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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职业发展报告20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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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降,但是随着社会与经济进一步发展,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性非常高时,再增加生育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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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所反弹。因此,鼓励生育并不必然带来女性职场地位的下降。 本报告提出了十大政策建议:现金补贴、个税和社保减免、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同时增加父母双方的产假天数、提倡灵活办公、引进外籍保姆、扶植辅助生育技术、保障单亲家庭权益、教育改革。这些建议可以有效地降低职业女性的育儿负担和机会成本,帮助女性同时满足事业与家庭上的目标。只有在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中,才能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发展目标。 目录 1、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与男性的比较 2、中国女性就业情况 3、职场女性的薪资和性别工资差距 4、女性职业发展和综合女性地位 5、女性就业、受教育程度与生育问题的相关性分析 5.1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5.2 女性职业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5.3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仍存在婚育方面的歧视 5.4 孩子数量对母亲就业几率和工资收入的影响 5.5社会层面女性就业率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6、政策建议 结论 参考文献 1、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与男性的比较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女性人口共有6.88亿人,占比为48.76%。其中,0-14岁女性人口有1.188亿人,占女性人口的17.3%;15-59岁女性人口有4.329亿人,占女性人口的62.9%;60岁以上女性人口有1.366亿人,占女性人口的19.8%。<;?XML:NAMESPACE PREFIX = "O" />;<?XML:NAMESPACE PREFIX = "O" /> 按照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划分,小学学历的女性有1.848亿人,初中学历的女性有2.236亿人,高中学历的女性有9521万人,大专学历的女性有5358万人,本科学历的女性有4652万人,硕士学历的女性有477万人,博士学历的女性有50万人。 20-49岁人口中,男性和女性的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人数及占比如表1: 表1:2020年全国男性和女性大专以上人数及占比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 从表1可以看出,20-49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人数在总体上相差不大,其中,大专和博士学历的男性占比高于女性,而本科和硕士学历的女性占比高于男性。 图1:2020年全国男性和女性大专以上人数及占比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 近三十年来,中国女性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4岁女性人口共有5578万人,其中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只有50.3万人,占比仅0.9%;受过大学专科教育的只有82.5万,占比仅1.48%。而根据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4岁女性人口共有3527万人,其中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有1009万人,占比28.6%;受过大学专科教育的有920万人,占比26%。 表2是部分国家2019年男性和女性的大学毛入学率,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 表2: 2019年男性和女性的大学毛入学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注: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毛入学率是指某级教育的在校生总人数(不考虑年龄)与符合官方为该级教育所规定年龄段的总人口之比。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和澳大利亚等国,女性的毛入学率高于男性;而日本和韩国,男性的毛入学率高于女性。 2、中国女性就业情况 根据国新办在2019年9月发表的《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的数据,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四成。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妇女就业选择更加多元,创业之路更加宽广,就业和创业人数大幅增加。2017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3.4亿,比1978年翻了一番。2019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明确了不得实施的六种就业性别歧视行为,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合约谈、市场监管、司法救济三条救济渠道,为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就业权提供有力支持。2017年,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女性专业技术人员1529.7万,占比48.6%,比1982年提高9.5个百分点。妇联组织培养巾帼电商带头人10万多名,辐射带动1500多万妇女增收致富,初步形成“互联网+女性创业”的服务体系,使妇女不出户、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达到55%。 长期以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图2是1990-2019年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2: 1990-2019年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育娲人口 从图2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19年,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多个至二十多个百分点。 不过,近三十年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79.39%下降到2019年的68.57%。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更多的女性成为家庭主妇,其实还有如下一些原因:经济转型、育儿责任增加、劳动力市场性别歧以及由于女性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参加工作的时间也推迟了。 表3是2019年各主要国家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比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female (% of female population ages 15-64) (modeled ILO estimate)。 表3: 2019年部分国家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3: 2019年部分国家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育娲人口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于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和俄罗斯,而高于法国、美国、巴西、韩国、意大利、印尼、墨西哥和印度,也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但如果按照另一种统计口径: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结果有所不同。表4是2019年各主要国家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的比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mployment to population ratio, 15+, total (%) (modeled ILO estimate)。 