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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放缓!房市下滑打压工业利润 世界银行:资本外流、货币贬值 下调东亚增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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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萎缩,原因是严格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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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加剧打压国内需求,增加对步履蹒跚的经济的不确定性。世界银行周二表示,由于中国经济放缓,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将在2022年大幅减弱,但明年扩张步伐将加快。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继1-7月下降1.1%之后,2022年前8个月工业利润同比下降2.1%。 该局没有报告8月和7月的独立数据。中国经济在8月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工厂产出和零售额增长快于预期,但房地产危机和新冠疫情封锁令前景承压。 (来源:路透社) Jones Lang Lasalle首席经济学家Bruce Pang表示:“经济复苏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为势头受到各种意外和外部因素的干扰,例如极端炎热的天气、区域电力限制和新冠疫情爆发。” 1-8月,41个主要工业领域中有25个出现利润下滑。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疲软,1-8月采矿业的利润增长从前七个月的105.3%放缓至88.1%。制造业利润进一步下滑,前8个月下降13.4%,较1-7月下降12.6%有所加快。 “中国将加快实施扩大需求的政策,促进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复苏,”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朱宏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目前的零疫情政策是对经济的主要制约因素,并表示北京在10月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前放松其零疫情政策的可能性很小。 “在我们看来,疲软的出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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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剩余的增长支持来源是消费。为了释放这一点,中国需要转变新冠疫情管理方法,”摩根士丹利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 报告继续写道:“我们预计政策制定者将在未来几个月采取重要措施,允许从2023年春季开始重新开放。” 8月下旬,从深圳到成都和大连的城市推出新冠疫情遏制措施,旨在遏制新的疫情爆发。中国8月份工业产值同比增长4.2%,高于7月份3.8%的增速。 8月份工业企业的负债较上年同期增长10.0%,略低于7月份的10.5%。 惨淡的数据中的一个亮点出现在汽车行业,该行业享受了购置税减免,8月份利润翻了一番。受高温天气影响,电力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58倍。 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和重庆市在8月对工业生产进行了限电,因为干旱减少了水力发电,而居民在严重的热浪中增加了用电量。 8月底,中国内阁再次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以重振步履蹒跚的经济,其中包括将政策性融资工具的额度提高3000亿元人民币。行业利润数据涵盖主营业务年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大型企业。 世界银行:下调2022年东亚增长前景 世界银行在报告中表示,预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2022年的增长将放缓至3.2%,低于4月份预测的5.0%和上一年的7.2%。世界银行表示,较弱的预测主要是由于中国严格的零疫情规则扰乱了工业生产、国内销售和出口,导致中国经济急剧放缓。 中国占该地区23个国家经济产出的86%,预计今年将增长2.8%,远低于该银行此前预测的5%。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1%,是十年来的最好增速。到2023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率预计为4.5%。 “在为全球增长放缓做准备时,各国应解决阻碍长期发展的国内政策扭曲问题,”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副行长曼努埃拉·费罗在声明中说。 该地区前景的另一个风险是全球央行正在采取激进的加息措施来应对飙升的通胀,世界银行表示,这些已导致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多边援助机构警告政策制定者不要通过补贴来控制价格,警告这些措施只会让富人受益,并将政府支出从基础设施、健康和教育中抽走。 “控制和补贴模糊了价格信号,损害了生产力,”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经济学家Aaditya Mattoo在一份声明中说。#高通胀/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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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萧
2022-09-27
日本房地产泡沫如何走向破裂——金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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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全部用于生产经营,多数资金流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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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小企业贷款规模的急速扩张,不仅助推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也使得银行资产质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的中小规模地方性金融机构(如信用金库)率先出现破产情况,1991年10月三和信用金库成为日本战后首家破产的金融机构。 