、枪支安全、半导体制造、援助因烧坑暴露而受伤的退伍军人以及联邦对同性伴侣的保护，都是在两党支持下成为法律的。 “有一种假设认为，两党合作这种系统已经崩溃了，”拜登的白宫顾问史蒂夫·里凯蒂告诉我。“而他证明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但这种乐观的评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共和党人拒绝了拜登议程中的许多关键项目，尽管这些项目并没有触犯保守派的敏感点，而只是因为由一位民主党总统提出。 2022年的《通胀削减法案》提供了清洁能源投资，这些投资将极大地惠及所谓的“能源社区”，比如像德克萨斯州这样的化石燃料生产基地，以及共和党据点中的前煤矿开采地和工业棕地。 共和党立法者一致反对《通胀削减法案》，就像他们反对前身《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一样——法案旨在振兴受大流行病打击的经济。1.9万亿美元的标签，助长了共和党声称拜登推行“社会主义议程”的言论，而实际上大部分资金将由各州根据自身需求进行分配。 “早在一开始，拜登总统就告诉我，你知道，很多这些投资将流向红州，因为那里有很多人在受苦，”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罗伊·库珀（民主党人）说道。 库珀说，本着这种精神，他将1800万美元的ARPA资金用于恢复威尔克斯伯勒镇一座废弃的NASCAR（全国改装赛车竞赛）赛道，这个镇位于一个经济困难的县，特朗普在2020年以78%的选票赢得。新投资让镇子能举办了2023年的NASCAR全明星赛，从而带来了近2900万美元的游客消费，惠及了地方。 当然，共和党人指出拜登议程明显左倾的批评并非毫无根据。他的政府实现了进步派多年来一直渴望实现的目标，从学生贷款减免到扩展第九条保护以包括性别认同。他任命了更多的黑人法官担任联邦法官职务，人数达59位，比任何一位任期只有一届的总统都多，并推动了首位黑人女性进入最高法院。 拜登的一些进步政策，代表了他一直以来的政策重点的延续。但还有一些似乎表明了他思想的自由化。总统赦免了轻罪大麻犯以及其他非暴力毒品罪犯，还宣布计划将大麻重新分类为危害性较低的药物。 “这些事情显然不在他的舒适区，”1996年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的长期支持大麻非刑事化的厄尔·布卢门瑙尔说道，仅在两年前，拜登帮助推动的《犯罪法案》（其中包括后来被视为严厉的更严格的监禁刑罚）得以通过。“但在我的世界里，这些事情意义重大。” “对一个大多数人认为是温和派的年长白人男性来说，我本来没想到他会成为一个进步派，”国会进步核心小组主席普拉米拉·贾亚帕尔说道。 贾亚帕尔是拜登政府政策制定的关键人物之一，她说以前桑德斯这位自由派的标志性人物就建议：“拜登是一个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人，我认为你应该多了解他。” 桑德斯自己也记得，当他在2007年第一次进入参议院时，他和妻子简受到了拜登的热情接待，那时桑德斯在众议院度过了16年不太愉快的时光，被冷落在一边。 这是拜登在回报他自己刚上任时从年长参议员那里得到的友谊，当时是在1973年，他的妻子和女儿刚刚在车祸中丧生。 后来，作为2020年民主党提名的竞争对手，桑德斯回报了这种温情：他坚持让自己的竞选团队以文明的方式对待拜登。拜登逐渐认识到，桑德斯所代表的运动，对于他自己作为总统的成功是必要的。 当桑德斯在2021年初访问白宫时，他告诉拜登，他希望看到一项慷慨的社会支出法案，大约在5万亿到6万亿美元的范围内。 “伯尼，”拜登回答道，“我希望我们能尽可能做大。” 最终，多达数万亿美元的“重建更好法案”，在一年内不得不缩减成433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但是最终能得以通过，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拜登对参议院曲折的节奏比那些经验不足的政治家有更深的理解。 但他总统任期内的其他成就表明，影响他的人生记忆，远远超出在参议院的日子。 2021年12月，拜登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堪萨斯城参加一场活动，庆祝基础设施法案的通过。与他同行的是该选区的代表伊曼纽尔·克里弗。 在他们的谈话中，克里弗表示，他也希望新立法的一部分资金，能帮助那些因过去基础设施项目而受损的少数族裔社区。拜登回答说，他完全明白克里弗在说什么。 1963年，当拜登还是特拉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时，特拉华收费公路以极大的声势开通。 “你知道，当我们修建高速公路时，我们摧毁了城市的某些部分，并分裂了黑人社区，”克里弗回忆拜登说的话。“我们必须开始考虑如何弥补这一点。” 