表4:2019年部分国家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育娲人口 图4:2019年部分国家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育娲人口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在上述国家中,中国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是最高的。 我国现行女性退休年龄的规定是: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根据《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15〕14号),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中的正、副县处级及相应职务层次的女干部,事业单位中担任党务、行政管理工作的相当于正、副处级的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年满60周岁退休。上述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如本人申请,可以在年满55周岁时自愿退休。 3、职场女性的薪资和性别工资差距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数据,在薪资方面,2022年职场女性平均月薪8545元,相比2021年同期,女性薪资涨幅为5%,略高于职场男性薪资涨幅,超三成女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40%以上。女性薪资较快增长,说明女性在职场中的价值越来越受到认可,男女收入差距有望进一步缩小。 对于造成职场性别不平等的原因,62.3%的女性认为“生育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远高于男性的28.1%,说明女性对此感知更强烈。在男性员工中,认为“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造成性别不同等的占比最高,达到41.5%,其次是“社会分工”,占比33%。 同时,职场女性福利情况有所改善。50%的职场人表示,所在公司提供产假、哺乳假等女性专属假期,高于上一年的42.8%;另外,表示享受“为女性提供弹性工作制”“规划职业发展”等各项其他政策和福利的职场人占比较2021年有所上升。 另外,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在2022年3月发布的《2021年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2021年度,中国城镇就业人群的性别薪酬差异有所收敛,女性劳动者的平均薪酬为7017元,较2020年同比提升2.5%,平均薪酬水平为城镇男性劳动者的77.1%,性别薪酬差异较2020年有1.2个百分点的改善。 尽管行业间的性别壁垒开始出现松动,容纳大量女性劳动者就业的行业仍然存在女性整体薪酬水平偏低,性别薪酬差异偏高的情况。2021年,女性从业者占比超过60%的教育培训业、专业服务业、制药医疗业仍然是性别薪酬差异最高的三个行业。同时,在教育培训行业,性别薪酬差异度达到52.7%,较2020年拉大近10个百分点,位居所有行业首位。而女性占比相对较低的汽车行业和机械制造业中,性别薪酬差异则低于20%。 表5是2022年OECD国家的性别工资差距比较,数据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 表5: 2022年OECD国家性别工资差距 资料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 图5: 2022年OECD国家性别工资差距 资料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育娲人口 从图5可以看出,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最大,达到31.48%,比利时和北欧国家的性别工资差距最小,均低于8%。 4、女性职业发展和综合女性地位 在国际上,衡量性别平等的一个比较权威的标准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世界经济论坛在2022年7月发布了《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该报告的性别平等指数以四个维度衡量各国的性别平等状况:分别是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度、政治活动参与度、受教育水平,以及健康和生存状况。基于上述统计数据,研究人员分别对各国做出评估测算,得出“性别平等指数”,这个指数越接近数字1,说明该国性别平等水平越高。 根据该项报告的性别平等指数,冰岛排名世界第一,这也是该国连续第13年保持榜首地位。芬兰、挪威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名。东亚地区排名均不理想,韩国排名第99位,中国排名第102位,日本则是第116位,为主要发达国家中的最后一名。 性别平等指数显示,2022年中国在该指数中的整体排名相比2021年提高了5位,在14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02名,在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度和健康生存状况两个纬度方面得到了改善。此外,在出生性别比指标方面,中国也有较大进步。但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中国在中等教育男女入学均等指标的分数较低。 表6是2022年各主要国家的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所占比例,数据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 表6:2022年部分国家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育娲人口 图6:2022年部分国家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育娲人口 从表6可以看出,法国的女性董事比例最高,达到45.3%,韩国的女性董事比例最低,只有8.7%。中国的女性董事比例为13.8%,仅高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低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 在女性创业方面,表7是2021年世界主要国家女性企业家占企业家总数比例,数据来源:Mastercard Index of Women Entrepreneurs。 表7:2021年主要国家女性企业家比例(%) 资料来源:Mastercard Index of Women Entrepreneurs,育娲人口 图7:2021年主要国家女性企业家比例(%) 资料来源:Mastercard Index of Women Entrepreneurs,育娲人口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2021年中国女性企业家在企业家总人数中的占比为29.7%,低于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欧美国家,但高于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等亚洲国家。 另外,根据经合组织数据,部分国家2021年(或最新数据)女性议员占议员总数比例如下:瑞典为46.4%,芬兰为45.5%,法国为37.8%,德国为35.1%,英国为34.5%,加拿大为30.7%,美国为29.4%,韩国为19.1%,印度为11.8%,日本为10%。相比之下,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2980名代表中,女代表742名,占代表总数的24.9%。 5、女性就业、受教育程度等与生育问题的相关性分析 职场中的女性与男性一样,往往会在职业生涯初期,进行一定的职业规划。然而,当进入结婚、生子的选择时,职业规划的分界点也随之到来。事实上,进入生育期后,女性不得不面对,将原本计划中用于职场的时间分担给孩子和家庭,且随着孩子的成长,女性的时间和精力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茅倬彦,2021)。 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育龄女性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的女性生育意愿尤其低:分别为1.54和1.48个。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学生婚育观相关调查,得出大学生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5,平均意愿子女数为1.36,两个指标的差值代表大学生对生育阻碍的感知。前者代表理想中认可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后者代表自己的意愿,两者的差异则恰恰体现了生育的实际阻力。 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与年轻一代婚育观念的改变有关,而生育、就业两方面的矛盾,也让育龄女性的生育阻力进一步加大。国外学者将孩子出生后,母亲为了照料孩子而离开工作岗位的现象定义为与家庭有关的职业中断(Bächmann&;;Gatermann,2017;Drasch,2011;Ziefle&;;Gangl,2014)。