另一方面,在日本政府进行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其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却相对落后,助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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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泡沫。二战后日本政府对金融机构实行了过分的控制和保护政策,形成了“护送船队”模式的金融监管体系 ,以至于出现了“日本金融机构不倒”的神话。进入1980年代以后,虽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加快,但政府并未完全放弃对银行经营的干预,从而使银行形成了政府将继续提供隐性担保的预期。因此,在诸多金融管制政策放松后,许多银行采取了较为激进的经营策略,在贷款审查、投资审核等方面过分放松,许多银行甚至通过贷款给信托公司等机构使银行资金直接流入股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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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了资产泡沫的膨胀程度。根据野口悠纪雄(2005) 的研究,1984年末至1990年末日本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由15.1万亿日元增长至40.2万亿日元,其中约有10.8万亿日元新增贷款流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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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过度绑定 日本泡沫经济时期,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联系过于紧密,使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产生了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一是,实体企业过度参与房地产投机活动。19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主要受到非金融企业部门推动,企业部门是房地产的主要购买者。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土地购买金额由1980年的0.3万亿日元大幅增长至1990年的16.8万亿日元,而住户部门反而是当时土地的出售方。在此期间,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迅速提升,由1980年的94.4%升至1990年的139.3%,远高于同期其他发达经济体水平,尤其是中小企业过度借贷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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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杠杆率明显上升;而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相对温和,仅从45.7%升至68.4%,绝对水平实际上与美国(61.1%)、英国(57.7%)等发达经济体相近。非金融企业部门大规模购入土地,使得土地在其资产负债表中占比大幅上升,当土地价格出现下跌时,实体企业资产负债表受损更为严重,进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 二是,“主银行”制度下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的联系更加盘根错节。二战过后,在清理企业不良债权的过程中,日本逐渐形成了主银行制度。尽管日本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主银行制度,但二战后主银行制度已经成为日本金融界和企业界的一个惯例。根据于潇(2003)的研究,一般认为日本主银行制有以下特征:(1)主银行是客户企业的大股东,主银行一般不持有与自己没有业务或交易关系的企业的股份;(2)向客户企业提供系列贷款。主银行既向企业提供短期贷款,也提供长期贷款。虽然企业所需贷款并不一定全部都由主银行单独提供,但企业大额贷款是由主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组成的银团提供的,其中主银行的贷款份额最大,承担的贷款损失责任也更多。当企业不能如期归还贷款或者出现坏帐时,主银行要分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损失;(3)向客户企业派遣董事或经理。主银行向客户企业派遣人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正常情况下的人员派遣,以大股东身份派遣董事或者经理到客户企业;二是在企业出现问题时,主银行派遣人员接管企业;(4)管理客户企业的结算帐户。主银行几乎都是所属企业的结算银行,由主银行负责企业的帐户管理、现金支付和结算。而根据Masahiko Aoki和Hugh Patrick(2002)的研究,1970年至1991年日本上市公司中,有77%的公司都有主银行。 主银行制度的存在将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和资本市场三者牢牢绑定,加剧了金融风险的扩散。一方面,泡沫经济时期股票、土地在日本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土地、公司股份在日本金融机构总资产中的占比分别由1985年的1.8%、9.0%,提升至1989年的3.3%、18.3%。另一方面,银行在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中的参与程度更高。1986年,银行机构持有的股票市值占比达到20.9%,而1990年更是增长至25.9%。 三 不良债权处置滞后 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房地产公司普遍出现经营亏损,无法按期还贷,甚至部分企业陷入资不抵债,金融机构即使采取清偿还贷措施,也无法全额收回贷款,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规模急速扩张。同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持有大量的企业股票、债券,股价下跌后金融机构本身的资产规模也在缩水,银行支付困难、濒临破产的情况开始出现。但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却未及时处置金融系统中的大量不良债权,从泡沫破裂到不良债权得到完全处理,历时近十五年,可以说延误了最宝贵的处置窗口。