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供应超过了居民的需求,这可能导致实际通胀水平下降。此时居民会觉得延迟消费可以获得更低的价格,因此可能选择推迟消费。 企业为了减少库存,也会减少投资。投资下降影响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支出,导致产品需求进一步下降,加剧产能过剩的问题,并压降通货膨胀水平。 2. 全要素生产率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经济增长模型无一例外强调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更是如此。从上述索洛模型来看,尽管提高外生的储蓄率能够提高稳态经济规模以及由人均产出所衡量的生活水平,但是生活水平根本上取决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也就是生产函数的形态。只有明确了生产函数中单位要素投入能够有多大产出,才能够讨论储蓄率高低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经济增长模型通常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类似于天上掉馅饼式的技术进步会带动生产函数向外扩张,但现实中技术进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孕育于投资和消费过程中。具体说到投资与消费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又会涉及到经济运行的供需结构、行业结构、地区结构等。比如,是厂商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还是消费者需求升级使然。又比如,在服务消费占消费比重提升、无形资产投资占投资比重提升时,消费和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也在发生改变,消费不仅是衣食住行,而且包括教育娱乐医疗居住等,投资可能不再是一台台庞大的机器设备,而是一串串代码。消费与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很重要,而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型未能刻画这种交互影响。 本节采用时间跨度为2008—2021年,横截面为93个国家的非均衡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这一问题。与前文相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自佩恩世界表,其他数据则来自世界银行。被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控制变量包括劳动力人口增速等。我们关注最终消费支出增速与资本形成增速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从表5中可以看出,最终消费支出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增速的交互作用在2008年之后显著为正[见表5列(2)]。也就是说,消费支出的提升可以促进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 3. 资本边际回报率、投资与消费 资本回报率会影响投资已经几无争议,但资本回报率也与消费有关则少有提及。消费增长意味着厂商生产产品能被消费者认可,没有滞销,实现了从产品形态向企业营收的转换,因此消费增长带动资本回报率提高则有利于维持厂商部门生产积极性。当然,作为厂商所生产产品的另一条出路,投资也能够吸收当期产出并用于下一期生产,但如果这样,厂商部门就需要不断向家庭部门借贷并造成债务累积,以及最终仍需要通过消费来吸收剩余产品。投资最大的风险是产品卖不出去,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惊险的跳跃”。因此,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是消费,只有下一期消费扩大,才能增加当期投资。投资对于维系下一期生产固然很重要,但消费对下一期生产也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一方面消费用于维系劳动力生存进入下一期生产,另一方面消费增长有利于提高资本回报率,激发当期投资与下一期生产积极性。即使撇开消费维系劳动力生存的作用不谈,狭义而言,只有投资才能提供资本积累、进入生产函数、提供经济增长动能。消费影响资本回报率、激发投资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我们采用200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测算出资本产出弹性,即当资本投入增加1个百分点时带来的产出变化的百分比,并以此作为资本回报率的代理变量,构建31个省份为截面的截面数据,检验消费对资本产出弹性的影响(见表6)。 检验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对于资本产出弹性的作用并不显著,但是居民消费支出显著促进了资本产出弹性。这证明了投资、消费有效循环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投资只有在实现消费的基础上,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资本回报率以及消费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在企业全生命周期内至关重要。只有以需求为牵引,特别是通过消费实现产品的销售,才会有资本回报率并引至投资需求。 四、结论 本文回顾了经济学理论模型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以及世界银行的国别数据,在不同视角下检验了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实证关系。结果发现,消费和投资的关系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正均衡关系,这是传统经济学文献所忽视的。我国消费占比仍远低于最优水平,经济增长模式应由政府引导投资逐渐转变为以消费促进投资的模式。 投资是延迟的消费,消费则是另一种投资。当个人或企业进行投资时,是将当前的资源用于生产或发展,而不是立即消费,这意味着他们将享受回报和利润的时间推迟到未来。因此,投资可以看作是将当前的消费延迟到未来。消费则不仅仅是满足当前的需求,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通过消费,个人或家庭可以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满足需求,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础。同时,消费对投资和技术进步有引领和促进作用,成为一种潜在的投资力量。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是短期促进经济增长的良药,更是长期持续发展的密钥。 参考文献 Blanchard O, Perotti R. An empi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ynamic effects of changes i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es on outpu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4): 1329-1368. Dumitrescu, E.-I., & Hurlin, C. (2012).Testing for Granger non-causality in heterogeneous panels. Economic Modelling, 29(4), 1450–1460. Kuijs, Louis, 2005, “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633. Linnemann,Ludger,and A. Schabert,2004,“Can Fiscal Spending Stimulate Private Consumption?”,Economics Letters,82,173—179. Modigliani, Franco and Shi Cao, 2004,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pages 145-170. 蔡晓慧,茹玉骢.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6,(11):32-52. 胡永刚,郭新强.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12,47(09):57-71. 廖茂林,许召元,胡翠等.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9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管理世界,2018,34(05):63-73. 盛松成,龙玉,金辉. 消费与投资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上海证券报,2023年2月19日。 张斌,茅锐.工业赶超与经济结构失衡[J].中国社会科学,2016(03):80-98+206.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