有经验研究证明,城镇女性每周提供超过20小时的家庭照料会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产生职业中断(张樨樨、王利华,2017)。这些负面因素也进一步影响了女性的婚育选择。 因此,如何让有生育意愿和想法的职业女性没有后顾之忧,一方面需要共同构建和支持女性就业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也要彻底平权,也要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婚姻分工思维,认可女性承担的生育以及家庭照料的社会价值,也要认可女性的职业价值,让女性无论是在就业还是在婚育选择上更加自由。 5.1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按受教育程度区分的15-64岁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活产子女数)如下: 小学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97个孩子, 初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55个孩子, 高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94个孩子, 专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78个孩子, 本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 硕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57个孩子, 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 图8: 2020年中国15-64岁妇女按受教育程度分的平均生育孩子数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育娲人口 上述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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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个例外,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稍高于硕士,与本科学历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数持平。 5.2女性职业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按职业区分的15-64岁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活产子女数)如下: 职业为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女性平均生育1.3个孩子, 职业为办事人员的女性平均生育0.99个孩子, 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平均生育0.92个孩子, 职业为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的女性平均生育1.91个孩子, 职业为制造业人员的女性平均生育1.55个孩子, 职业为第三产业服务人员的女性平均生育1.3个孩子。 图9: 2020年中国15-64岁妇女按职业区分的平均生育孩子数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育娲人口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职业为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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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如果按三个产业划分,从事第一产业的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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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第二产业的女性,从事第二产业的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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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第三产业的女性。 5.3 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仍存在婚育方面的歧视 目前,一些企业认为女性结婚以后要怀孕、休产假、哺乳孩子,会加重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因此,这些单位在招聘中对处于生育年龄阶段的女性区别对待。例如,2023年2月22日极目新闻报道:近日,河南郑州。一网友网上应聘工作时,因自己未婚未育被该公司人事部拒绝。就此事该公司负责人李总称:公司是集团制1000多人,人事部在面试工作时,会优先考虑已婚已育,这样的人员相对比较稳定。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称,61.2%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情况,高于上一年的55.8%,38.3%的女性表示婚育影响职场前景。和职场男性相比,婚育、性别问题为女性的职场发展带来不小困扰。 事实上,早在2019年2月,人力资源部等九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规定:“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虽然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中不敢公开歧视女性,但仍然可能存在隐性的性别歧视。 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为女性生育后的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禁止用人单位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工资、恶意调岗、予以辞退、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推动落实生育奖励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定期开展女职工生育权益保障专项督查。为女性生育后回归岗位或再就业提供培训等支持。 5.4 孩子数量对母亲就业几率和工资收入的影响 2021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一项研究表明,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从就业情况来看,在控制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就妻子而言,与没有孩子相比,有一个孩子使得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而有两个孩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与一孩状态相比)。 具体到孩子数对母亲工资的影响,既往研究给出了数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93、1997、2000、2004、2006 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 一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7%,二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16.8%。 此外,从家庭收入来看,该研究发现,有一孩的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有二孩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在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被动失去晋升机会,是职场婚育女性可能遇到的不公平待遇。还有一些职业女性在婚育后为了照顾孩子而放弃工作几年,但家庭主妇几年后再重新回归职场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她很可能已经与企业文化和工作岗位内容严重脱节了,几年后再就业时可能和职场新人的能力水平差不多,而同等条件下企业基于学习能力、社保缴费率等因素更愿意招聘职场新人。 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54个和1.48个。 目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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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育意愿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女性无法兼顾职业发展和养育孩子。当代大量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参加工作,很多职场女性无法兼顾工作与养育子女,最终导致不生育或只生育一个孩子。