具体来看,日本政府对于不良债权的处置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991年:“护送船队”模式延续 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无论是日本政府、银行还是居民、企业部门,均未意识到不良债权将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也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并未及时采取措施,及时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一方面,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政府、银行等金融机构乃至企业对宏观经济形势判断过于乐观,对泡沫破灭引发的地价、股价暴跌及其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冲击认识不足,错失了处理不良债权的最佳时机。以日本央行为例,其1991年7月公布的《形势资料》指出 “由于企业和家庭相对良好的收入环境,日本经济还会持续保持增长”。另一方面,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日本政府对于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把握不清。企业与金融机构出于种种考量,会通过各种手段掩盖不良资产的存在,导致泡沫爆发初期日本政府难以得知不良资产的具体规模。 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规模较小、资产质量较差的中小规模地方金融机构率先受到冲击,日本政府尝试继续通过“护送船队”模式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1991年10月三和信用金库成为二战后日本首家破产的金融机构,随后几年釜石信用金库、东洋信用金库等中小型金融机构相继倒闭。对这些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规模金融机构,日本政府力图实行以往的“护送船队”方式,通过行政指导由关联金融机构采取救助性并购或收编为子公司等形式,试图最大限度降低这些金融机构破产对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动的冲击。 但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并购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做法并未能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反而加重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1995年8月,兵库银行成为日本第一家债权破产的地方银行。1997年下半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愈发艰难。1997年11月,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德阳城市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因筹资困难相继宣布破产。1998年10月和12月,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相继破产并暂时实行国有化管理。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使日本陷入金融恐慌,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一步深化,“惜贷”现象更加突出。 1996年:“住专”公司正式破产 199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日本房价的持续下跌,“住专”公司坏账持续增加,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破产已不可避免。桥本内阁上台后,把解决“住专”问题和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头等大事,并决定从1996年度政府预算中拨款,用于为“住专”填补亏空。最终,7家住专公司的 6.41万亿日元债务,分别通过持有其债权的公私金融机构放弃债权、“赠与”、及政府财政补贴来解决。具体分担机制是,住专的母体银行放弃债权3.5万亿日元,其他向住专提供贷款的非母体银行放弃债权1.7万亿日元,政府农林系统金融机构“赠与”5300亿日元,政府划拨财政补贴资金6850亿日元。同时,日本政府从存款保险机构设立的紧急金融安定化筹集资金和金融安定化筹集基金中划拨2000亿日元,成立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负责住专资产的清偿,7家住专公司将其自有资产和债权交渡给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后解散。至此,“住专”公司在日本正式销声匿迹。尽管“住专”公司最终获得了财政资金的注入后以破产收场,但向金融机构注入财政资金的做法还是引发了大众舆论以及部分在野党的强烈抗议。之后近两年时间内,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财政资金的主张也被打入了冷宫。 1998年:金融改革加力 1998年开始,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以往的“护送船队”模式,转而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1)大幅注资金融机构 1998年10月,日本政府颁布了《金融再生法》和《金融功能早期恢复法》等新法律,建立了特殊公共行政(临时国有化)制度,同时决定启动注入资金高达60万亿日元的计划,用来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加强存款保险;18万亿日元投入到《金融再生法》在存款保险机构下设的金融再生账户中,用于资助整顿和回收银行,收买不良债权,购买破产银行股份并将其国有化,支持过渡银行的运作;25万亿日元被用来增加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1999年3月,日本政府又向15家大型银行注入了7.45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 2)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 日本政府于1998年4月开始实施新的《外汇法》和《银行法》,并对一系列已有法律进行修改。包括:改革对证券融资市场的过度管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地位,破处传统分业限制,推进金融机构经营业务自由化和资产交易自由化,废除对外汇业务的诸多限制,维护和强化金融安全监管体制,强化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和对金融市场的调控能力等。这一系列改革使日本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国际化、自由化和公开化,由此掀起了日本银行业大规模合并的浪潮。经过一系列合并后,日本原有的二十多家大银行已归并成为瑞穗、三菱东京、三井住友、日本联合、理索纳五大金融集团。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大型金融集团的形成有助于渡过金融危机的难关。虽然银行间的合并重组并未减少不良债权,但通过结合各银行的优势与特点,提高了银行业的整体素质,进而改善金融状况,恢复金融信用,增强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 3)改革金融监管机构 日本政府于1998年6月正式设立金融监督厅,在总理府直接管辖下,负责对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监管。1998年12月,日本政府成立金融再生委员会,旨在整顿金融秩序、重组金融组织、再造金融体系。