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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收盘:纳指涨逾200点 中概股多走高亚朵IPO首日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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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亏损1.02万亿日元。总体而言,这家
日
本
企
业
集团在上个季度获得3.03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得益于出售了$阿里巴巴(BABA.US)$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该公司表示,其出售阿里巴巴股票的总利润为 5.37万亿日元。软银一直在努力应对公共投资估值的下降,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季度,愿景基金的公共投资净值出现了总计1.19万亿日元的亏损。 谷歌做出重大让步:允许Spotify和Bumble在应用程序内向美国用户收费 谷歌周四宣布,谷歌Play应用商店将允许Spotify Technology和Bumble直接在其Android应用程序中向美国用户收取订阅费用。通常情况下,谷歌和苹果通过其计费平台从应用程序的数字销售额中抽取15%至30%的佣金。谷歌表示,直接向用户收费的应用程序仍需向谷歌支付一定比例的应用程序销售额。Spotify将继续接受通过谷歌 Play支付的订阅费用。此举是大型移动应用商店对第三方支付做出的重大让步,也是谷歌和苹果在应用商店政策上的显著差异,也是Spotify和谷歌在应用商店问题上结盟的一个迹象。 Coinbase再次裁员 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周四表示,公司裁减了60多个工作岗位,这也是该公司今年第二次裁员。目前,受数字资产交易所FTX的流动性危机的影响,恐慌情绪在币圈蔓延。 阿斯麦上调2025年营收指引,并启动120亿美元回购计划 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芯片设备供应商阿斯麦承认全球经济持续存在不确定性,但补充称,长期需求和产能将呈现健康增长。此外,阿斯麦补充称,其股票回购计划将提高120亿欧元,并持续到2025年。该公司在目前的回购计划中已购买了约10亿欧元,该计划将持续到2021年至2023年。本月早些时候,阿斯麦宣布将于11月14日向股东派发每股1.37欧元的季度股息。 巴菲特再度减持比亚迪!又卖11.4亿港元,持股比例降至16.62% 根据港交所文件,自今年8月,伯克希尔已四次减持比亚迪,总共出售1212.5万股,累计套现25.2亿港元,但实际减持量可能不止于此。11月11日,根据港交所披露文件,伯克希尔哈撒韦已于11月8日出售578.2万股比亚迪H股,平均出售价格为196.99港元/股,套现11.4亿港元,持股比例从17.15%降至16.62%。 叮咚买菜2022年第三季度GMV65.12亿元 营收59.425亿元 中国生鲜食品电子商务公司叮咚买菜,今日公布了截止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第三度业绩报告。业绩显示,2022年第三季度GMV同比下降7.2%,从2021年同期的70.185亿元人民币降至65.120亿元人民币(9.154亿美元)。2022年第三季度总营收同比下降4.0%,从2021年同期的61.895亿元人民币降至59.425亿元人民币(8.354亿美元)。2022年第三季度非公认会计准则净亏损同比下降85.6%,从2021年同期的19.756亿元人民币降至2.852亿元人民币(4010万美元)。 瑞穗:下调蔚来目标价至34美元 维持“买入”评级 瑞穗分析师Vijay Rakesh将蔚来的目标价从40美元下调至34美元,但维持对该股的“买入”评级。该分析师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告诉投资者,该公司第三季度财报“疲软”,对新冠疫情的担忧情绪依然存在。这位分析师表示,尽管长期电气化趋势依然强劲,蔚来也处于有利位置,但该股遭遇了大宗商品成本高企、消费者信心疲弱以及监管担忧等不利因素。 “中国新住宿经济第一股”亚朵集团今日登陆纳斯达克 中国最大规模的中高端连锁酒店亚朵集团今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新住宿经济第一股”。亚朵IPO首日收涨17.09%,报12.88美元。2019至2021年,亚朵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5.67亿元、15.67亿元及21.48亿元。其中,在疫情爆发初年的2020年,亚朵仍实现营业收入同比持平。此后,在疫情有效控制下,亚朵经营状况快速恢复,2021年营业收入同比实现37.1%的强劲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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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2-11-12
新闻周刊 | 比特币白皮书已发布14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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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游戏公司网龙(NetDragon)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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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住友(Sumitomo)参投。 据悉,Zebra Labs帮助明星艺人将虚拟形象带入到元宇宙。今年6月,Zebra Labs发布旗下虚拟IP“biubiu小斑马”与明星大张伟合作的首支元宇宙音乐短片《满怀可爱所向披靡!》。Zebra Labs与另外五位艺人的合作正在筹备中。(Techcrunch) ▌香港金管局总裁:有望年内完成首批代币化绿色债券试验发行 10月31日消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出席金融科技周2022表示,目前正筹备首批试验代币化绿色债券,目标年内完成试验发行,希望成为全球首个代币化绿色债券。 余伟文称,仍在与顾问研究代币化绿色债券的发行方式和数额,首批主要开放予机构投资者认购。(观点网) ▌全球加密ATM总量超过3.8万台 10月31日消息,2013年10月29日,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一家咖啡店启用全球第一台比特币ATM,该ATM由Robocoin运营,第一周就完成348笔交易,总价值10万美元。 截至2022年10月30日(九年零一天之后),Robocoin已经停止运营,第一台加密ATM可能已被移除或更换。但根据Coin ATM Radar数据,全球加密ATM的数量继续增加,目前已有38804台加密货币ATM。 然而,全球加密ATM中心已经转移,加拿大以6.6%的份额位居第二。美国现在拥有全球近88%的加密ATM,过去几个月新安装ATM中90%位于美国。仅在10月份,全球新安装的205台ATM中有129台位于美国。(Cointelegraph) ▌孙宇晨:会“极其慎重”地对待火币的人事安排 10月31日消息,孙宇晨今日在社交媒体表示,尊重理解外界最近非常关注火币的人事安排,并且对于新火币的未来人事安排“极其慎重”“如履薄冰”“谨小慎微”,会明确火币未来的增长重心,广泛听取火币内外的意见,尤其是对于每个岗位实际情况具有发言权的火币人,不会“辜负社区期望”。 此前吴说报道,火币原 CEO 朱桦、CFO 张丽等高管已主动离职,孙宇晨波场团队已全面接手火币主要部门,原大众点评人力负责人凌震文(Tony)接手人力工作,目前火币人员数量达到1600人,孙宇晨认为人力过多,可能将进行大规模的裁员。 ▌资产管理公司阿波罗通过Anchorage Digital为客户持有加密货币 金色财经报道,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已开始通过与数字资产平台 Anchorage Digital 的合作代表其客户持有加密货币。(路透社) ▌自7月以来约有14%的比特币供应量被重新分配 金色财经报道,据区块链分析公司Glassnode最新报告数据显示,自7月以来约有14%的比特币供应量被重新分配,共有20.1%的比特币供应商在平衡价格(1.65万美元/BTC)和实现价格(2.11万美元/BTC)之间被收购。与2018-19年周期结束时相比,在2022年周期中,无论是财富再分配的规模,还是最终的供应集中在底部,都要低一些。这进一步证明,要完全形成熊市底部,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盘整和持续时间。不过,到目前为止发生的重新分配非常重大,当然也表明坚韧的持有人基础正在这个范围内积极积累比特币。 ▌彭博社:摩根大通首次在公链上执行DeFi交易 11月3日消息,摩根大通此前在Polygon上发行了代币化的10万新加坡元,并与日本的SBI Digital Asset Holdings 交易为代币化的日元,该交易为新加坡央行探索在银行业使用DeFi的试点计划的一部分。本次交易虽并非加密货币交易,但是摩根大通首次在公链上执行交易,此外本次交易还涉及了使用Aave的"修改版本"。摩根大通高管表示将继续探索使用其他区块链网络。(彭博社) 免责声明:金色财经作为区块链资讯平台,所发布的文章内容仅供信息参考,不作为实际投资建议。请大家树立正确投资理念,务必提高风险意识。 来源:金色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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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财经
2022-11-05
超块链创始人史兴国对谈陈海腾:日本全面拥抱 Web3 入场成功秘诀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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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外国企业也不会刻意打压,只要注意与
日
本
企
业
和监管部门打交道的方式,进入日本市场还是比较容易的。 【史兴国】 我对
日
本
企
业
的印象也是相对偏保守一些。打交道的时候会觉得,我们难以推进更深层面的沟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比较片面的刻板概念。所以您作为这个在日本待了这么久的成功企业家,我想您的建议,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帮助。 【陈海腾】 我们其实还可以用水果来比喻两国的面对外商的态度,我觉得中国像桃子,表皮似乎很软,但外商很难深入到核心,或者说很难进到中国的上层圈层。日本像海南岛的椰子,它的壳很硬,外商进去也很花时间,但是进到里面之后就会轻松很多,一旦合作能够达成,那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合作。 中日文化属于同一个文化圈,日本受中国影响比较大,总体比较容易沟通的。只要我们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和准备,觥筹交错之间就能促成合作,但是我们在日本一定秉持长期战略,不能在短线中竭泽而渔,类似的商业模式是无法与日本人达成合作的。 我们非常欢迎史总也进军日本Web3市场,您在关注日本Web3市场的哪些机会呢? 【史兴国】 我们确实特别关注日本市场,一个是它离中国非常近,另外一个也是因为日本是亚太地区除新加坡外,加密产业最活跃的地区。尤其日本这次在有新的大动作之后,我们也特别积极的去看了一下,到底在这个市场里头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介入的。 按照我们以前对日本的市场理解,除了高额税收问题,日本绝对是在亚太地区对加密行业非常友好的。而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加密行业在Web3市场的占比一定还是非常大的,这对于Web3项目的起步和发展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基础。 只是我个人虽然比较尊重Web3中的虚拟资本市场,但长期上我并不看好这种虚拟味道太重的资本市场。因为我始终认为资本属性是必要的,重要的,但是消费属性才是支持Web3长期价值的关键要素之一。 因此,Web3市场未来的长期发展一定要从现在的重资产属性,逐步向消费属性再进一步过渡,这一过程最先从虚拟经济开始。 比如有一些著名企业开始在加入到虚拟经济当中,也就是说他在为这个市场开始注入消费属性,比如像星巴克、耐克等等品牌。 这就让我们觉得日本可能在这方面会更有优势,因为日本在动漫和游戏方面有特别丰富的虚实结合的经验,而且日本的IP衍生市场还有文化赋能方面做的都相当出色,日本有一些知名IP有着长达几十年的,跨越数代人的生命周期。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也是令人瞩目的。这些基础都为Web3产业下一步怎么做虚实结合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范本。 所以我现在特别感兴趣的是日本未来在动漫和游戏产业在接下来Web3时代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和发展。 同时我们也认为,就像您说的,日本在软件开发领域是资源不足的,在互联网技术应用开发方面的基本上是略慢于整个产业板块的。所以,日本既然要向Web3领域进一步发展,在底层开发和应用开发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补足的,或者是要借助外力的,这就给到我们互联网应用开发的企业一个不错的上升空间。 这就是我对日本机会的感受,不过因为Web3应用和加密金融之间有着非常密集的业务关系,所以我们也特别关注日本尤其在金融政策方面的走向。 说起日本的金融方面监管就不得不提到金融厅,以日本内阁府外局的地位负责监督与管理日本的金融事务、制定金融政策、维持金融体系稳定并确保存款人、被保险人与金融商品投资人的权益。金融厅体系内的监督局直接对民间金融机构负责其所辖事务的监管。很明显,金融厅将是布局日本Web3赛道的企业也绕不开的难关。 可直至目前,日本自民党的年轻人还在积极与金融厅交涉,以期修改过于严苛的监管体系,自岸田内阁宣布全面拥抱Web3以来,仍有税金率、特区等相关法规尚未敲定细节。 火币是日本现有的30家持牌交易所之一,您为火币申请过牌照,对日本金融厅的监管比较了解,也对应过进场检查,您如何看待日本的金融厅监管政策?可以为有意布局日本的Web3企业分享一些与金融厅打交道的成功经验吗? 【陈海腾】 其实金融厅原来在2017年就研发了牌照,它本来是想大规模发展加密市场的。但是当时接连出现出现了三次加密货币被黑客盗取、交易所倒闭的事件,导致原构想的开足马力大干一场,结果因为这三次事件搞得有些投鼠忌器。 但最近,对于交易所倒闭以及资产被盗问题,现在的日本金融界已经有很好的对策,我们现在会将交易所客户的资产放在冷钱包,热钱包则是对应金额的法币保证金,万一冷钱包,热钱包可以对交易进行代偿,而热钱包账户目前采用的是日本信托银行的方式。 当这方面安全系数上来了,日本在相关政策上就可以适当放宽一点。这段经历也丰富了日本加密金融对加密资产保护的相关经验,甚至还在全球属于领先地位。 