所以,以政策保障女性不因生育而失去职场发展的机会,有利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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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社会层面女性就业率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如前所述,生育对女性就业几率和工资收入有负面影响,那么人们不免会有顾虑,鼓励生育是否必然带来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是否会加剧职场上对女性的歧视?答案取决于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生育政策的实施方向。如果女性在社会上不是独立的,没有自主生育的权利,那么鼓励生育可能会变成了鼓励一家之主的男性去压迫女性,违反女性的意愿去多生孩子。但如果女性在社会上是独立的,有着很强的经济能力,在生育上具有自主权,而鼓励生育的政策提供了更好的妇女与儿童福利,那么这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不但不会降低女性的地位,反而会帮助女性实现事业和孩子的双重收获,大大提升其幸福感。这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实质上是生育减负。 图10:部分国家女性工作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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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育娲人口 如上图所示,女性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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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McDonald,p. 2000)。在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传统社会,女性地位比较低,家庭是其主要的活动领域,因此有着较高的生育水平。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逐步提高,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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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但是,这一下降并不会始终持续,当社会进一步发展,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性非常高时,再增加生育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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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会有所反弹。 图中的U型曲线,展示了社会发展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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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线性关系。很多低收入的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女性地位和女性参加工作率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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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高。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率属于中游水平,虽然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但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方式根深蒂固,所以结婚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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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低。北欧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都很高,而且生育福利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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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高。例如,瑞典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继承法》赋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样的继承权,从而成为第一个宣布不论男女由长子(女)继承王位的君主制国家。瑞典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约占40%。另外,瑞典在1980年代颁布了专门的《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规范国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为。近年来,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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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1.9,在欧洲国家中几乎是最高的。 再来看冰岛,这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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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名妇女育有两个孩子。在冰岛,女性参加工作比例超过70%。这部分得益于冰岛相应的社会福利,比如90%的冰岛儿童都能进入由国家出资的公立幼儿园就读。并且冰岛还鼓励男性当“奶爸”,有70%的父亲选择休三个月以上的产假,并可以享受80%的工资。 由此可以看到,女性的职场发展与生育之间的冲突并非无法调和的,如果能够实现性别平权,并且给予很好的生育福利,就能同时提升女性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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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国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些国家提供优质普惠的幼托服务,在降低生育成本和保障女性地位方面都有很好的政策。中国目前正处于U型曲线的底部,生育成本很高,女性的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更高,要通过福利减负,尤其是降低女性机会成本,提高女性地位,从而走出U型曲线。 6、政策建议 我们在与本报告一起发布的《十项生育减负政策建议》一文中提出了如下十项建议: 一是现金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未成年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予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 二是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的父母实施所得税和社保减半,对于三孩以上家庭实施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可以设置封顶上限)。 三是购房补贴,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举例,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可以设置封顶上限)。 四是增建托儿所,把0-3岁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 五是同时增加父母双方的产假天数。 六是提倡灵活办公。 七是引进外籍保姆。 八是扶植辅助生育技术。 九是保障单亲家庭权益。 十是教育改革,普及大学本科教育,减轻升学压力,缩短基础教育的学制。 以上十项建议中的四到九都是和女性减负有关,下面具体谈谈托儿所、育产假和灵活办公。 增建托儿所: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是孩子的0-3岁时期,所以很多国家提供了普惠性的托幼服务,来缓解这方面的压力。