该委员会作为临时机构,负责执行金融再生法、早期健全法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和危机管理等方面的立案,并负责处置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等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案件。同时,将在此之前成立的金融监督厅归并到金融再生委员会之下,但其仍继续行使其原有的检查和监督职能。2000年3月,日本将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权由地方政府上收至中央政府,交由金融监督厅负责。2000年7月,在金融监督厅的基础上成立金融厅,并将原属于大藏省的金融政策制定权(包括金融制度的规划、提案,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处置和危机管理等)、企业财务制度检查等职能转移至新成立的金融厅。2001年1月,在全面推行政府机构改革时撤销金融再生委员会,其处置濒临破产金融机构的职能也归到金融厅。至此,日本金融监管权再一次高度集中。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独立全面负责金融监管业务。至2001年为止,一个以金融厅为核心、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共同参与、地方财务局等受托监管的新的金融监管体制基本框架正式形成,金融厅成为日本金融监管的最高行政部门。 2002年:《金融再生计划》 尽管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但其不良贷款规模仍在不断增长。1998年至2001年期间,虽然日本政府对存量不良债权的处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土地价格的持续下跌、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不良资产“前清后溢”,不良贷款规模继续增长。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数据,2002年日本国内不良贷款规模达到43.2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增长至8.4%,不良贷款问题仍是阻碍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之一。 小泉政府上台后,提出“没有改革,就没有日本经济的复苏”,并任命经济学家竹中平藏为主管宏观经济运行和改革的经济财政大臣,加速不良贷款的处理。2002年,日本政府政府制定了《金融再生计划》,尝试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解决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以振兴日本经济。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文件,《金融再生计划》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实际上,《金融再生计划》的推出也并非一帆风顺。2002年10月日本金融厅长官竹中平藏在与各大银行首脑会晤时,就有部分人对他的激进改革构思表示强烈反对,且当时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大部分人也反对其改革计划。不过,在两方面因素的支撑之下,《金融再生计划》最终仍然得以顺利推行:一方面,小泉政府及其本人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及困难程度。小泉政府上台后,曾多次要求日本国民忍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并称“改革是需要时间的,说不定我的任期内伴随的痛苦更多些”。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不景气之后,思变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也使得小泉政府的改革措施深得民心。竹中平藏曾回忆道,当其制定的改革计划正式公布后,日本国会内部发生了“大骚乱”,对他本人的攻击也愈演愈烈,但国民对其改革计划的支持率却达到了75%。 与以往的政策相比,《金融再生计划》主要做出了两点突破: 一是,政府在注资施救的同时,配套实施了强化监管与治理的措施。包括要求注资银行提供“经营健全化计划”情况报告、向未实现“经营健全化计划”规定目标的银行颁布限期整改命令、以及接管整改不力、业绩大幅下滑、危及市场稳定的注资银行等。 二是,监管与治理由重保护和酌情主义转向重原则与结果。一方面,按照“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的市场规律,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了优胜劣汰的彻底洗牌;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与治理的组合政策指引下,确立了实现坏账处理与提高银行竞争力并举的治理目标。 《金融再生计划》出台后,在日本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逐步得到解决。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先后开始复苏。在外需回暖的推动下,日本经济景气程度也逐渐回升,实际GDP增长率由2002年一季度的-1.9%升至四季度的1.4%,并在此后不断复苏直至2008年初。在此背景下,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也明显改善:2002年至2005年,日本不良贷款规模由43.2万亿日元大幅降至17.9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也由8.4%降至4.0%,并在2006年进一步下降至3%以下。至此,困扰日本经济十余年的不良贷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四 结论与启示 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及后续的“失去的三十年”,引起了业界及学界长时间的探讨。本文通过系统性梳理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体系的相关状况,探究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裂的根源所在。研究发现: 1)日本金融系统的隐含风险更高,为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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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重要角色的“住专”公司资产质量低下,抵御风险能力极低,最后只能以破产收场。另一方面,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推进,但其“护送船队”式的金融监管体系却未与时俱进地改革,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扩张策略,资产质量不断降低,经营风险持续增加。 