意外发生后,行业协会与从业者联合金融厅打造了一个追踪系统,如果币被盗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自研工具锁定币的流向,让监管机构包括警察能够快速定位,或者至少能够阻止币的流动,把它冻结。 至于与金融业打交道,其实与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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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差不太多,首先是诚信问题。 当就在日本,我遇到有一个公司希望用空壳公司控股的方式绕过金融厅监管,而这完全逃不过金融厅的溯源检查,但凡被逮到,罚款什么的都是小事,重要的是日本市场可以说彻底与你无缘了。 第二是金融厅会要求外企进行本土化经营,你需要成立在日本的分公司,必须保持独立经营,因为金融厅牌照是发给在日本的独立公司的,而不是发给总部的。这要求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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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必须独立自主,有人事权,有财权,金融厅检查往往会将一切文件都调出来,包括但不限于会议纪要、人事裁定、预算方案、财务报表。如果文件可判断出你不是独立在日本经营,还是会受总公司辖制的话,就违反了金融厅的相关规定。 此外,服务器、用户数据等都是需要与日本境外的部分相互分开的。 最后一点,在日本,金融公司其实也是一个公众公司。你手上掌握着客户的资产,这意味着企业一定程度上不是你的私人企业,在治理也必须不能是一言堂,不能由CEO说了算。所以日本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最大交易所之一的的最大股东CEO竟然当不了CEO,在公司治理上要求像上市公司一样要有独立董事,董事会上也不能做一言堂,而必须有讨论,有人签字,有多少个独立董事在外面。独立董事的意见还要写出来做成会议纪要,证明公司还有审计法人,有税理事,有会计师。 在日本,金融公司就是一个公众公司,你要保护大家的利益,金融厅最关心的是用户资产,最主要的职能就是保护用户资产,就算企业倒闭,用户的钱也必须补上。 对于和金融厅打交道,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招聘金融厅退休的人士,他们了解金融厅内部工作流程和注意事项,能帮助企业少走很多弯路。 【史兴国】 您确实分享了很多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细节,而且感觉跟中国确实还是存在蛮大差异的。您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在进入日本本土的时候,要面临的一个在管理机制和监管机制上的重新适应过程,甚至包括公司的整个治理结构都要为此做出一些准备,我觉得这确实对某些企业来讲是一个挑战。 但您讲的这些细节也确实非常有必要,作为一个金融公司确实需要能够让客户的资产得到最好的保障。这一点对于金融属性较强的Web3服务是很有意义的。 今年10月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临时国会会议上进行了政策演讲,其中提到将大力推动元宇宙和NFT等Web3服务的使用。 这也恰好符合了日本在过去三十年间积累的与内容有关的IP(知识产权),以游戏、动漫等领域的IP掀起世界对日本文化的追捧与潮流,而这正好可以转换成显而易见的机会。铁臂阿童木、哥斯拉等形象均已被应用在NFT领域,日系动漫风格的Azuki也一度是NFT项目中最亮眼的蓝筹之一。 依托丰富动漫资源的转化利用、传统文化的二次开发以及其他流行元素,日本文化在NFT市场上探索出了一定的成绩。可是随着宏观经济下的加密熊市来临,NFT也进入了低谷期。 请问陈总,您认为日本的NFT市场有哪些重要机遇?想布局日本NFT赛道的创业团队,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创新?在NFT业务以外,您认为还有哪些业务是有可能成为日本的优势Web3业务呢? 【陈海腾】 我认为日本整体上有两条途径,一方面是可以把全球的优势项目和热点项目引到日本来,比如说在公链方面,日本的技术储备还相对薄弱,日本就可以吸引华人的公链团队并协助开发,比如史总的技术团队,再结合日本的IP生态来转化更多的Web2资源,打造东亚Web3的生态主场。 将全球先进的打法引到日本做法在Web2行业里已经有了很多的成功案例,在Web3也是可行的。 第二方面是发挥日本本土的优势。如今PFP项目的发展需要顶级的叙事来支撑,而这不是东亚团队的优势,我们在游戏动漫IP的优势就足以成为项目的价值支撑,这肯定是专属于日本的机会。 当前的NFT应用只是冰山一角,未来肯定会扩展到线上线下的结合。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基础设施非常完备,可以结合日本线上和线下的各种应用场景,为NFT注入更多的有实质性的价值。 比如日本是旅游大国,特别在疫情冲击、美元加息的背景之下,旅游创收对日本更为重要,日本在10月11日刚刚开放了自由行,如果将NFT和旅游结合起来,这会是非常大的一个创新突破点。 【史兴国】 确实,许多NFT尝试,除了简单的艺术类作品或图片类作品,确实有不少人在尝试和实体行业的结合。这一点在国内也有一些尝试,我不知道日本现在是处于什么状态,我认为两国之间有很多经验可以相互借鉴。 除了NFT外,游戏也被视为日本重要IP通往区块链的门户,因为日本一直是游戏领域的世界领导者,其文化影响力对塑造我们今天所知的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众IP我们也耳熟能详,如塞尔达、马里奥等。 但区块链游戏产业还处于非常年轻和脆弱的阶段。与传统游戏行业相比,现有的区块链游戏规模仍然很小。参与者更需要考虑的是整个市场的增长而非市场份额的争夺,这就要说到可持续性与拓展能力,最直接的办法是通过吸引来自传统 web2 世界的更广泛的用户群,将大众游戏玩家带入区块链。 可如今大热的区块链游戏选择的是以P2E的方式吸引原生加密用户、投机者等玩家入场,反而是原先的游戏玩家正遭遇下一代游戏的冷落。 在陈总看来,这一模式如何才能被打破,在这其中,开发出《马里奥》、《勇者斗恶龙》等现象级游戏的日本游戏公司该发挥出怎样的作用?日本游戏行业在Web3领域的哪些尝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陈海腾】 史总您提的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其实日本GameFi的经济系统还是存在类似庞氏骗局的问题。 即使是在日本这样的游戏大国,大家玩链游也是为了赚钱,而不是真正的玩。所以日本现在也有游戏公司在尝试做新的模式,试图从外界引进价值,给游戏本身赋能新的价值。比如说在游戏用户人数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引进广告的价值或者别的方式。 链游存在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史总您提到的用户画像的错位。解决用户画像错位,我们需要引进Web2玩家,我们还要降低他们进入Web3世界的门槛,门槛的第一步就是钱包。所以我们可以在刚开始游戏的时候支持法币支付,或者应用信用卡来支付。然后通过内置钱包,让用户把钱包当做黑盒,不用特别关注钱包来降低用户对钱包的认知。 还有一方面是要建立更多的游戏应用场景,除了 GameFi 以外的话,刚才提到的话,我们要提到的就是线下旅游的一些应用场景,能够把线上的价值和线下价值整合起来,这个才是一个长久的经济模型。 然后史总刚才说的也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日本游戏产业的最大优势在于IP,但是日本新出现的IP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成功案例,也存在一些割韭菜跑路的项目。而且日本公司都比较保守,大IP都是自己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下来,他不会因为短期利益去牺牲长期利益。 所以这时候一些大公司的大IP还不会登场,他还在等待入场时机。我也跟一些日本的大IP方做了一些沟通,在他们看来,这些IP的NFT化还存在溢价问题。在日本最广为人知的扭蛋只需要一美元或160日元就可以买得到,如果将IP NFT 化 ,消费者面临的将是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价格飙升。许多消费者买不起,就会在网上就谩骂发行方和IP方,影响企业和IP的形象。 这也是IP公司所担心的痛点之一,动漫诞生于漫画,漫画本身已聚集衍生品的扭蛋、周边大多在定价上都十分照顾价格敏感群体,更上一层的手办那是有钱人才玩得起,大家也都接受了这个形式。但NFT作为一个新的IP呈现形式,它还需要一段时间让消费者接受,或是消除价格敏感。 这里也是日本需要中国团队的核心要点之一,中国在Web2的应用以及付费模型的设计非常成功,这一点可以很好地帮助日本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中国跟日本IP的共同合作的商业契机。 最后,我也想请教一下史总,区块链游戏的P2E模式是否有其他更优解? 【史兴国】 您刚刚的话一语切中要害,区块链游戏最缺乏的就是对游戏性本身的探索。我曾经也和游戏行业的朋友交流过,我们发现游戏行业其实做的太舒服了。 游戏行业从业者在收入、用户群体、忠实度上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状态,所以他们缺乏走出舒适区的动力,导致传统游戏企业好像并没有太大动力去进入到我们说的Web3领域。 反而是一些新的创业领域,他们完全不是游戏行业的,反倒不停地的在尝试P2E模式。而问题也恰好是这个模式本身带来的。 我们必须得明确,P2E模式目前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游戏,即使不是庞氏,它更多的也偏向金融产品,我们不能用传统游戏的角度来探讨P2E, 游戏本身是一种消费品,它算是一个娱乐消费。这个特性让它跟金融产品的用户群是完全不同的。一边是追求娱乐效果的用户,另一边是追求投资收益的用户,这两个用户群的交集并不大。而且也不太可能有很多的产品能够同时取悦这两类用户,这应该是P2E模式的死结。 而且如果不用区块链或者加密行业的角度来看P2E模式的话,这种模式其实早已有之。比如说以前有游戏代打,游戏本身也衍生出专门练号卖号的生意或者做道具的二手交易,这其实也属于P2E模式。只不过现在的P2E开始考虑用区块链,用加密行业的规则来做P2E而已。 这种形式既然在传统游戏中能够存在,那就意味着它在新模式中也是可以存在的。但是这有个大前提,就是游戏本身的生态要足够健健康,不能只是单纯的金融产品,而是需要更多的娱乐性、游戏性。当游戏本身的生态够健康的时候,才能支撑起这些带有虚拟资产性质的类金融行为的产生。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归本质,让游戏就强调游戏的娱乐性,然后把P2E作为一个附属地位,因为P2E本身在赋能或者营销方面还是蛮有作用的。 否则,项目方要么彻底承认P2E是一个金融属性的东西,然后正正当当的就把游戏就做成一个博彩类的游戏性服务,项目方去做这样的游戏,或者这样服务也可以。 所以我认为并不是P2E有问题,而是项目方自己有问题。他们好像在刻意保持一个模糊的状态,导致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失去它的用户。其实说到底,这是项目自身定位的问题。 【陈海腾】 最近Layer 3 很火,目前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一些应用需要特定的定制化服务,而这些服务,将由Layer 3来提供。Layer 3 可能会为以太坊或者说是区块链,开辟一个新的空间。史总是这方面的知名技术专家,您认为通过堆迭更多层来持续扩容可行吗?如果不适宜用来做通用扩容,那么用Layer 3做什么比较合理? 【史兴国】 这一话题的火热完全是由于整个行业受到容量制约,难受太久了之后对解决方案的需求催热的。但本质上讲,我并不看好用Layer 3 来达成扩容目的的想法。 因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一层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推到另一层,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推演问题,或者叫逃避区块链有容量危机这个问题本身。 所以,当前区块链的容量问题并不是因为它的layer 不够多或者不够好,而是说在架构上,它的串行架构导致了它的容量是没法扩展。而且串性架构除了区块链的容量无法扩展外,也会让它在运行之后就没法做再配置。 像以太坊合并成为一个全球关注、整个加密行业都关注的事项之一,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改变了自己的配置。但这种配置如果没做好规划,那就很容易引发灾难性的分差,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它是一个串行架构的链。 很多开发人员不具备在系统层面去改变串性架构,以此来改变容量问题的能力。在此之下,行业倾向于用替代的方案去去延展问题,或者说推演问题。 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理论、考证,现实中已经有很多Layer 3 项目做的一塌糊涂,一地鸡毛,而且还要用很多侧链,再加上跨线桥来解决扩容,最后还会导致安全问题此起彼伏。现在几乎所有的知名策略都已经出现了跨链桥的安全问题了,损失资金以前是合并起来达到0亿美元的量级,现在是一个项目就能达到几亿美元的量。 这本质上是将不具备扩容能力东西强行扩容,导致了链的信用域分割,从而进一步引发的安全问题。 从计算机理论角度来讲,当系统分层的时候,每一层都是一个更新的抽象,这种抽象是针对新功能而言的。当我们用分层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是为了把一些问题彻底的解决在那一层,而不是用更新层去解决当前层的问题。 而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包括工程上,我们都强调每一层要相对独立,不要相互影响。 所以,提出用Layer 3 去解决各种问题的人应该不算是计算机专业领域的人。回过头来看,Layer 1 解决了资产定义和流通的问题,Layer 2解决了资产进一步按照逻辑去编程的可编程化问题,那Layer 3 严格来说就应该是进一步解决怎么让Layer 2 和传统业务适配的问题。 现在Layer 2 上的智能合约与传统业务适配实际上门槛还很高,由它产生的应用对用户的使用门槛也很高。 我们都知道非加密用户在使用加密产品的时候,不管是对私钥的管理也好,对自己资产的进一步的管理和处理也好,他们都面临着使用和概念理解上的难度。这表明目前在这一层缺少一个更简洁的抽象。 如果将Web3作为一个目标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目前加密应用的使用方式,既不够Web3,也不够简单。那普通用户凭什么要用它呢?我们要想进一步向Web3领域推进,那必须要解决传统应用适配和运行的问题,Layer 3 恰好适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谈到适配和业务,其实区块链行业早在在Web3之前就做了不少相关项目,行业里也不乏一些成功的例子。 比如说2019年11月,火币日本为帮助日本冲绳县首里城火后重建,正式推出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资产捐款网站。次年二月新冠疫情来袭时。火币日本也向中国捐助了3300套防护服。很好地体现了优秀企业的社会效益与回馈作用。 