2024年3月，在谈话两年多后，克里弗收到了拜登白宫的通知。政府将提供33亿美元，“以重新连接那些被交通基础设施抛弃和分裂的社区”。 后来，克里弗想到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让他对拜登有了更多的认识，包括为什么拜登如此抗拒只一个任期就离职：“他在职业生涯中积累了这么多想法。这些想法在他脑海中堆积起来，等待着机会。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毫不犹豫，他想继续前进。” 政治在很多方面是一种记忆的壮举：不断认识到你来自哪里，向谁负责，什么有效，谁能帮忙，期望的回报是什么，以及你为什么一开始就竞选公职。尽管最终因一些公开的失误，而导致民主党同僚质疑他的智力敏锐性，并断掉了他连任的机会，但在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身上，52年积累的立法技巧依然存在。 在拜登于7月21日星期日下午发表声明，宣布他决定不寻求连任的几个小时前，他的前幕僚长罗恩·克莱因在社交媒体上痛苦地表示，拜登实际上是被民主党领导人和捐赠者“逼出局”的。现任的幕僚长杰夫·津茨后来说，拜登在通话的第一分钟里通知了他这一决定。然后他告诉幕僚长，他们通常的100天规划，现在将重新安排成最后180天的紧张活动。 “我们还有六个月时间，”津茨回忆拜登对他说的话。“我希望这六个月能像我们之前的每个六个月一样富有成效。” 这将包括具体行动，如取消更多的学生贷款和宣布10种新处方药的价格下调。拜登还列出了几项目标，从改革最高法院到加强投票权，尽管这些目标可能在他离任前无法实现，但正如津茨说的，“这将为哈里斯的总统任期奠定重要的基础。” 这些基础将有助于引导哈里斯的总统任期，并反过来塑造拜登的遗产。 与民主党角力 The White House, CC BY 3.0 US , via Wikimedia Commons 从一开始，拜登的总统任期就像是一场分屏戏剧。 屏幕的一侧展示了这位经验丰富的立法者，他知道如何完成事情；另一侧则展示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总统，他在我们的眼前不断老去。 拜登上任时的年龄，比离任时最年长的总统里根还要年长几个月。在一个日益视觉化的时代，90%的美国成年人拥有智能手机，95%的人上网，总统无法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或约翰·肯尼迪那样轻易向公众掩饰他的衰老。 白宫可能无法为公众准备好这种老年国家元首的视觉良好体验，或许很难让人相信这个版本的拜登，比1987年那个更年轻、更嚣张的候选人拜登还要优秀，并且声称一个走路和说话方式都不如2020年竞选时的人，的确还能胜任总统职务，尤其是眼看着他的精力已经大不如前。 无论如何，白宫并没有尝试这样做。 从一开始，拜登大幅减少了与媒体的互动，与之前的总统相比，这是个显著的变化，而他的47岁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在2022年还不太可信地声称：“我都跟不上他的节奏。” 随着岁月的增长，曾经健谈的拜登在媒体中的形象逐渐消失，他的“采访”往往仅限于那些不太可能提出棘手问题的渠道，包括在辩论后安排的两次与黑人电台的对话，而白宫为主持人提供了可以选择的建议问题。 即使在政府的连续立法成功期间，民主党人也私下里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两位参与2021年“重建更好法案”白宫谈判的民主党立法者后来告诉我，总统有时似乎无法跟上对话的节奏，有时则会像个唠叨的叔叔一样对他们说教：“你们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在参议院做这些事情了。” 到2023年底，一些外交使团成员私下向一位前国会议员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认为总统在与外国领导人的会议中，记忆力似乎在衰退。 即使没有这些信息，去年8月的民调中，69%的民主党人也认为拜登年纪太大，不适合再干一届。 但这位在2020年曾向支持者保证自己会是“桥梁”或“过渡”总统的人，现在似乎不为所动。他的一位高级顾问告诉我，拜登从未认真考虑过放弃第二个任期。白宫和他的竞选团队中，那些对他极为忠诚和信任的核心圈子认识到，与特朗普的再次对决，最多也只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但现在他们面临的严峻现实是，这位现任总统无法以往年容易做到的那种精力竞选。 当他的步伐变得不稳，讲话变得断断续续、含糊不清，随着他公开混淆世界领导人的名字并思路混乱的事情增多，共和党对这位八旬总统的攻击也日益加剧，认为他在处理边境问题、抑制通货膨胀、应对乌克兰和加沙冲突的管理上表现得很软弱。 