2)日本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深度绑定,使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产生了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一是,实体企业过度参与金融投机活动,非金融企业部门成为土地的主要购买者,杠杆水平也不断提升。二是,“主银行”制度下,银行既是企业最大的债主,也是其最大的股东,土地、股份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占据重要地位,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与实体企业三者之间紧密联系,加剧了金融风险的扩散。 通过对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灭过程中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回顾,结合我国当前的相关情况,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监管,降低金融危机传染风险 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从日本“住专”公司的经营行为来看,其无疑具有一系列影子银行的特征。在我国,资管新规发布前,以银行理财、信托等资管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体系与日本的“住专”公司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从负债端来看,虽然二者资金来源不尽相同(我国银行理财、信托产品资金来源包括个人及机构投资者),但都具备“高成本”的特征。由于“住专”公司只能通过拆借等方式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因此可从当时日本货币市场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来观察“住专”公司的负债成本: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前的1989年,日本三个月拆借利率均值达到5.5%,而同期日本存款利率均值仅为3.1%左右;从资产端来看,二者资金均有较大比例流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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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母行、股东对资金投向存在一定影响。这些相似之处无疑使得我国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明显增加。 但2018年4月资管新规发布后,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扩张得到了有效的遏制。2019年BIS的工作论文 测算显示,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我国影子银行规模由48.6万亿元降至45.0万亿元,在M2中的占比也由27.9%降至23.8%。近期,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截至2022年6月末,我国高风险类信贷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9万亿元,影子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不过,我国影子银行规模仍然较大,与传统银行体系、房地产企业关联度较深,这使得其拆解工作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在化解影子银行风险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经济下行时期过度放松金融监管政策,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平稳推进整顿规范,避免影子银行体系过快收缩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要循序渐进,金融监管体系要与时俱进 1970年代开始,日本金融自由化程度快速提高,但金融监管体系却相对落后。这不仅导致金融机构较为激进的经营行为未能得到有效监管,也使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量的不良债权难以得到及时处置。2019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改革完善LPR报价形成机制,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建设了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同时,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不过对比来看,目前我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仍低于智利、俄罗斯、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 ,尚不及日本1970年代水平,未来仍有较大改革空间。在此背景下,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在兼顾金融体系效率的同时,更要注意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三)构建完备的不良贷款处理框架,及时、果断处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 日本《金融再生计划》主要遵循严格资产评估、充实银行自有资本、强化银行治理机能三项原则,其核心是对不良债权严重的民间银行实行国有化改革。从日本处理金融不良债权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了解真实的不良贷款状况。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日本金融监管机构并没有明确不良债权的认定标准。直到1992年12月,日本大藏省才首次明确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的定义,并不定期对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情况进行检查。这使得银行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并不积极,利用多种方式加以隐藏,而且倾向于向原有发生不良的企业追加授信,进一步加大了不良债权的规模。中国的不良贷款率目前较低,截至2022年6月仅为1.67%。不过,一旦经济调整压力加重、银行实际不良资产规模或会反弹,令不良资产统计数据可能出现“失真”:一方面,很多企业采取借新还旧、“搭桥”等手段掩盖信用变差的事实;另一方面,银行迫于考核压力,有时也通过“展期”等方式将不良贷款强压下来。从日本经验来看,要防止不良资产风险扩散,明确不良贷款的类别、查明不良贷款的真实余额尤为重要。 其次,构建完备的不良贷款处理框架,必要时通过财政资金充实银行自有资本。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为处理不良债权亟需建立必不可少的制度框架,特别是公共资金的投入”。日本前财政大臣竹中平藏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对动用国库资金向银行注资犹豫不决,而是仅仅以扩大需求面的错误政策来应对;当政府最终采取行动时,却走了弯路,而且也太晚。