其中最亮眼的应是首次将区块链与公益行动结合的数字资产捐款。大体上看来,区块链的加入让公益活动的资金流向、安全性等方面得到了更好的保障,这么说来,区块链+公益也许是未来一个可尝试的方向之一。 请问陈总,在火币的区块链+公益的尝试相比一般的公益活动有什么区别?在推动过程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陈海腾】 我以前在冲绳留学,我的导师还是冲绳的副知市,当时我也认为冲绳是我的第二故乡,听说火灾发生,我就给我老师打了电话,询问我们能不能通过区块链来做公益筹款,这样也能够让全世界喜欢冲绳的人都可以来捐款。如果是一般用户的话,比如说美国人,我为了捐一美金还得专门跑到银行去做国际汇款,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但是我如果通过加密资产的话,我就可以像发邮件一样的把捐款做了。 此事之后,金融厅也高度赞扬我们,当时很多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新闻都是负面的,我们的举动是日本当时难得的正面消息,而且这确实也提高效率,全球将近几十个国家的人都给冲绳捐出了一些加密货币。 既然是第一次,自然也避免不了问题。接受捐赠最有效率的方法是让县政府在交易所开一个账号接受捐赠,我们只需要把币打过去就可以了,但冲绳县政府对加密货币也不太懂,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 火币日本当时专门成立了专项账户承接捐款的币,在每三个月的最后一天把账户上的币在交易所卖出换乘日元,再使用汇款的方式将这些日元汇到冲绳县政府的账号上。这样一来,汇款的门槛就大大降低了。 总的来说,区块链公益的效益真的非常好,而且也是可持续的。后来我们也尝试着跟日本红十字会沟通接收捐款方式的事情。在技术对社会的反馈中体现了技术的正向价值,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加密世界的刻板印象。 我也想了解一下史总的看法,除了公益外,史总还看好区块链在哪些领域的应用? 【史兴国】 公益肯定是是一个很不错的应用方向,也属于区块链对传统业务支撑的一部分。但相比起来,我更关注对区块链新形态业务的支撑。尤其是那些必须用区块链来解决的一些领域。 第一个我比较看好的是私域运营。 私域运营指的是怎么将个人或企业通过媒体媒介积累的私域流量更有效使用起来的一种方式。这一词语实际上是从Web2时代开始产生的。其价值也被无数企业和博主证明,但是我们通常也很难完全发挥它的价值。 首先我们知道私域流量的积累是很不容易的,不管是自媒体也好,还是品牌也好,他们花了很大成本来积累流量,但是也特别容易失去它。无论是在流量的掌握还是转化变现,我们都缺乏足够行之有效的方法。 不过Web3为我们提供了特别多元的私域流量维护治理方式,那时候,流量能够以权益的方式赋权,区块链就是实现这一权益映射的最关键手段,这是在传统业务形式中不能实现的。 第二点是品牌生态建设。 现在的企业也会用一些传统手段做自己的品牌建设,但这个建设通常是单向的,不管是投广告也好,做优惠也好。 但是随着整个社交,包括互联网信息的发展,我们发现大家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文化认同,很多有文化认同的品牌在这个阶段得到了特别好的发展。统一文化中的群体会分层,形成强大的用户认可和忠诚度。不管是苹果也好,还是中国的小米也好,他们都是靠品牌文化认同为基本盘的公司。这种文化认同实际上不只是对品牌本身的认同,还包括我对同样使用品牌人的认同。 由于这种认同更多的是存在于用户群体之内,这种品牌关系其实不能靠单向来建立,而更多的是靠双向角度来建立。这样的双向交流是是缺乏合适的技术手段的,而Web3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技术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品牌建设依靠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会员或优惠券,而是将更多的用户权益映射进来,除了消费之外,还可以让用户更多地参与进建设过程中,真正让用户与品牌一体化。在这个方向上我也认为Web3以及区块链技术的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 在元宇宙领域中就存在很多跟权益映射相关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 2021年底,虚拟世界掀起一股“元宇宙炒地热”,而随着今年上半年泡沫的破灭,虚拟地产以及元宇宙的未来,再次牵动市场的神经。 据Cointelegraph报道,根据WeMeta数据显示,由于用户兴趣减退和加密熊市的影响,2022年虚拟土地的价格大幅下降。从六个主要以太坊元宇宙平台来看。每块数字地块的平均价格从1月份约1.7万美元下降到8月份约2500美元,跌去近85%。 同时,由于不利的宏观经济条件,整个加密货币行业整体回落,进一步导致元宇宙平台代币的市场估值下跌超80%。每周平均而言,六大元宇宙项目的土地交易量已从2021年11月的峰值10亿美元降至2022年8月的约1.57亿美元。 在线应用的衰退伴随着的是实体硬件的突飞猛进,Meta与苹果两大巨头早在上半年便在元宇宙硬件上较上了劲。 在陈总看来,可以谈谈日本在元宇宙方面的发展情况吗? 【陈海腾】 日本对元宇宙的关注可以体现在日本自民党的政策上。自民党打算搭建日本元宇宙,把日本31个县搬到元宇宙上面去。目前做的比较多的还是把线下实体搬到线上,比如元宇宙东京、元宇宙秋叶原等,每年在元宇宙上举行活动,活动的规模最高到达数百万人。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新的尝试。比如日本的全日空航空公司打造的元宇宙旅游,在疫情肆虐下,通过构建的元宇宙帮助大家感受日本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去。此外,航司还在此之上增加了购物等环节。 至于史总提到的虚拟土地炒作,其价格的暴跌足以证明这个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将来打通现实世界和元宇宙的虚拟世界之后,元宇宙一方面需要现实世界的价值锚点作为基础支撑;另一方面也要实现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更多的可能性,把元宇宙的无限可能的优势最大发挥出来。 在这个现实世界和烟宇宙的这个链接打通上,从市场规模,用户质量,呃,基础设施,IP生态,政府支持力度各方面综合考虑呢,日本市场是在亚洲最好的一个市场,同时也是全球最佳市场,相信这方面有很大的机会。 在史总看来,元宇宙未来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应用方向呢?从技术角度来看,元宇宙还有哪些技术瓶颈亟待解决呢? 【史兴国】 在说我自己之前,实际上我比较期待日本的元宇宙方向,因为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在虚拟场景方面做的非常深入而且非常成功的国家。 当我听到您说元宇宙东京、元宇宙秋叶原等项目时,我特别好奇日本人做的元宇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因为目前国内的一些元宇宙项目对我的说服力不怎么强,事实上仅仅有元宇宙概念,或者仅仅有虚拟土地这一阶段,应该还完全达不到一个让用户能够产生消费行为的状态。 日本此前在二次元空间做的一些事情就能够非常好的让用户得以沉浸,即使场景不够真实,但是那种情感沉浸感是其他国家的相应文化作品所达不到的深度。 之前曾有一家秋叶原的公司找到我们,它想在元宇宙开一家女仆咖啡馆,通过虚拟数字人跟用户聊天,这样的应用方向也只有二次元文化浓厚的日本会考虑到,而且也确实切到了用户痛点,我非常佩服日本在这方面的产品。 我更愿意把元宇宙理解为一个更直观的即时网络应用,它不一定要限于VR等虚拟现实模式。因为元宇宙行业从业者有很多是来自于游戏领域或者VR领域的,他们更强调在视觉上或在身体上的沉浸感。我认同这种方式,但是我认为可能有更广泛的方式,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就能更多、更直观地体现出网络数字化、数字权益的一些特点。 元宇宙不一定全都是要带上VR眼镜去体验的东西,而是我们有更多的生活方式能融入到数字化环境中。说到这我们就不得不担心区块链的两大问题在元宇宙领域形成的两大瓶颈。 一是区块链的容量问题,二是区块链现在仍然还不是一个统一信用域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指的是,就算在目前最成熟的生态——以太坊上,它的容量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前段时间以太坊进行了merge,做了一次升级,希望能够进一步把分片机制引入进来。这确实可以增加整个系统的容量,但是按照以太坊目前的规划,分片机制的真正引入可能还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 而且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区块链容量问题就是因为它的串行架构造成的,以太坊通过merge将主链和信标链合并的动作实际上也是在朝并行架构上去演进。 我们也非常荣幸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并行区块链这个方向上努力,我们有并行方向的全套方案,在这套方案下,区块链容量问题能够得到一个特别彻底和完美的解决。 一旦容量问题解决了,那么统一信用域问题相对来讲也就不是大问题了。 目前来讲,信用域不能统一是因为一条链的容量不够,导致大家只能去开发另一条侧链,希望用这种方式把业务量均摊一下,减少链的压力。但是结果就是造成不同的链是不同的信用域,不同的信用域意味着链的生态难以互通。 我们知道,传统金融之间的信用数据都是一定程度上连通的,比如我去B银行去贷款的时候,B银行可以从A银行了解一些我的信用情况。现在在区块链在这点上做的是远远不足的,区块链现在做的跨链完全是依靠资产抵押的方式,这不是一种信用方式。 一旦容量解决,下一个要解决就是信用域问题,不过好在只要容量能解决,那么我们需要依靠跨链去做的事情就会变少,信用域问题相对就会得到很好的缓解。这些都是需要用并行架构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就是在这个领域做的最早,而且往前推进也最成功的公司,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进一步把我们并行链技术在Web3领域去推进和应用,包括在未来日本Web3的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免责声明: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及遵守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法规。 来源:金色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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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财经
2022-10-19
绝密计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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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与中国脱钩后的供应链重组,将付出何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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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重组计划,以了解一旦与中国脱钩,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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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担负何种代价,探讨用尽可能少的中国制造的部件制造乘用车和摩托车的可能性。 报导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和其他车辆市场,扩大中国业务对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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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利润率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台海发生紧急情况,企业将不得不选择是否继续在中国开展业务。 本田在中国的汽车销售量占该公司30%以上,以中国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政策将保持不变。但是,本田要面对中国供应链带来的风险,必须先制定应急计划。除了本田中国厂零件持续在大陆采购之外,该公司抓紧估算从东南亚等其他地区采购的成本,研究应对供应链风险的各种方案。 报导指出,如果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零部件有80%中断2个月,日本不仅无法生产家用电器、汽车和树脂,而且也无法生产服装和食品,大约会失去53兆日元的产值。早稻田大学的户堂康之教授等人在富岳超级电脑上计算的结果发现,这相当于日本每年失去10%的GDP。 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趋势增加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特别紧密。2020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26%,比美国或其他国家更多,扩大在中国的业务对提高日本的竞争力至关重要。 报导说,日本一旦脱离中国,其产品的价格也将提高。根据供应链研究企业Owls Consulting Group的数据,如家用电器和汽车等80种主要产品停止从中国进口零件,改为国内生产或从其他地区采购,那么将使成本每年增加13.7兆日元,这个规模相当于在东京证交所主板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总利润的70%。而如果增加的成本转嫁到个别产品上,个人电脑的平均价格将上升50%,智慧手机将上升20%,这个涨幅比乌克兰危机和其他因素造成的通胀率要大很多。 报导表示,一些国家正在加强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的举措,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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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做应对风险的准备,在9月对100名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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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进行的调查中,有96%的人表示关注台海的突发事件, 82%有或正在考虑针对实际突发事件采取应对措施。 报导认为,在冷战期间由于东西方之间的供应链没有联系,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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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苏联化和去中国化都比较容易,但现在从原材料的上游到产品组装的下游,都与中国紧密地联结。今后似乎得要求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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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常情况扩大中国业务,同时还得建立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不依赖中国的供应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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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1977