随着支持率徘徊在30%多的低点，他的支持者们只能期待一个日期：6月27日，这场与特朗普的CNN辩论将提供一个机会，让拜登展示他对细节的掌握和总体的仁慈，与一个充满侮辱和谎言的人形成对比。 他过去曾做到这一点，甚至在2012年达到英雄般的效果，当时副总统拜登在与米特·罗姆尼的竞选搭档保罗·瑞安的辩论中表现出色，有效地挽救了在奥巴马前一周表现不佳后的局面。 “当拜登走下辩论台时，国会山和基层的所有恐慌都消失了，”吉姆·梅西纳回忆起那一刻时说。 “如果政治竞选是一场十项全能比赛，那么辩论一直是他的强项之一，”奥巴马竞选活动的幕后策划者、现任哈里斯竞选活动的高级顾问大卫·普卢夫说道，他曾帮助拜登准备2008年与萨拉·佩林的辩论，以及2012年与保罗·瑞安的较量。 在辩论后的五天里，普卢夫和其他盟友对拜登糟糕的表现感到震惊，他无法说出标准的谈话要点和攻击性台词，甚至在关键时刻突然冒出了一句毫不相关的话：“我们终于战胜了医保。” 这种情况更加令人震惊，因为竞选团队在辩论前一直自信地向他和其他民主党人预测胜利。辩论后的五天，这位战略家形容竞选的状态就像一场足球比赛的第四节：“你必须在每个回合中都传球。巴士巡游，连续48小时在路上，接受大量采访。这是一种逆袭策略——顺便说一句，仍然可能屁用没有。” 但这种孤注一掷的策略，现在做不了，原因与之前没有实施的原因相同。即使拜登向他的支持者保证他拥有所有内部资源，来进行一场不可能的逆袭，他也在抱怨工作人员给他安排的日程过于繁重，似乎暗示胜利的关键在于减少他的工作时间。 如果这对民主党人来说似乎是一个不可行的建议，拜登和他的竞选团队实际上是在说，总统的状态太糟糕了。 这个以巨大同情心著称的人，现在正与自己的政党玩一场“胆小鬼”游戏，逼迫他们要么滚开，要么在民主党大会上正面冲突。 “我不会离开！”拜登现在在竞选活动中宣称。在7月初的北约峰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是否会让位时，他回答说：“我认为我是最有资格竞选总统的人”。 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抗议，因为这位已经任职三年的总统，几秒钟前还把哈里斯误说成是“特朗普副总统”（白宫后来在事件的正式记录中更正了这一点）。 7月8日上午，总统在一个Zoom电话会议上出现在数百名捐赠者面前。拜登坚持认为那只是一个糟糕的夜晚，他很疲惫和生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担忧的观众显然看到他在整个独白过程中都在低头，似乎在阅读稿件。据一位听众透露，最初选择的几个问题都是拜登工作人员特别挑选的轻松问题，例如“我们能帮上什么忙？” 电话结束后，几位捐赠者向拜登的盟友抱怨，这次电话会议完全是浪费他们的时间。 那天晚上，拜登打电话给国会黑人核心小组，他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总统列出了他的成就，并告诉他们他打算继续竞选。 “我需要你们，”他说道，没有接受任何提问。 对一些人来说，拜登拒绝退出竞选，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华盛顿故事，一个因坚守权力而冒风险损害自己遗产的故事，这种坚持在当时被认为是出于对自己不可或缺的信念。 拜登见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从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到前参议院同事斯特罗姆·瑟蒙德和黛安·范斯坦。 “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故事，”民主党政治策略师詹姆斯·卡维尔告诉我。“天哪，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的第二天，大家都知道我不会进入政府工作，我的电话就不再响了。我曾经真的因为没人再关心我而感到焦虑不已。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离开华盛顿的唯一方式要么是棺材，要么是手铐。权力是会上瘾的。” 拜登的一些最热情的支持者开始表达一种新的担忧。总统似乎不太可能击败特朗普，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对他们来说，他们所认识的那个和蔼、细心的拜登，现在似乎被更糟糕的东西困扰着。他在MSNBC的《晨乔》节目中，谴责党内的“精英”，批评他们敦促他退选。他嘲笑媒体对他不屑一顾。 他说，民调是错的。在接受ABC的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采访时，他抗议道：“有多少人能像我今天一样吸引这么多群众？” 他对世界感到愤怒，似乎正在变成曾发誓要打败的那个人。 但根据一位与拜登关系密切多年的人士的说法，还有一个理解拜登顽固态度的关键。这是一个因儿子的去世而几乎淹没在悲痛中的人——他关于儿子的书中提到“使命”一词25次，包括副标题（《希望、困难与使命的一年》）。 