在我国,通过财政资金充实银行资本已有先例,如早年财政部、中央汇金等为四大行注资,以及近年来发行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接管包商银行等。不过,上述行为均有一定特殊性,因此我国仍需要提前制定针对各种情况、各类机构的普遍性不良资产处理框架。从日本的经验来看,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府应加强相关立法并组织建立高层次的协调机构来处理不良债权。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建立了直属内阁府的“金融再生委员会”,协调金融监督厅、日本央行及存款保险机构。同时,日本能够比较成功地处置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完备的法律、税收、会计框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推进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对坏账准备金的提取和使用、不良资产的处置等都要通过法律条文形式确定下来并不断完善,强化处置不良资产的法律保障。 二是,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日本的整理回收机构(RCC)等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999年我国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理从四大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巨额不良贷款。同时,近年来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也在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已达到59家。在化解不良债权的过程中,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可通过发起设立重组基金或纾困基金、建立协作机制和沟通桥梁,帮助企业缓释资金压力、化解存量资源错配、实现项目盘活和企业盘整等方式,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合理推进银行重组工作。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日本政府力图实行以往的“护送船队”方式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问题。但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并购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做法并未能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反而加重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1998年日本金融改革后的银行重组则比较彻底,注重了各大银行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各自的优势与特点,使得国内外市场信心得到恢复,银行业的健康形象得以重建。 最后,提高银行自身实力,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和处理不良债权的能力。尽管政府力量介入能够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但政府长时间介入反而可能促成适得其反的道德风险问题,更根本的措施还是在于提升银行的经营水平与盈利能力。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日本政府早期并未从治理不良资产根源上入手,一味纾困(“输血”)导致被救济金融机构的严重道德风险,延误阻碍了金融机构势在必行的内部改革(“造血”)。直到小泉政府将公共财政支持与银行内部改革成效及业绩相联系,把无条件援助变成了有条件的支持,日本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问题才得到了明显改善。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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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差异、财政、货币政策体系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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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超预期、居民去杠杆力度超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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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2-09-27
美国这波骚操作毁了!股债与房市全陷入衰退 “关键数据破1984年最低”示警通胀覆水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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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手不及。美国股市、债券大幅降温,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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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衰退,但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仍在攀升。2022年大幅提高利率的做法,让关键数据打破1984年最低水平,正在示警华尔街乃至全球,通胀太高已覆水难收。 美联储官员:通胀居高不下 “最好积极行动” 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洛雷塔·梅斯特周一表示,由于通胀已经高得令人无法接受,美联储应该提高利率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政策限制性,如果要犯错误,最好做太多总比做得太少。“当存在不确定性时,政策制定者最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因为积极和先发制人的行动可以防止最坏情况的结果真正发生,”她在准备提交给麻省理工学院的讲话中说。 (来源:Business Insider) 梅斯特表示,她在评估通胀时将非常谨慎,并且需要看到月度读数连续几个月下降才能确信它已经见顶。同样,她表示,她将“谨防自满”长期通胀预期,近期通胀预期略有下降,但可能不会像希望的那样稳固并可能再次上升。 她提到说,面临通胀预期不确定性的决策者应该冒险制定政策过于紧缩,而不是过于通过宽松。“研究表明,错误地假设长期通胀预期很好地锚定在与价格稳定相一致的水平上,而事实上它们并非如此,这比假设它们实际上没有很好地锚定,对经济来说代价更高。,”梅斯特说。 