2022-10-18
NFT周刊|Yuga Labs接受SEC调查;霍普金斯NFT系列藏品售罄;CNN关闭NFT市场The V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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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下一个头号玩家? 市值10亿美元的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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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乐美(Konami)是一家游戏娱乐巨头,公司下一步将进军NFT市场。 科乐美旗下拥有《合金装备》、《寂静岭》、《游戏王》等著名游戏IP。 其公司代表表示:“我们将计划推出一项服务,让玩家可以通过使用区块链的独特分销平台交易游戏内的NFT。” 说唱明星Snoop Dogg合伙人加入Gala音乐董事会 在说唱明星Snoop Dogg于2月收购Death Row Records后,他会将Death Row转变为由区块链技术支持的NFT标签。 Snoop的品牌合作伙伴经理Nick Adler与唱片公司执行DJEFN、格莱美提名音乐家BT和Tupac Shakur的前任经理Leila Steinberg一起加入了新成立的Gala Music顾问董事会。 Oneof与Ziggy Marey达成合作 NFT音频平台OneOf本周将与音乐合作伙伴Ziggy Marley达成合作。 这位牙买加雷鬼歌手有着万众瞩目的天才音乐血统,同时也是OneOf迅速扩张音乐市场的重要保障。 从下周开始,合作双方将发布第一批NFT系列藏品,同时也将在其NFT版本中发布各种“IRL体验”,其中包括了热门歌曲的demo、签名吉他,甚至还有含有版税的特殊商品协作发布的机会。 OpenSea日成交量触及15个月低点 上周早些时候,OpenSea的日成交量触及15个月以来历史新低,令一度高涨的市场日成交量回落至去年底股市繁荣之前的水平。 与以往的峰值市场相比,本周OpenSea市场成交量总体上是缺少后劲的,在上周的工作日中,只有一天成交金额超过了1000万美元。 尽管其在市场上仍有强劲的综合数据,但峰值相较去年已经发生下降,好在OpenSea蓝筹NFT受到的影响小于小型NFT项目。 虽然市场停滞,但OpenSea仍然有理由庆祝,NFT市场OpenSea宣布其增加了对Avalanche网络的支持,使OpenSea上支持的区块链总数达到7个。 用户现在可以在OpenSea上展示、列出和交易他们基于Avalanche的NFT。 最近增长迅速的Avalanche显示出了自己在NFT赛道的强劲竞争力。 CNN关闭NFT市场The Vault CNN关闭了运营一年多的NFT市场The Vault,然而CNN这一举动让社区用户感到不满。 因为最近几个月The Vault才发布了未来一年的发展路线,CNN突然将其描述为“实验性项目”并宣布关闭,颇有Rug Pull的意味。 到目前为止,CNN发布的NFT藏品被存储在分布式文件IPFS中,这些NFT将继续在平台上得到支持,但周边社区以及平台将不再得到支持和维护。 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新闻机构能在NFT市场取得成功。 来源:金色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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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财经
2022-10-17
NFT的一周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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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一个主要游戏玩家? 数十亿美元的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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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Konami 是最新进入加密领域的娱乐巨头,NFT 自然是第一步。Konami 拥有 Metal Gear、Silent Hill、Yu-Gi-Oh!、Dance Dance Revolution 等游戏的传统 IP。 Konami 的代表表示,他们“计划推出一项服务,让玩家可以通过使用区块链的独特分销平台进行游戏内 NFT(数字物品)交易。” 一对与 Ziggy Marley NFT 音频平台 OneOf 本周正在与另一位音乐合作伙伴Ziggy Marley 合作。牙买加雷鬼艺术家来自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世系,是成长中的平台 OneOf 在音乐类别中的又一重大胜利。 从下周开始,两人将提供包括“IRL 参与”在内的 NFT,例如未发布的演示、签名吉他,甚至包括特许权使用费的特殊商品合作。 OpenSea 每日交易量创 15 个月新低 OpenSea 的日交易量在本周早些时候创下了令人震惊的 15 个月新低,使去年底繁荣之前的日交易量达到了曾经的天价市场。与高峰市场相比,本周的交易量总体上非常干燥,上周工作日只有一天的交易量超过 1000 万美元。尽管市场上仍有强劲的数字,但它们减少了过去一年的峰值,蓝筹 NFT 的影响小于小型项目。 然而,OpenSea 本周仍有理由庆祝,因为 NFT 市场将不断增长的 NFT 区块链 Avalanche 添加到其支持链的萌芽列表中。Avalanche 最近展示了自己是一个年轻但实力雄厚的 NFT 竞争者。 CNN 关闭 NFT 市场“The Vault” 新闻集团 CNN在运营仅一年多后就关闭了其 NFT 市场“The Vault”。然而,CNN 在一夜之间关闭后让一个社区感到不满,尽管之前从未使用过这种语言,并且尽管最近几个月发布了年度愿景路线图,但它突然将“The Vault”描述为“实验”。尽管 CNN 迄今为止发布的收藏品仍将在该平台上得到支持,但 CNN 宣布将停止对管理周边社区的支持——以及可能对平台的积极维护——将停止。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新闻媒体在 NFT 方面取得成功。 来源:金色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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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财经
2022-10-17
半导体拉响警报!先进制程机台成本剧增 台湾原订明年涨价6% 遭苹果、英伟达等客户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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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年才会缓解。 其中,日元贬值成为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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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问题,日本物料稀缺,无论是矽晶圆的矽矿、特殊气体,还是相关化学材料都脱离不了进口,但是日元急贬情已经成为当地业者沉重的负担。过去日元多在110兑1美元左右徘徊,到今年7月时已经来到了136兑1美元,现在则突破140大关。 日本政府22日干预汇市后,虽一度从145.9升值至140.5,但其后日元再次加速贬值,27日盘中报144.40日元,创下24年新低纪录。事实上,从2021年开始,昭和电工用于电路制造、清洗的高纯度气体价格,因高油价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已经上涨20%,当时各大晶圆厂已陆续传出调整价格的风声。昭和代表的是日本半导体业者普遍困境,而日圆贬值对全球半导体的影响恐怕比想像中更深远。 台积电喊涨6%,接连遭大客户拒绝 半导体上游喊涨声不断,台积电的成本上扬、转嫁困难。据市场盛传,台积电原订2023年要涨价6%的计划,却因为终端市场走弱,接连遭到大客户苹果、辉达拒绝。 据台积电财报显示,今年第二季看销售主力主要销售是高效能运算(HPC)达到43%、智慧型手机38%,接着是物联网8%、车用电子5%、消费性电子3%。虽然台积电在智慧型手机营收占比非居于首位,但仍有近4成的比例。 台湾经济日报引述半导体产业分析师詹家鸿说法指出,受限景气阴霾冲击,大客户苹果大量采用3奈米的可能性降低。若到时搭载的A系列处理器中只有iPhone 15 Pro使用3奈米,台积电明年营收将比预估值少4个百分点,整体只成长7%;但如果是iPhone 15全系列使用,产能利用率就会达到百分百,营收成长率将有11%。 除了日元贬值造成矽晶圆价涨,先进制程机台建置成本也创下新高。迈入3奈米的先进制程后,晶圆厂制造环境更复杂,以12吋厂为例,从设备装机到试产需要6至7个月以上,生产线至少有250种机台,需执行60种左右的步骤,晶圆原料到晶圆产出总共需经过近300道工序,接下來还要经过封测,才能将晶片成品送到终端市场,整个时程超过两个月。#日元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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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萧
2022-09-29
中美重磅!哈里斯赴日本演讲“抗议中国对台政策” 拜登11月将会晤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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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如今得以提供。 哈里斯还料将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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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把制造中心分散到其他地方,而不再单一依赖中国这类低成本国家,对于预防供应中断有哪些好处。 拜登为了保护美国高薪就业及抗衡中国日益壮大的市场霸位,已将高科技芯片制造列为要务,他视中国为美国的重要战略竞争对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哈里斯已进行会面,在与哈里斯的会谈中,两人考虑到扩大军力的中国,确认将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岸田指出,日美最重要的课题是印太的和平稳定。哈里斯表示,日美同盟是和平稳定的基础,有助于印太的繁荣。 鉴于俄乌冲突,两人可能商定为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合作。此外,还就台湾局势等交换意见。26日除了哈里斯,岸田还与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国际能源署(IEA)执行干事比罗尔等分别举行了会谈。 在国葬当天的27日,岸田将会晤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等,晚间在迎宾馆向海外出席者致辞,预定28日与韩国国务总理韩悳洙等会面。日本外相林芳正也与蒙古和中美洲的萨尔瓦多的外长等,就国际局势和加强双边关系进行了磋商。#台海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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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萧
2022-09-28