领导国家是博·拜登在临终时恳求父亲追求的目标；在实现了这一目标后，这可能是唯一让拜登免于被悲痛吞噬的事情。 正是这种未竟的使命感，促使拜登坚持参选，尽管他面临着党内外的质疑和压力。他坚持认为，继续竞选连任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遗产，而是为了兑现对儿子的承诺，以及完成他认为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工作。 正如他的顾问们所观察到的那样，拜登不仅在与特朗普的竞争中捍卫自己，还在与他内心的失落感和使命感进行着更加艰难的斗争。 拜登的坚决态度令他的盟友和对手都感到震惊。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尽管年迈却仍然坚定不移的人，一个不愿屈服于命运安排的人。 最终，这种顽强的决心将决定他的未来，也将塑造他在美国政治史上的位置。 和哈里斯告别 The White House,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看着政治前途在眼前逐渐消逝，拜登最终认输，这是一个被迫做出的谦卑行为。 7月21日星期天，他发表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公开声明，表示他将退出竞选。这样做，他承认了失败，屈服于日益增长的公众和私下压力，而他在几周前还坚持说不会放弃。 然而，那天在拜登位于特拉华州雷霍博斯海滩的周末度假地，空气中弥漫着的悲伤之情背后，也蕴含着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息。 在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前一个半小时，总统与斯洛文尼亚总理罗伯特·戈洛布进行了电话交谈。几个月来，拜登政府一直在与七个国家秘密合作，策划一场精心设计的囚犯交换行动，这将使三名美国人和一名永久美国居民得以从俄罗斯获释。 据一位对谈判有深入了解的国家安全消息人士透露，拜登一直深度参与。他总共与被拘留者的家人进行了七次对话，并接受了无数次简报，在这几个月的动荡中，他不仅要处理这些事务，还要监督美国对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回应，要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还有他儿子的联邦枪支指控的定罪，以及他自己政治前途的起伏。 其中一名被俄罗斯拘留的人，是《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在拜登与斯洛文尼亚总理通话的两天前，因间谍罪被俄罗斯法院判处16年监禁。公众所不知道的是，这个判决本质上是一个幌子：两天前，在长时间的谈判之后，俄罗斯同意用格什科维奇等人，与几名被关押的俄罗斯人进行交换，其中包括两名被关押在斯洛文尼亚的间谍。 这就是拜登打电话给戈洛布的原因。 斯洛文尼亚要求，在这次国际交换中，他们的囚犯必须先获得斯洛文尼亚政府的赦免。然而，这一事实显然没有传达给到位，而完成交易的窗口正在迅速关闭。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得知这一情况时，他与一名斯洛文尼亚官员交谈，对方同意美国总统致电斯洛文尼亚总理，可能立即结束僵局。 拜登打给戈洛布的电话，最终锁定了囚犯交换协议。 接下来的10天里，总统将接受有关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德国、挪威和波兰准备将囚犯转移到土耳其交换地点的复杂流程简报。然后是在8月1日深夜，载有三名美国人的飞机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降落。等候他们到来的是他们的家人，还有拜登和哈里斯。 当被关押近六年的保罗·惠兰走下飞机并获得掌声时，轮到格什科维奇了。 在楼梯底部第一个拥抱他的是哈里斯，现在她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拜登伸出了手。格什科维奇握住，然后搂住了总统。随后，总统指着他的家人，仿佛在强调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拜登值得细细品味的一个时刻，一个处于总统职位巅峰的时刻，他相信这是总统职位的意义所在，并且能够做的事情：利用全球范围内的友谊和联盟来纠正错误。 拜登把哈里斯带入了这些谈判的过程，现在深夜了，他们也要分道扬镳。 她继续踏上竞选之路，而他则回到了家中。 来源：加美财经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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