美联储上周在如此多的会议上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将其政策利率提高至3%-3.25%。 政策制定者表示,在11月的下一次会议上可能会再次进行类似规模的加息,随后几个月还会有更多的加息,因为美联储试图将借贷成本提高到足以刺激增长并降低通胀率达到其目标的三倍,即使以失业率上升为代价。 “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政策利率,”梅斯特说。“为了使通胀率持续下降至2%,货币政策需要采取限制性立场,实际利率进入正值区域并保持一段时间。”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波斯蒂克在《华盛顿邮报》的一次活动中被问及他是否认为美国投资者在最近开始大幅抛售之前对美联储政策的看法过于乐观,他表示,这无关紧要。“我不知道他们是过于乐观还是不够乐观,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控制通胀。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我们将看到我认为市场在各个方向都会出现很大的波动。” 这也适用于英国最近的动荡,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Liz Truss)政府提议的减税措施可能会进一步刺激通胀,这使得该国的财政政策将与英格兰银行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物价上涨的努力相冲突的前景。喜忧参半的信号使英镑陷入混乱,给已经应对美联储加息速度快于预期的世界金融市场增加了另一剂波动。 “对拟议计划的反应是一个真正的担忧,表明英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波斯蒂克说。“关键问题将是这对最终削弱欧洲经济意味着什么,这是美国经济将如何表现的重要考虑因素。” 波士顿联储银行总裁柯林斯在大波士顿商会的单独讲话中回应美联储的共识,即为当前一轮通胀降温至关重要。“目前,通胀仍然太高,”柯林斯在担任该行行长后的首次政策讲话中表示。 虽然她表示她认为物价上涨的速度可能已经达到或完全达到顶峰,但“将通胀恢复到目标将需要进一步收紧”信贷条件,美联储通过提高其目标联邦基金利率来影响信贷条件。 美联储维持2%的通胀目标,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衡量。截至7月,该指数的年增长率超过6%,8月份的数据将于周五公布。美国央行上周批准连续第三次加息3/4个百分点。它今年已将政策利率总共提高3个百分点,这是其提高借贷成本和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快举措之一。最近几周,美联储官员在他们对政策的评论以及他们在美联储会议上的行动中一直坚称,他们将尽可能地提高利率以冷却通胀,即使以失业率上升和可能的衰退为代价。 一些经济部门已经感受到了冲击,住房贷款的抵押贷款翻了一番,达到6%以上。最近几周,股市反映了针对美国利率回到十年未见水平并保持在该水平的可能性的更广泛的重新定价。 就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怀俄明州的一次央行研讨会上就遏制1980年代以来最快的价格上涨所需的经济“痛苦”发表严厉信息的一个月内,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2%。 美联储官员经常被指责纵容金融市场,但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只要物价和工资继续飙升,就业市场依然强劲,当前的抛售将促使他们重新考虑政策计划。“当人们对在短期和中期的轨迹充满信心时,美国经济运行得最好,”波斯蒂克说。“高通胀破坏这一点。” 美国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20年最高水平 BofA Global策略师表示,美国的住房短缺和美联储的通胀战似乎有望将基准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推高至7%以上。十多年来,美国住房部门的建设不足一直在挤压租房者和潜在的购房者。现在,华尔街最大的银行之一的分析师认为,这种失衡使美联储将通胀从近40年高位回落的努力变得复杂化。 (来源:Trading Economics) 尽管美联储在2022年大幅提高利率的做法已经使美国股票、债券大幅降温,并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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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衰退,但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仍在攀升。BofA Global的证券化产品策略团队负责人Chris Flanagan在每周客户报告中写道,由于住房占消费者价格指数的30%以上,“美联储的通胀问题可以说正在变得更糟”。 业主等价租金“打破1984年来最低水平” 尽管美联储没有造成住房短缺,但它急于加息的做法已经震惊了债券收益率和抵押贷款利率。该团队表示,随着购房者的负担能力崩溃,这导致“业主等价租金”(OER)的通货膨胀加速,从而导致对租房者的竞争更加激烈。 根据美国银行团队的数据,8月份OER率达到8.9%,未来美联储可能仍将面临挑战,尤其是在租金空置率为5.6%的情况下,这是自198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由于住房供应问题没有快速解决方案,美国银行团队表示,美联储可能需要“压制需求,这意味着压制就业”,以控制通胀。 (来源:BofA Global Research) 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周一试图应对市场动荡的投资者抛售股票和债券,基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一攀升至3.878%,为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值得关注的是,收益率和债券价格走势相反。 据Mortgage News Daily报道,在今年翻了一番多之后,周一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接近6.87%。根据房地美的数据,基准利率上一次突破7%是在2002年初。 鲍威尔上周暗示,预计到年底将达到4.4%的中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周一收于熊市,自两年多以来的峰值首次下跌至少20%,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2022年最低收盘价。 一个积极的迹象是,像Zillow这样的私人房地产公司的租金增长已经从每年大约17%的飙升中放缓,但这与美联储用来衡量通胀的住房数据不同。 经合组织:通胀与货币紧缩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表示,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在2022年下半年保持低迷,然后在2023年进一步放缓至年增长率仅为2.2%。经合组织在其最新的经济展望中补充:“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货币政策普遍收紧,这是由于通胀目标超出预期而导致的。” 该组织指出,通货膨胀在许多经济体中已经变得普遍。“更严重的燃料短缺,尤其是天然气短缺,可能会在2023年使欧洲的经济增长进一步下降1.25个百分点,并使欧洲通胀率上升1.5个百分点以上,”它表示。 经合组织承认,随着全球经济周期转向、能源价格通胀回落以及大部分主要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作用日益显现,预计消费者价格通胀将逐步放缓。然而,它仍然预测“2023年的年度通货膨胀率将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远高于目标”。#美联储加息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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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萧