苗梦羽+张一鸣:工业母机,国之重器——工业母机ETF投资价值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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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十大机床的企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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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家,德国企业有四家,美国企业有两家,这些巨头公司的营收规模都达到百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水平。我们再来看看国内机床行业经历了前面说到七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国内机床行业当前的格局是怎么样的?实力又如何?这方面能不能请张总给我们讲解一下。 张一鸣:从全球范围来看,实际上每一个工业强国都孕育了自己非常优秀的机床公司。举几个例子,比如日本的山崎马扎克一年的营收要在三四百亿以上。德国也有很多很强的机床公司,比如德马吉,还有加拿大的赫斯基。但是反观国内,中国其实是全球最大的机床消费国,中国的机床消费量大概占全球的30%,第二名是美国,只有12%,但是我们看国内这么好的土壤却没有孕育出几家特别大的机床公司,像大部分现在做机床的公司,尤其是民营企业一年的营收都不超过30个亿。因此我们也认为未来有很大机会的,尤其是一些比较优秀的民营机床公司,在中国强大制造业背景之下,有望成长为一批优秀的甚至可以说营收破百亿的机床公司。 苗梦羽:刚刚张总也给大家介绍了,国内基本上机床行业处于一个大而不强的状态,在机床行业面临低质量发展的困局之下,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政策也发现了这一点,并且不断针对这个情况来做一些调整。 通过前面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也可以总结一下,能够给工业母机也就是机床这个行业做一个赛道的定位。首先肯定是张总给大家介绍的,国内的机床行业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已经是全球制造业中心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我们国家从2009年以来一直是世界第一大机床生产和消费国了,所以说机床行业在我们这一片土壤上有极大市场发展的空间,这个是发展前景方面。 第二点就是发展路径方面。刚刚张总给大家复盘历史的时候也有提到海外机床的发展经验,像龙头的一些国家,德国、日本、美国都培育了一批人民币百亿级别的龙头公司。我们国家在机床市场比较广阔的基础上也有望复制发展路径去做技术升级,培育一批非常优秀的公司,从而就增强我们整个国家机床行业整体的实力,这个是发展路径的方面。 第三个点就是机床的发展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是比较突出的,我们给大家讲断供的事件,加上国内机床的格局,目前还是大而不强的局面,相信这个都已经足够反映出我们有多大程度迫切需要发展机床行业提升它的实力。与此同时国家对于机床行业政策程度以及重视程度的转变,也是明显可以看到支持的政策跟密集出台,说明了政府层面对于机床的发展也有着比较高的信心和比较大的决心。 五、工业母机的投资逻辑 苗梦羽:那么,大家也会比较关心未来能够驱动机床行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主要逻辑是什么。 1、 国产替代 苗梦羽: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像国产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像断供卡脖子、进口依赖度高、出口的产品技术含量比较低,这些种种的事情都指向我们需要做国产化或者国产替代这么一个大的总体方向。 我们目前机床多大程度上会依赖进口呢?我看到前端产业研究院的数据,2018年,我国低档数控机床的国产化率大概是82%,基本实现了国产化,中档数控机床的国产化率只有60%多,相比是比较低的,再到高档数控机床的国产化率就仅仅只有6%的水平,也就是说基本上依靠进口的状态。最近几年我们过程的机床国产替代的程度是不是有在做提升,包括未来国产替代主要是在什么样的方向?空间会有多大?这个请张总给我们分析一下。 张一鸣:这几年无论是在客户端,还是在机床生产商、供应商上,我们都看到了非常大的变化,我刚刚在复盘机床行业发展历史的时候,2020年之后到现在国产机床发展第三个阶段的起点,为什么说2020年是一个分水岭,主要还是因为2020年之前我们很多还是靠进口,但是2020年发生了公共卫生事件,但是我们国家2020年是率先从公共卫生事件当中复苏起来的,所以说制造业也迎来了一段复苏的黄金期。 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要去买进口机床,但是海外的供应链都因为公共卫生事件受阻,那就一定要依靠国产自己的力量,所以说2020年开始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从需求上来讲扩产需要大量的机床,从供给上来看,因为公共卫生事件的原因,所以说海外很多机床核心的供应链受阻,国产化的进程就开始浩浩荡荡的加快了。这两年我也一直在不断的跑各种生产车间,很明显可以看到公司的老车间和新车间用的机床品牌完全不一样,像老车间里面很多都是进口的机床,新车间我们看到了很多新面孔,非常多国营的机床品牌。 所以说我们从下游客户那边,也可以看到这两年国产的机床正在发生一些悄然的变化,国产的机床也能够逐步进入到新的更加高端的车间里,去承担对精密度要求更高、对价值量更高的一些工作。反过来我也跑了很多机床的生产商,我们去看看市场的供给端在发生什么改变,我们也看到很多优秀的民营机床公司,他们现在也在努力完成高端化、国产化的突破,比如说过去很多民营机床公司,他们做的更多的是小型的立式加工中心,但是为了满足中国制造高端化的要求,小型的立式加工中心,或者说一些比较低端的,一些早就完成国产化的机床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现在大量的民营机床公司都在力争往更加高端的机床去做,比如说像一些卧加、车洗复合、龙门式的加工中心,甚至还有五轴机床,还有一些像锣床也都在往高端通用化的锣床进行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下游的需求端来看,客户更加的能够信任国产的机床,还是从供给方来看,国产的机床厂也都在努力往更加高端的方向努力,相信未来几年会是高端民营国产机床大力发展的几年。 2、 高端化 苗梦羽:刚刚张总给我们讲了国产替代的一些方向,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是传统和低端制造业仍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未来更大的目标像高端智能制造去转型,能够成为制造业强国。随着制造业低端向高端转型的话,工业各类下游的应用领域,比如像汽车、航空航天、3C电子等等,其实对于加工的精细度效率以及稳定性要求也是会越来越高的,是不是意味着对于机床的要求也会有相应的提升?张总其实给我们介绍到了一些,接下来我们也想针对这个问题再讨论一下,我们的机床是不是需要明显的向高端化转型,这是不是会给机床行业带来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呢? 张一鸣:应该说往高端化的转型是这个行业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其实不止机床,整个制造业都在往高端转型,我们说过去中国制造业还停留在比较中低端的水平,更多高端的我们要依靠欧洲、日本、美国这些国家的力量。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中国现在其实各个产业都在往高端化走,制造业都在往高端化走。既然要往高端化走,高端的产品需要三个东西,高端的人才、高端的技术还有高端的设备,高端的设备是指高端的机床。因此这个趋势是一个非常长的趋势,人才我们要培养一流世界顶尖的人才,技术也在发展,还有就是设备,这三者缺一不可。 现在很明显,刚刚苗总也提到一个数据,高端机床的国产化率只有6%,所以说很明显高端的工业母机、高端的机床现在构成了制约我国高端制造向前迈进的短板。因此在这个趋势之下,我相信一定会有相关的包括产业政策也好,一些制造业巨头也好,都会投入、引领高端机床向前稳步的发展。 3、 机床更新换代周期 苗梦羽:那我们刚刚说了国产替代包括高端升级的逻辑,另外机床作为一种设备,它并不是永远就能用下去,永远用不坏,它也会老化报废。同时随着工业生产要求的转变之后,也会需要有更新的设备来匹配制造的需求,所以说机床会有自己的更新周期,前面张总给大家介绍大概是十年左右,我们从机床的消费量数据来看,上一轮的顶点是在2011年左右,到现在是十年的时间,国内机床理论上迎来大量换代周期的窗口,这里面会有多大的需求量,张总您觉得这会不会成为未来几年机床行业的发力点或者说一个驱动点呢? 张一鸣:其实我一开始在讲怎么去判断机床周期的时候,我也提到两个周期,一个是小周期,一个是大周期。小周期是经济周期,这个是受到宏观经济影响,现在也是处在一个非常底部的位置,大周期也一样,大周期就取决于设备的更新替换。 但不同的设备的使用寿命不同,还有一个是实际使用寿命也不同,什么叫实际使用寿命呢?就是一些设备会随着技术的演进,即使设备实际的寿命没到,但是我也必须得把你换掉。比如说我要生产的产品需要用到新的技术、新的设备,那旧设备就需要换掉,不管这个设备现在还可以用五年也好、还可以用十年也好,都需要进行更新替换的。 一般来说,我们会发现国内机床的大周期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周期不是一样的,我们复盘一下,像日本和德国一般来说它的机床六到八年就要进行一次更新替换,但国内是十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是可以接近十五年,这个背后的原因也和我们的国情,以及过去国产机床的发展历史是有很强的关系。 像日本和德国六到八年的机床更新替换周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而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周期,因为我不可能用十年前的设备生产现在的零部件或者工件,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像工程机械,为什么一定要用到报废再进行换,因为它平时的工作,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用来刨土搬砖,但是机床是要用来加工的,而且是精密加工,即使寿命还在,但是我们生产的东西在往高端化发展,也就是说十年之后的产品工件的加工要求,现在的机床可能已经不能满足了,只要不能满足就要进行更新替换。 也就是说六到八年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替换周期,但是我国为什么周期会被拉长,两个因素,第一方面是还没有非常成熟的二手市场。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和德国,比如说日本的报废机床会往东南亚,德国的机床老了之后可能会往东欧,会往其他的非发达区域进行二次销售,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前面讲格局的演化导致的一个问题。在2000年到2011年这一轮周期,高端机床基本上是由海外的品牌占领,低端的机床是由国内的国营机床占据了很高的份额,但是自2011年之后很多国营机床都没有产能了,产能都关掉了,所以就导致在这个时期,想要买机床的客户他买不到合适的价位,你要么买进口要么就买二手,所以相当于人为地把原来机床的使用寿命周期给拉长了。 我认为从2020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很多国产的民营机床去接棒,一方面接棒原来老的国营机床,同时也在往高端化去替代进口的机床。所以说这样替换下来,对于下游客户来说,一是解决了产能问题,二是解决了高端机床的价格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交付问题,所以说我认为从2020年之后机床的使用周期会回归到一个比较健康理性的水平,甚至可以向德国和日本六到八年的周期去看齐。我们现在也看到2019年是过去十几年来机床销量的低谷,2020年2021年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同比增长,因此我们也对未来三到五年机床销量的增长保持比较乐观的信心。 六、工业母机ETF产品介绍 苗梦羽:谢谢张总给我们分析了机床行业的三个逻辑,国产化、高端化和更新换代。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工业母机ETF,代码是159667,9月26日开始发。首先这个产品是ETF,所以在未来产品上市交易之后,它是可以像股票一样自由买卖的,非常方便,这是一个它重要的特征。 另外它本质上还是一个指数基金,主要的目标就是跟踪标的指数,所以说它是会以接近百分之百的仓位,去投资标的指数的成分股。 说到标的指数,这个产品跟踪的指数叫做中证机床指数,代码是931866,这个指数是从沪深市场选取50个业务涉及到机床整机和关键零部件制造服务的上市公司,覆盖了像工业母机制造中核心的很多领域的公司,是能够反映整个行业的表现。 第三个方面就是投资价值,我和张总一起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机床行业的信息,包括像行业发展的历史、大而不强的现状,也给大家分析机床行业是一个发展前景广阔,并且发展路径非常明确,同时发展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非常突出的赛道,也受到政策的支持。未来的发展阶段,这个行业还有像国产替代、高端升级、更新替换的逻辑去支持它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所以说整体上是一个中长期比较值得关注的行业。 另外就是看一个投资标的的话,我们也会关注一下估值的情况,我刚看到也有投资者留言问估值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估值的方面,到9月19日,工业母机这个行业的PE估值是30倍左右的水平,历史的分位数处于2015年以来8.6%的位置,整体的估值水平还是相当低的位置。 所以整体上,在当前节点来看,工业母机行业整体的投资价值还是比较不错的,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关注工业母机ETF(159667)。 七、互动问答 1. 工业母机的估值是多少? 苗梦羽:我前面有介绍,工业母机目前是30倍左右的估值,大概历史是8.6%的分位,未来这个行业随着一些国产替代的深化,包括高端的转型,可能估值也会有更高的空间,这块张总有没有什么补充? 张一鸣:估值这块我这边比较关注的一些机床的标的,或者说机床比较核心的标的,我看到的估值还要再低,现在基本上都在20倍,这个可以说远低于估值中枢了。这个也会有很多因素导致,现在整个经济在下行期,工业母机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现在低于历史分位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经济周期现在已经逐步步入一个低点了,因此经济周期对于估值的压制作用,我相信未来在比较短的时间就会被消除。 另外一方面,刚刚苗总有一点讲得非常对,就是工业母机,国之重器,未来会随着中国制造不断的高端化,高端的机床一定会不断的进行国产替代,因此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机床作为这么关键的设备,甚至我们可以把它的重要性和更加难的芯片设备进行比拟,因为底层逻辑都要进行急切的国产替代,所以我认为20倍的估值就可以说是比较低了,我觉得未来估值往更高的台阶去走,是没有问题的。 2. 现在经济不好,机床更新的时间是不是会推迟,机床更新的时间是不是会跟经济去挂钩呢? 张一鸣:机床更新其实跟经济好坏没有太大的关系,经济不好是不是资本开支周期会往后延迟?现在确实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因为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大家对于未来经济预期是比较悲观的,但是我们从周期的角度考虑,现在本身处于一个经济下行期,或者说处在工业资本开支的下行期,其实除了机床之外、还有工业机器人、注塑机、叉车,如果把月同比增速拉出来的话,复盘个十年、二十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第一阶段是高速增长时期,我们就从2012年开始复盘,我们会发现工业母机、机器人、注塑机、叉车这些所谓的通用自动化产品,它的月同比增速是完全同步的,你可以把它拟合成一条线,可以说是一条非常完美接近正形曲线的一条线。这条正形曲线的周期就是三年,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偏离。 我们还是认为遵循原有经济的原理、规律,遵循过去十年都没有发生过偏离的规律,我们还是认为在今年四季度,最晚在明年一季度,经济周期就会到达一个底部的位置。 3. 机床投资的机会在哪里? 苗梦羽:现在周期处于一个底部的区域,接下来可能会有上行的预期,我们不是说处于底部的时候它马上就会起来,只是说在底部区域的时候,可能对于投资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布局时机,可能是做一个潜伏的动作,接下来在周期真正起来的时候有望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收益。 4. 