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而且现在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因此,许多双职工家庭担心孩子生下来没人带,这是抑制双职工家庭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 要解决这种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大力建设托儿所。特别是,法国以托儿所质量高和数量多而闻名于世,根据OECD数据,2017年法国3岁以下小孩入托率达到56.3%。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国家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比较大。我们建议把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托儿所。 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根据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最近有些省份还延长了产假。我们建议政府财政承担企业一部分因产假而造成的用工成本。否则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育龄女性,造成隐形的用工歧视。 另外,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很容易导致用人单位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遭受的性别歧视。为此,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高福利国家都有比较长且男女相对平等的育儿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与育儿。目前,瑞典父母一起可以获得480天的带薪育儿假,这当中父母双方各享有90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同时也要鼓励男性员工来休产假(甚至有些国家强制男性去休产假),让男性一起甚至更多承担养育和陪伴孩子的责任和义务。近几年瑞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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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左右,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欧洲等国的经验表明,在父母育儿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法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但能促进男女两性职场中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而且有利于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提倡灵活办公: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可实行弹性办公和在家办公,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办公。 我们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可以在家办公。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度提升了员工满意度;同时,社会效应也很明显,非但减少了通勤的拥堵,并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和缓解高房价。 最重要的是,这项措施特别受到刚生孩子的女性员工的欢迎,可以让职业女性获得较大的收益。一方面,通过混合办公的模式,她们可以有2天在家办公,每周可以省下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于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帮助她们减轻原本沉重的育儿压力。另一方面,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和分担家务,可以很好地缓解职业女性的焦虑,减轻职业发展和育儿的压力和冲突,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企业加入到推广灵活办公模式的行列中。 结论 中国当前的女性地位和职场发展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也需要更多的政策加以扶持。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中国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女性生育。从本质上看,鼓励生育的政策与提升女性地位并不相悖,很多西欧和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家庭福利政策与性别平权成功经验都很值得中国借鉴,例如普惠的幼托服务、男女平等的产假、保障单亲家庭权益、开放辅助生育技术等,可以有效地帮助职业女性降低育儿的时间和机会成本,实现家庭与事业的双赢。 这十大建议是经济和法律上的一些平权和福利政策,在观念上也要彻底平权,也要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思维。男性应该更多承担家务与育儿的责任,家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形成合理的分工,而并非依从固有的性别观念。在家庭领域中,子女的冠姓权上也可以实现性别平权,提倡子女随母姓。 总之,为实现女性地位的提升与两性和谐发展,社会除了必须提供充分的福利来缓解女性家庭与事业的冲突外,还要及时调整男女分工和择偶传统观念,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和养育孩子。只有在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中,才能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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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08
韩国调查称仅55%年轻女性有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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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公布正值韩国正努力提高其全球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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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 韩国政府政策协调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对1.5万名19岁至34岁年轻人的调查,55.3%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愿意生育。 相比之下,70.5%的男性受访者表示愿意生育。 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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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性一生中生育的平均子女数量)再创新低,为0.78,远低于将韩国人口稳定在5150万所需的更替水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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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07
男女薪酬差距逐年缩窄!职场女性平均月薪8689元,较上一年上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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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该政策“不失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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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 超7成“宝妈”当过全职妈妈,超2成为缓解经济压力重返职场 在已婚已育的女性中,超7成女性都有过全职带娃经历。其中,21%的宝妈做过全职妈妈,但为了减轻经济负担选择重返职场;而为实现自我价值,17.1%的宝妈逃离“全职”。 约半数已婚女性抱怨“队友”不称职,仅6%的爸爸认可此说法 在已婚已育职场人中,49.3%的女性认为配偶“基本没有承担家务、照顾小孩的责任”,占比高于去年的23.1%,也远高于男性的6%。女性“丧偶式育儿”的情况更加严重,而大部分男性对此并无察觉。 5成女性希望事业与家庭兼顾,超2成期待化身事业“大女主” 在事业与家庭平衡上,50.2%的女性希望事业与家庭兼顾,低于去年的59.2%,但高于男性的46%。21.5%的女性希望有更多精力投身事业,化身工作中的“大女主”,这一占比与去年的21.9%大致相当。 