国产替代的空间有多大? 苗梦羽:可以看一下现在国产化率是多少,反之就可以看到国产替代的空间有多大了。刚刚给大家分享过一组数字就是2018年的时候低端基本上是80%多,也就基本上是国产化程度比较高了。中端可能只有60%的水平,再到高端就不到10%、只有6%的水平。中高低端加起来,最新的数据应该是整体的国产化率只有70%左右的水平。 反之我们就可以知道国产替代的空间是存在于剩余的,比如像中高端进口这一部分,也就意味这我们整体国产替代的空间还是非常足够的,这块张总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张一鸣:国产替代的空间我觉得还是体现在中高档需求这里,因为像低端,刚才苗总也说到国产化率80%多了,而且我们了解一些比较偏低端的机床,现在各家企业从微观数据上面来看,它的盈利能力也不会特别强,大概也就二十几个点的毛利率。所以说低端机床基本上是一个完全国产替代,而且是一个红海市场,甚至都可以进行出口。 国产替代现在主要进行的攻坚的任务还是中高档机床,尤其是高档机床,现在国产化率只有6%。那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越是高端的机床,它的下游越是关键,比如像军工、航空航天这些关键的领域,用的机床都是需要用到五轴的加工中心,这一块现在的国产化率可以说非常低,包括五轴机床的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都很低。 像一些大型的设备,都要用到进口的大机床,比如说进口的龙门机床,这一类机床国产化率也非常低,这一些机床如果要进行国产替代的话,它的盈利能力也会非常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民营的机床公司也在力争往这个方向进行突破。从轴数上面看,大家都在往更加高级的五轴去做;从机床的加工中心类型来看,都在往卧式加工中心、龙门加工中心去做,去追求一个更强的盈利水平。往这些方向做可以说帮助国家解决了一个难题,因为国家要在高端制造上继续向前肯定离不开更加高端的设备,高端的设备又是用最高端的工业母机、最高端的技术来进行生产的。因此我认为未来随着中国制造业进一步的高端化,高端的工业母机市场国产化空间还是非常大,而且是持续扩大的。 5. 我们国家的工业母机有什么样的优势? 苗梦羽:从我的视角来看,一个是市场的空间,一个行业它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首先它肯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土壤,一个大的发展空间才有未来发展的机会,这个是我们国家作为制造业大国非常具有优势的方向点。 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工业母机这一块政策的支持力度,可以看到是在不断提升的,一个行业如果从国家层面受到支持、受到重视,可能它会迎来除了好的政策之外,也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关注度,包括它的发展技术攻坚速度也会有相应的提升,这个是从我这边视角看到的行业优势,张总您从行业视角、产业视角是怎样的看法呢? 张一鸣:我觉得苗总刚刚提到的几点其实已经非常全面了,我这里再补充一点,我国制造业体量非常大,工业门类是全球最全的一个国家,其实我们知道工业母机机床的生产是离不开产业链协同的,我们说美国、日本、德国可能具备工业母机相关产业链上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优势,但是像其他国家,比如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或者像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韩国、还有欧洲的一些其他国家,他们要发展起来的话,可能数控系统得去找日本买,像一些传统系统,比如说轴承或者滚珠丝杠去导轨,要去找德国、瑞士去买。 但是中国如果要去生产机床的话,虽然说中国现在部分机床核心零部件上还没有特别强的、能和国际巨头去掰手腕的公司,但是每个环节都有奋发图强的公司在往高端看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中国要真正发展工业母机,是每一个产业链上所有公司进行协同的发展,这样子我们就会看到未来可能十年之后,国内有一些机床公司,整个产业链里面的所有核心零部件都是用中国制造的,这里面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机床消费国,同时也作为联合国唯一所有工业门类都齐全的一个国家,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产业链齐全上带来的一个制造优势。 6.目前市场行情不是很好,选择工业母机这个产品的风险大不大 苗梦羽:首先这个产品确实是股票型的基金,跟踪的是中证机床的指数,如果从风险程度上来说,投资股票肯定不能说是一个低风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去选择投资的产品,不要选择超出自己承受能力范围的,比如一些高波动型的行业,如果说咱们心理上和资金上都不能够承受那也不要强求自己。 对于工业母机行业来说,它目前周期上处于一个底部区域,包括它未来中长期的前景,包括政策支持力度、发展空间都还是比较大,如果说投资者本着中长期投资的目标,想选择一个有发展空间的行业,还是可以考虑这的,同时也要结合自己的风险偏好、风险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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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连云
2022-09-27
日本房地产泡沫如何走向破裂——金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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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首先,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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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有资金不断增加,直接融资的渠道亦不断拓宽,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外部融资的需求减弱,以利率管制等方式人为压低利率的必要性也不断降低。1955年至1972年,日本非金融企业现金和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由9.40%提升至15.54%,企业自身资金充裕程度明显提升。而在1973年至1990年,日本非金融企业现金和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持续保持在12%以上的相对高位,直至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才出现大幅下滑。从融资方式来看,1980年至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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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融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也由11.9%上升到27.0%。 其次,19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并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承销。当时日本政府为使国债发行不影响到利率管制,对国债发行和流通市场均实施了严格管理。但金融机构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承销国债,严重影响了其流动性和收益性,并造成了金融机构资金短缺,于是金融机构强烈要求在市场上卖出国债。压力之下,日本政府开始逐步放开国债利率管制,并走向了通往利率市场化的道路。1977年,日本开始放宽对金融机构所持国债的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承购的国债自由上市流通。此后,日本政府陆续放开了对银行间拆借利率、银行间票据利率、大额可转让存单(CD)利率等的控制,并于1994年实现了除活期存款利率以外的完全利率市场化。 再次,197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外资金融机构开始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其国内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日本国内金融机构也开始参与海外投资,并要求本国监管机构放松管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和美国成立了由政府专家组成的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工作组。1984年,日美联合特别工作组起草的“关于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问题报告”公开发表,明确日本应采取存款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多元化、促进货币市场发展等措施来实行金融自由化。 最后,随着日本国民收入的提高,其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许多新金融工具、新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而这也意味着对分业管制和利率管制的打破。 因此,为使日本金融体系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本开启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在此期间,日本政府以渐进式改革方式推行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经营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根据Menzie Chinn和Hiro Ito编制的金融开放指数(The Chinn-Ito Financial Openness Index),1970年后日本金融开放程度明显提高,甚至一度高于法国、英国等国家。 日本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虽然使得金融系统的活力明显提升,但也为后续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埋下了伏笔。 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日本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开始由银行扩展至股票、债券市场,资质较好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开始出现“脱离”银行的趋势,1986年至1990年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从银行的融资额甚至为负。银行为了应对这一趋势,被迫将重点转向扩大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业务,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规模急速增长。日本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由1984年的105万亿日元增长至1989年末的247万亿日元,而同期对大企业的贷款余额仅增长了不到3万亿日元。而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后,并未全部用于生产经营,多数资金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因此,中小企业贷款规模的急速扩张,不仅助推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也使得银行资产质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的中小规模地方性金融机构(如信用金库)率先出现破产情况,1991年10月三和信用金库成为日本战后首家破产的金融机构。 另一方面,在日本政府进行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其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却相对落后,助长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二战后日本政府对金融机构实行了过分的控制和保护政策,形成了“护送船队”模式的金融监管体系 ,以至于出现了“日本金融机构不倒”的神话。进入1980年代以后,虽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加快,但政府并未完全放弃对银行经营的干预,从而使银行形成了政府将继续提供隐性担保的预期。因此,在诸多金融管制政策放松后,许多银行采取了较为激进的经营策略,在贷款审查、投资审核等方面过分放松,许多银行甚至通过贷款给信托公司等机构使银行资金直接流入股市及房地产市场,加剧了资产泡沫的膨胀程度。根据野口悠纪雄(2005) 的研究,1984年末至1990年末日本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由15.1万亿日元增长至40.2万亿日元,其中约有10.8万亿日元新增贷款流入了房地产市场。 二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过度绑定 日本泡沫经济时期,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联系过于紧密,使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产生了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一是,实体企业过度参与房地产投机活动。19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主要受到非金融企业部门推动,企业部门是房地产的主要购买者。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土地购买金额由1980年的0.3万亿日元大幅增长至1990年的16.8万亿日元,而住户部门反而是当时土地的出售方。在此期间,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迅速提升,由1980年的94.4%升至1990年的139.3%,远高于同期其他发达经济体水平,尤其是中小企业过度借贷进入房地产市场后,杠杆率明显上升;而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相对温和,仅从45.7%升至68.4%,绝对水平实际上与美国(61.1%)、英国(57.7%)等发达经济体相近。非金融企业部门大规模购入土地,使得土地在其资产负债表中占比大幅上升,当土地价格出现下跌时,实体企业资产负债表受损更为严重,进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 二是,“主银行”制度下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的联系更加盘根错节。二战过后,在清理企业不良债权的过程中,日本逐渐形成了主银行制度。尽管日本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主银行制度,但二战后主银行制度已经成为日本金融界和企业界的一个惯例。根据于潇(2003)的研究,一般认为日本主银行制有以下特征:(1)主银行是客户企业的大股东,主银行一般不持有与自己没有业务或交易关系的企业的股份;(2)向客户企业提供系列贷款。主银行既向企业提供短期贷款,也提供长期贷款。虽然企业所需贷款并不一定全部都由主银行单独提供,但企业大额贷款是由主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组成的银团提供的,其中主银行的贷款份额最大,承担的贷款损失责任也更多。当企业不能如期归还贷款或者出现坏帐时,主银行要分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损失;(3)向客户企业派遣董事或经理。主银行向客户企业派遣人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正常情况下的人员派遣,以大股东身份派遣董事或者经理到客户企业;二是在企业出现问题时,主银行派遣人员接管企业;(4)管理客户企业的结算帐户。主银行几乎都是所属企业的结算银行,由主银行负责企业的帐户管理、现金支付和结算。而根据Masahiko Aoki和Hugh Patrick(2002)的研究,1970年至1991年日本上市公司中,有77%的公司都有主银行。 主银行制度的存在将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和资本市场三者牢牢绑定,加剧了金融风险的扩散。一方面,泡沫经济时期股票、土地在日本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土地、公司股份在日本金融机构总资产中的占比分别由1985年的1.8%、9.0%,提升至1989年的3.3%、18.3%。另一方面,银行在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中的参与程度更高。1986年,银行机构持有的股票市值占比达到20.9%,而1990年更是增长至25.9%。 三 不良债权处置滞后 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房地产公司普遍出现经营亏损,无法按期还贷,甚至部分企业陷入资不抵债,金融机构即使采取清偿还贷措施,也无法全额收回贷款,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规模急速扩张。同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持有大量的企业股票、债券,股价下跌后金融机构本身的资产规模也在缩水,银行支付困难、濒临破产的情况开始出现。但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却未及时处置金融系统中的大量不良债权,从泡沫破裂到不良债权得到完全处理,历时近十五年,可以说延误了最宝贵的处置窗口。具体来看,日本政府对于不良债权的处置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991年:“护送船队”模式延续 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无论是日本政府、银行还是居民、企业部门,均未意识到不良债权将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也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并未及时采取措施,及时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一方面,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政府、银行等金融机构乃至企业对宏观经济形势判断过于乐观,对泡沫破灭引发的地价、股价暴跌及其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冲击认识不足,错失了处理不良债权的最佳时机。以日本央行为例,其1991年7月公布的《形势资料》指出 “由于企业和家庭相对良好的收入环境,日本经济还会持续保持增长”。另一方面,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日本政府对于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把握不清。企业与金融机构出于种种考量,会通过各种手段掩盖不良资产的存在,导致泡沫爆发初期日本政府难以得知不良资产的具体规模。 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规模较小、资产质量较差的中小规模地方金融机构率先受到冲击,日本政府尝试继续通过“护送船队”模式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1991年10月三和信用金库成为二战后日本首家破产的金融机构,随后几年釜石信用金库、东洋信用金库等中小型金融机构相继倒闭。对这些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规模金融机构,日本政府力图实行以往的“护送船队”方式,通过行政指导由关联金融机构采取救助性并购或收编为子公司等形式,试图最大限度降低这些金融机构破产对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动的冲击。 但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并购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做法并未能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反而加重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1995年8月,兵库银行成为日本第一家债权破产的地方银行。1997年下半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愈发艰难。1997年11月,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德阳城市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因筹资困难相继宣布破产。1998年10月和12月,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相继破产并暂时实行国有化管理。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使日本陷入金融恐慌,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一步深化,“惜贷”现象更加突出。 1996年:“住专”公司正式破产 199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日本房价的持续下跌,“住专”公司坏账持续增加,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破产已不可避免。桥本内阁上台后,把解决“住专”问题和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头等大事,并决定从1996年度政府预算中拨款,用于为“住专”填补亏空。最终,7家住专公司的 6.41万亿日元债务,分别通过持有其债权的公私金融机构放弃债权、“赠与”、及政府财政补贴来解决。具体分担机制是,住专的母体银行放弃债权3.5万亿日元,其他向住专提供贷款的非母体银行放弃债权1.7万亿日元,政府农林系统金融机构“赠与”5300亿日元,政府划拨财政补贴资金6850亿日元。同时,日本政府从存款保险机构设立的紧急金融安定化筹集资金和金融安定化筹集基金中划拨2000亿日元,成立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负责住专资产的清偿,7家住专公司将其自有资产和债权交渡给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后解散。至此,“住专”公司在日本正式销声匿迹。尽管“住专”公司最终获得了财政资金的注入后以破产收场,但向金融机构注入财政资金的做法还是引发了大众舆论以及部分在野党的强烈抗议。之后近两年时间内,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财政资金的主张也被打入了冷宫。 1998年:金融改革加力 1998年开始,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以往的“护送船队”模式,转而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1)大幅注资金融机构 1998年10月,日本政府颁布了《金融再生法》和《金融功能早期恢复法》等新法律,建立了特殊公共行政(临时国有化)制度,同时决定启动注入资金高达60万亿日元的计划,用来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加强存款保险;18万亿日元投入到《金融再生法》在存款保险机构下设的金融再生账户中,用于资助整顿和回收银行,收买不良债权,购买破产银行股份并将其国有化,支持过渡银行的运作;25万亿日元被用来增加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1999年3月,日本政府又向15家大型银行注入了7.45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 2)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 日本政府于1998年4月开始实施新的《外汇法》和《银行法》,并对一系列已有法律进行修改。包括:改革对证券融资市场的过度管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地位,破处传统分业限制,推进金融机构经营业务自由化和资产交易自由化,废除对外汇业务的诸多限制,维护和强化金融安全监管体制,强化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和对金融市场的调控能力等。这一系列改革使日本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国际化、自由化和公开化,由此掀起了日本银行业大规模合并的浪潮。经过一系列合并后,日本原有的二十多家大银行已归并成为瑞穗、三菱东京、三井住友、日本联合、理索纳五大金融集团。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大型金融集团的形成有助于渡过金融危机的难关。虽然银行间的合并重组并未减少不良债权,但通过结合各银行的优势与特点,提高了银行业的整体素质,进而改善金融状况,恢复金融信用,增强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 3)改革金融监管机构 日本政府于1998年6月正式设立金融监督厅,在总理府直接管辖下,负责对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监管。1998年12月,日本政府成立金融再生委员会,旨在整顿金融秩序、重组金融组织、再造金融体系。该委员会作为临时机构,负责执行金融再生法、早期健全法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和危机管理等方面的立案,并负责处置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等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案件。同时,将在此之前成立的金融监督厅归并到金融再生委员会之下,但其仍继续行使其原有的检查和监督职能。2000年3月,日本将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权由地方政府上收至中央政府,交由金融监督厅负责。2000年7月,在金融监督厅的基础上成立金融厅,并将原属于大藏省的金融政策制定权(包括金融制度的规划、提案,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处置和危机管理等)、企业财务制度检查等职能转移至新成立的金融厅。2001年1月,在全面推行政府机构改革时撤销金融再生委员会,其处置濒临破产金融机构的职能也归到金融厅。至此,日本金融监管权再一次高度集中。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独立全面负责金融监管业务。至2001年为止,一个以金融厅为核心、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共同参与、地方财务局等受托监管的新的金融监管体制基本框架正式形成,金融厅成为日本金融监管的最高行政部门。 2002年:《金融再生计划》 尽管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但其不良贷款规模仍在不断增长。1998年至2001年期间,虽然日本政府对存量不良债权的处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土地价格的持续下跌、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不良资产“前清后溢”,不良贷款规模继续增长。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数据,2002年日本国内不良贷款规模达到43.2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增长至8.4%,不良贷款问题仍是阻碍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之一。 小泉政府上台后,提出“没有改革,就没有日本经济的复苏”,并任命经济学家竹中平藏为主管宏观经济运行和改革的经济财政大臣,加速不良贷款的处理。2002年,日本政府政府制定了《金融再生计划》,尝试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解决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以振兴日本经济。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文件,《金融再生计划》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实际上,《金融再生计划》的推出也并非一帆风顺。2002年10月日本金融厅长官竹中平藏在与各大银行首脑会晤时,就有部分人对他的激进改革构思表示强烈反对,且当时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大部分人也反对其改革计划。不过,在两方面因素的支撑之下,《金融再生计划》最终仍然得以顺利推行:一方面,小泉政府及其本人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及困难程度。小泉政府上台后,曾多次要求日本国民忍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并称“改革是需要时间的,说不定我的任期内伴随的痛苦更多些”。