三、职场性别不公仍然存在,女性以自我完善追求平等 51.9%的女性将性别平等视为两性全方位的同等话语权 数据显示,51.9%的女性认为,性别平等是“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面的拥有同等话语权”,高于“不管男女都应该拥有独立人格”(42.9%)、“女性应该受到更多的社会保护”(38.8%)。这表明,女性将性别平等视为两性全方位的权益相当,同时也希望得到社会的更多支持。 超6成女性求职中被问婚育,3成因年龄问题影响职场前景 调研数据显示,女性遭遇过职场不公的占比高达9成以上,接近职场男性的2倍。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与去年的61.2%基本持平,但仍远高于男性的21.5%。51.1%的女性表示年龄影响职场前景,高于去年的43%,也远高于男性的28.8%。 近6成女性将职场性别不平等归因于生育 对于造成职场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大多数女性倾向于归因于生育,而男性归因于社会制度。57%的女性认为“生育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高于男性的30.1%。在职场男性中,认为“社会制度不够公平”造成性别不平等的占比最高,达到30.5%,排在第二位的是“社会分工不同”(30.3%)。 超5成女性希望企业和社会分担生育负担 相应的,54.7%的女性认为推动性别平等的核心要素是“企业和社会对生育负担的承担”,高于上一年的52.5%,也远高于男性的36.4%。对于生育带来的职场不平等,女性亟待外部机制化解。而职场男性选择“尊重性别差异带来社会分工不同的事实”,占比排在第一位,达到38.3%。 为追求职场性别平等,65.6%的女性愿意提高职场竞争力 职场竞争力是女性的底气,为了追求职场性别平等,65.6%的女性愿意“增强技能,提高职场竞争力”,占比排名各选项首位,高于男性的53.5%。也有62.4%的女性表示要“加强各方面学习,完善自我”,高于男性的55.4%。还有28.9%的女性“孤勇者”,将通过“曝光职场不公”推动性别平等,占比远高于去年的4.1%。 近半数女性看好2023年职场性别平等状况,男性更加乐观 对于职场性别平等的发展前景,男性比女性更乐观。本次调研中,分别有17.1%和32.6%的女性相信职场性别平等“一定”和“也许”会更好,总占比达49.7%,低于男性的58.7%。 通过本次调研可以看到,女性正积极投身职场,保持进取的工作态度,努力追求事业与家庭平衡。不过,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许多女性仍然被婚育“捆绑”,职场性别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女性不止希望“队友”分担养娃责任,也期待企业与社会共同分担生育负担。3月8日妇女节到来之际,恰逢全国“两会”召开。此间,关于“取消生育登记结婚限制”、“对生育女性发放‘生育福利金’”、“改善女性就业创业环境”等建议和提案广受关注。女性权益保障和女性价值激发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社会各界为性别平等进程所做出的努力,将为女性的职场发展创造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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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3-03-07
“若不采取行动 日本将消失”!日本首相顾问突发严厉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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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去年上升到29%以上。虽然韩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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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但日本的人口减少速度更快。 在出生率问题上为岸田文雄提供建议的森雅子表示:“它(出生率)不是逐渐下降,而是直线下降。直线下降意味着现在出生的孩子将被扔进一个扭曲、萎缩、失去运转能力的社会。” 森雅子指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社会保障体系将崩溃,工业和经济实力将下降,自卫队就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保护国家。 森雅子称,虽然由于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目前扭转这一局面将极其困难,但政府必须尽一切努力减缓这一趋势,并帮助减轻损害。 岸田文雄尚未宣布他的新支出计划的内容,但他表示,这将是与以往政策“在不同的层面上”。到目前为止,他提到了增加儿童津贴,改善儿童保育服务,以及改变工作方式。 但批评人士认为,向有孩子的家庭砸钱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性别平等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称,需要进行全面改革,包括减轻女性抚养孩子的负担,让她们在生育后更容易参与劳动力市场。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在1月召开为遏制少子化加剧而新设的相关部门会议首次会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此前提出“大胆的少子化对策”,将于本月底汇总具体措施的草案。预计充实儿童补贴、强化育儿休假制度将是主要内容。岸田文雄已表示要把对儿童和家庭事务的支出提高一倍,以控制人口下降势头。 针对日本人口前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再次表达对日本人口危机的担忧。他在一条推文中写道:“去年日本死亡人数是出生人数的两倍。人口自由落体。”马斯克警告称,“世界其他地方有效仿的趋势。” 马斯克此前曾多次就人口危机发出警告。去年5月他曾发推称:“除非出现变化导致出生率超过死亡率,否则日本最终会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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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ttier
2023-03-06
日本前大臣:若不能阻止出生率下降,日本未来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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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去年上升到29%以上。虽然韩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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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但日本的人口减少速度更快。 “它不是逐渐下降,而是直线下降,”森雅子说,她现在是日本上议院议员,曾担任法务大臣,在出生率等问题上为岸田文雄提供建议。她说:“急剧下降意味着现在出生的孩子将被扔进一个扭曲、萎缩、失去运转能力的社会。”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上周再次表达了对日本人口危机的担忧,他在一条推文中写道:“去年日本死亡人数是出生人数的两倍。人口自由落体。”他进一步警告称,“世界其他地方有效仿的趋势。” 马斯克去年5月还曾发推称:“除非出现变化导致出生率超过死亡率,否则日本最终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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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3-03-06
一本院校招聘会现多家酒店招洗碗工!今年高校毕业生1158万人,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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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响。 “996”,是导致就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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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重大原因 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带来提案,建议加强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执行情况加强监管。这一建议,冲上了热搜。 “‘996’制度是导致社会就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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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重大原因,最后结果是整个社会为老板榨取的超额剩余价值买单。”