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不景气之后,思变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也使得小泉政府的改革措施深得民心。竹中平藏曾回忆道,当其制定的改革计划正式公布后,日本国会内部发生了“大骚乱”,对他本人的攻击也愈演愈烈,但国民对其改革计划的支持率却达到了75%。 与以往的政策相比,《金融再生计划》主要做出了两点突破: 一是,政府在注资施救的同时,配套实施了强化监管与治理的措施。包括要求注资银行提供“经营健全化计划”情况报告、向未实现“经营健全化计划”规定目标的银行颁布限期整改命令、以及接管整改不力、业绩大幅下滑、危及市场稳定的注资银行等。 二是,监管与治理由重保护和酌情主义转向重原则与结果。一方面,按照“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的市场规律,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了优胜劣汰的彻底洗牌;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与治理的组合政策指引下,确立了实现坏账处理与提高银行竞争力并举的治理目标。 《金融再生计划》出台后,在日本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逐步得到解决。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先后开始复苏。在外需回暖的推动下,日本经济景气程度也逐渐回升,实际GDP增长率由2002年一季度的-1.9%升至四季度的1.4%,并在此后不断复苏直至2008年初。在此背景下,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也明显改善:2002年至2005年,日本不良贷款规模由43.2万亿日元大幅降至17.9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也由8.4%降至4.0%,并在2006年进一步下降至3%以下。至此,困扰日本经济十余年的不良贷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四 结论与启示 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及后续的“失去的三十年”,引起了业界及学界长时间的探讨。本文通过系统性梳理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体系的相关状况,探究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裂的根源所在。研究发现: 1)日本金融系统的隐含风险更高,为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在房地产市场扮演重要角色的“住专”公司资产质量低下,抵御风险能力极低,最后只能以破产收场。另一方面,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推进,但其“护送船队”式的金融监管体系却未与时俱进地改革,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扩张策略,资产质量不断降低,经营风险持续增加。 2)日本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深度绑定,使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产生了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一是,实体企业过度参与金融投机活动,非金融企业部门成为土地的主要购买者,杠杆水平也不断提升。二是,“主银行”制度下,银行既是企业最大的债主,也是其最大的股东,土地、股份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占据重要地位,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与实体企业三者之间紧密联系,加剧了金融风险的扩散。 通过对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灭过程中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回顾,结合我国当前的相关情况,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监管,降低金融危机传染风险 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从日本“住专”公司的经营行为来看,其无疑具有一系列影子银行的特征。在我国,资管新规发布前,以银行理财、信托等资管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体系与日本的“住专”公司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从负债端来看,虽然二者资金来源不尽相同(我国银行理财、信托产品资金来源包括个人及机构投资者),但都具备“高成本”的特征。由于“住专”公司只能通过拆借等方式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因此可从当时日本货币市场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来观察“住专”公司的负债成本: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前的1989年,日本三个月拆借利率均值达到5.5%,而同期日本存款利率均值仅为3.1%左右;从资产端来看,二者资金均有较大比例流向了房地产市场,且母行、股东对资金投向存在一定影响。这些相似之处无疑使得我国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明显增加。 但2018年4月资管新规发布后,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扩张得到了有效的遏制。2019年BIS的工作论文 测算显示,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我国影子银行规模由48.6万亿元降至45.0万亿元,在M2中的占比也由27.9%降至23.8%。近期,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截至2022年6月末,我国高风险类信贷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9万亿元,影子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不过,我国影子银行规模仍然较大,与传统银行体系、房地产企业关联度较深,这使得其拆解工作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在化解影子银行风险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经济下行时期过度放松金融监管政策,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平稳推进整顿规范,避免影子银行体系过快收缩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要循序渐进,金融监管体系要与时俱进 1970年代开始,日本金融自由化程度快速提高,但金融监管体系却相对落后。这不仅导致金融机构较为激进的经营行为未能得到有效监管,也使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量的不良债权难以得到及时处置。2019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改革完善LPR报价形成机制,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建设了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同时,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不过对比来看,目前我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仍低于智利、俄罗斯、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 ,尚不及日本1970年代水平,未来仍有较大改革空间。在此背景下,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在兼顾金融体系效率的同时,更要注意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三)构建完备的不良贷款处理框架,及时、果断处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 日本《金融再生计划》主要遵循严格资产评估、充实银行自有资本、强化银行治理机能三项原则,其核心是对不良债权严重的民间银行实行国有化改革。从日本处理金融不良债权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了解真实的不良贷款状况。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日本金融监管机构并没有明确不良债权的认定标准。直到1992年12月,日本大藏省才首次明确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的定义,并不定期对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情况进行检查。这使得银行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并不积极,利用多种方式加以隐藏,而且倾向于向原有发生不良的企业追加授信,进一步加大了不良债权的规模。中国的不良贷款率目前较低,截至2022年6月仅为1.67%。不过,一旦经济调整压力加重、银行实际不良资产规模或会反弹,令不良资产统计数据可能出现“失真”:一方面,很多企业采取借新还旧、“搭桥”等手段掩盖信用变差的事实;另一方面,银行迫于考核压力,有时也通过“展期”等方式将不良贷款强压下来。从日本经验来看,要防止不良资产风险扩散,明确不良贷款的类别、查明不良贷款的真实余额尤为重要。 其次,构建完备的不良贷款处理框架,必要时通过财政资金充实银行自有资本。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为处理不良债权亟需建立必不可少的制度框架,特别是公共资金的投入”。日本前财政大臣竹中平藏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对动用国库资金向银行注资犹豫不决,而是仅仅以扩大需求面的错误政策来应对;当政府最终采取行动时,却走了弯路,而且也太晚。在我国,通过财政资金充实银行资本已有先例,如早年财政部、中央汇金等为四大行注资,以及近年来发行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接管包商银行等。不过,上述行为均有一定特殊性,因此我国仍需要提前制定针对各种情况、各类机构的普遍性不良资产处理框架。从日本的经验来看,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府应加强相关立法并组织建立高层次的协调机构来处理不良债权。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建立了直属内阁府的“金融再生委员会”,协调金融监督厅、日本央行及存款保险机构。同时,日本能够比较成功地处置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完备的法律、税收、会计框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推进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对坏账准备金的提取和使用、不良资产的处置等都要通过法律条文形式确定下来并不断完善,强化处置不良资产的法律保障。 二是,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日本的整理回收机构(RCC)等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999年我国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理从四大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巨额不良贷款。同时,近年来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也在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已达到59家。在化解不良债权的过程中,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可通过发起设立重组基金或纾困基金、建立协作机制和沟通桥梁,帮助企业缓释资金压力、化解存量资源错配、实现项目盘活和企业盘整等方式,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合理推进银行重组工作。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日本政府力图实行以往的“护送船队”方式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问题。但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并购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做法并未能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反而加重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1998年日本金融改革后的银行重组则比较彻底,注重了各大银行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各自的优势与特点,使得国内外市场信心得到恢复,银行业的健康形象得以重建。 最后,提高银行自身实力,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和处理不良债权的能力。尽管政府力量介入能够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但政府长时间介入反而可能促成适得其反的道德风险问题,更根本的措施还是在于提升银行的经营水平与盈利能力。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日本政府早期并未从治理不良资产根源上入手,一味纾困(“输血”)导致被救济金融机构的严重道德风险,延误阻碍了金融机构势在必行的内部改革(“造血”)。直到小泉政府将公共财政支持与银行内部改革成效及业绩相联系,把无条件援助变成了有条件的支持,日本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问题才得到了明显改善。 风险提示:房地产市场政策差异、财政、货币政策体系差异、房地产市场下行超预期、居民去杠杆力度超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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