3月2日,蒋胜男接受采访时表示,加强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的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管理,已经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事情。 “如果只是呼吁大家不要年龄歧视,这实际上没用,只是嘴巴过过瘾而已,大家都爱听,也叫好,但实际执行不了。”蒋胜男于是找到了一个突破点,就是国家公务员招考对35岁年龄的限制。 通过调研,蒋胜男发现,职场之所以对35岁设限,从人本身角度思考,就是过度加班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把互联网、金融、制造业等行业因特殊岗位临时赶任务存在的“996”(即早九点上班,晚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情况,变成了多企业非临时的过度加班。“这种长时间的工作已经超过了人体生理的极限,严重危害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员工到35岁,就会被边缘化。” 蒋胜男认为,超时工作、无偿加班、“996”等问题,对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再生产循环,对劳动者个人生存与发展,对于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家庭生活,都造成极大影响和伤害,严重违背了劳动法规的规定。 如何解决?蒋胜男提出,加强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的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管理。政府部门要主动执法,加大八小时工作制宣传力度,劳动者也要勇敢地对加班说“不”,“老板喜欢用加长工作时间来掩饰他的效能低下,劳动法是有八小时工作制规定的,这不应该成为一个冷知识”。 调整双休日试点隔周三休 延长春节假期至9天,取消调休制度 3月1日 ,#建议调整双休日试点隔周三休#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全国政协委员熊水龙拟提交提案,建议适时调整“双休日”,试点开展周休日实行“隔周三休”的制度。 即首周休息一天,次周休息三天。 “这样做既保障了公共休假制度的刚性约束,又提供了全年多个分布均衡的‘三天小长假’,还能助力分散休假、缓解旅游高峰压力”。熊水龙表示。 另外,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建议,将3天春节法定假期增加至5天,加上一头一尾两个周末,取消调休制度,将春节假期延长至9天,以思维和形式的现代化,让老百姓安定过年,过个团圆年。他还建议调整燃放烟花爆竹政策,设立集中燃放点,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合理、有序引导禁放区有需求的市民前往燃放,以充分回应市民群众燃放需求。 不得把年龄作为招聘辞退红线 部分岗位向35岁以上群体倾斜 近年来,“35岁就业门槛”持续引发热议。 针对年龄歧视现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建议,要强化法律制度保障,明确就业年龄歧视判定标准,增加监管处罚可操作性,对各年龄段劳动者给予平等就业保护,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晋升或辞退的红线。 对用人单位有形或无形的年龄限制的做法,加强劳动行政监察和群众监督,加大惩处力度。加强普法工作,引导劳动者运用法律保障平等就业权。 日前,针对近年来职场“35岁门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建议企事业单位应结合实际,考虑不同种类工作的特性和年龄匹配度,对一些需要丰富经验和阅历的岗位,应当向35岁以上群体倾斜。 “虽然近些年已有约10个省份将部分岗位年龄调整为40周岁以下,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国家探索更优的方案。”姜耀东说。(综合中新经纬、中国基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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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3-03-06
政府工作报告释放的九大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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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生育意愿下降导致的出生人口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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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将引发一系列问题,而相较于欧美发达经济体,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更加严峻,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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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下滑,二是“未富先老”,三是性别比例失调,四是养老保险体系中第一支柱占比偏大。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措施有很多,例如延迟退休、提高人力资本等,但关键在于实施积极的生育支持措施,从中长期来看,要平衡好生育政策与就业性别隐性歧视的关系,通过制度设计降低女性就业成本,通过提高妇女儿童保护,改善托幼、教育、住房、医疗服务水平,提高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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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3-03-05
代表建议免除2024后孩子学费至大学!多位两会代表聚焦生育话题,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人社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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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第四,较高的生活和养育成本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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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成本中居住类开支占有较大比重,中国的住屋支出占比在主要国家中排名居前,居民生活成本中购房及房贷支出在居民可支配支出占据较大比重。第五,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就业不确定性以及对健康的担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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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的短期因素,其影响将逐渐减弱。 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影响,人社部在今日的发布会上予以了回应: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俞家栋表示,对于人口下降问题,从就业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对劳动力供给影响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峰值9.2亿之后开始下降,去年年末是8.76亿人。这种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还是在供给高位上的放缓,我们国家仍然是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从结构上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主要还是大龄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数量下降较快,而青年劳动力数量还是稳中有增。 据测算,今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1662万人,规模是创近年新高,就业总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俞家栋表示,下一步,将会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强化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努力提升就业质量,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表示,养老金发放的问题,涉及到亿万退休人员的切身利益,大家很关注。这些年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稳步推进,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基金收入持续增加,制度运行总体平稳,有较强的保发放能力。 一是收支有平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年收支基本平衡,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二是基金有调剂。为解决基金分布不均的结构性矛盾,在实施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基础上,去年全国统筹制度启动实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剂基金,调剂力度更大。 三是财政有投入。中央财政补助继续增加,地方财政建立了长期投入机制,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四是长远有储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不断扩大,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已经完成,这两部分基金都是养老金发放资金来源的长远储备。所以,我明确告诉大家,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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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3-03-02
死亡人数是新生儿数量两倍!日本出生人口创百年新低 日本首相:这是“危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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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该国1.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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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 日本也是世界上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政府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每1500人中就有一人年龄在100岁或以上。 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促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年1月警告说,日本“正处于无法维持社会功能的边缘”。岸田文雄说:“考虑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我们将育儿支持作为最重要的政策。”他补充说,日本在解决低出生率问题上“不能再等下去了”。 日本少子化加速发展的同时,该国空置房越来越多。日本《朝日新闻》1月16日报道称,为了缓解空置房问题,日本政府陆续推出一些措施,包括鼓励房主修理破旧房屋或置换新房的修订税收减免计划。但这些举措短期内或许难以扭转空房增多的趋势。 单靠钱可能无法解决多方面问题 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将于4月成立,专注于这个问题,岸田文雄在1月份表示,他希望政府在儿童相关项目上的支出增加一倍。 但单靠钱可能无法解决多方面的问题,各种社会因素导致了低出生率。日本城市生活成本高,空间有限,缺乏儿童保育支持,这使得抚养孩子变得困难,这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夫妇要孩子。城市夫妇通常远离其他地区的大家庭,后者可以提供帮助。 根据金融机构杰富瑞(Jefferies)的研究,2022年,日本被列为世界上抚养孩子最昂贵的地方之一。然而,这个国家的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就停滞不前,这意味着令人沮丧的低工资和很少的向上流动性。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1年的数据,日本家庭平均实际年收入从1995年的659万日元(约合5.06万美元)下降到2020年的564万日元(约合4.33万美元)。 《今日日本》分析称,加剧出生率下降的两大主要因素是:疫情的长期流行和日本人“晚婚”或“不婚”的生活方式。 据《南华早报》报道,相关专家认为,日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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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苛刻的工作文化、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对婚姻和性别平等的态度变化以及年轻一代的幻灭感上升。 日本邻国面临类似问题 日本的邻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2022年,中国人口60年来首次出现萎缩。根据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发布的数据,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有14.1亿人口,比前一年减少了85万人。这是196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根据韩国统计局的数据,韩国2022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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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0.78,为多年来世界最低,加剧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挑战。 韩国2022年只有24.9万名婴儿出生,比2021年的前历史低点下降了4.4%,同时,死亡人口数量升至37.3万,这意味着,韩国总人口数下滑速度进一步加大。 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追踪的260多个国家中,韩国在2021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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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81,已经垫底。 CNN称,近年来,日本民众对婚姻和组建家庭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夫妇推迟了结婚,年轻人对未来越来越悲观。在东亚,这是一个熟悉的故事,韩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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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世界上最低的,去年再次下降,这是该国努力提高其不断下降的人口的最新挫折。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在2022年出现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首次萎缩,离正式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拱手让给印度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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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tqttier
2023-03-02
全国政协委员马东平建议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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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马东平表示,要改善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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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下降现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多措并举培育新型婚育文化。马东平表示,“一方面要加强对适龄人群婚恋观、家庭观的教育引导,大力倡导适龄适育、夫妻共担养育责任等婚育新理念。另一方面,则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政策供给作为保障。特别是当前,针对婚育适龄人群生存压力大、结婚成本高、育儿开销大、家庭负担重、女性工作家庭难平衡等婚育路上大大小小的‘拦路虎’,亟待实施综合性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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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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