2022-09-27
几乎一切都遭到抛售!全球经济衰退概率高达98% 华尔街“清算日”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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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担忧已持续数月,但工业周期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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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疲弱表现,令投资者担心情况正在迅速恶化。 Ned Davis Research的全球衰退概率模型最近上升到98%以上,触发了“严重”衰退信号。该公司的Alejandra Grindal和Patrick Ayres表示,该模型仅有的其他几次如此高的数据是在此前的严重衰退期间,比如2020年和2008-2009年。 他们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表明,在2023年的一段时间内,全球严重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这将给全球股市带来更多下行风险。” 周一标普500指数有400多只成份股收盘走低。几乎所有行业都出现亏损,房地产和能源行业跌幅均超过2%。该指数在200日移动均线下方已有逾110天的时间,为2008年以来这种情况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投资者上周五也以创纪录的速度大举买入看跌期权,这是在此前几次市场触底之前出现的情况,而许多股票仍落后于短期平均价格。 然而,随着人气和仓位不断下探低点,恐惧继续超过贪婪,令押注市场已经触底的探底买家望而却步。 22V Research创始人Dennis DeBusschere表示:“这些波动是如此剧烈,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是否有什么东西崩溃。”“一些非常糟糕的市场或经济结果。” 在202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投资者都在抵制利润衰退的说法——这看起来越来越难以避免。 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公司首席信息官Shalett表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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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经济放缓迹象意味着,一旦他们意识到美联储的政策具有滞后性,他们可能会“面临清算的一天”。 问题在于,股票投资者往往只擅长将经济数据转化为六个月后的盈利预期,这意味着当前的任何盈利利好都可能支持一种“错误的安全感”。然而,政策运作的滞后时间较长,有时长达两年之久。 她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场熊市还没有结束,如果投资者继续低估利率快速上升的影响,他们应该预料到更多负面意外。”她还表示,应该卖出第四季的熊市反弹。 与此同时,美元走强正给全球制造商带来挑战。周一,美元兑所有主要货币一度上涨,再次引发了可怕的“厄运循环”。 FBB Capital Partners研究主管Mike Bailey表示:“我们几乎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各国央行都在加息,而雇主则在留住工人。”“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明年春天,利率会相当高,这对债券和高增长股票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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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
2022-09-27
美国和全球经济即将陷入严重衰退 如果传统市场崩溃 比特币和以太坊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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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0%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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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盘,投资者应该期待什么影响? 无论一个人是否使用加密货币支付账单,能源价格、食品和医疗服务都严重依赖美元。商品国际交易大多以美元计价,包括进口、出口和实际交易。因此,即使一个人使用比特币支付他们的费用,也有可能在某个地方,这个价值将被转换成法定货币。 美元借贷的成本影响多个经济体 缺乏专门使用加密货币的有效循环交易的主要结论是,每个人的生活都取决于美元的强弱和借贷成本。除非一个人住在山洞里,孤立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或某个岛屿上,否则当投资者囤积现金和利率飙升时,每个市场都会受到影响。 至于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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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盘或股市再次暴跌20%,事实是它对比特币和以太币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从一方面来看,持有人的压力是争先恐后地减少他们的风险敞口并为最终比预期更长的加密货币冬季确保现金头寸。另一方面,寻求不可没收资产或寻求通胀保护的投资者可能会激增。 这就是为什么Michael J. Burry的故事在每个专家和市场分析师都声称近期市场崩溃或房价可能崩溃时变得相关的原因。比特币和以太币首次面临迫在眉睫的全球衰退,到2020年3月,当 Covid-19 危机引发恐慌性抛售时,只有那些长期坚持的人得到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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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喆
2022-09-27
中国房地产危机加剧!逾100城购房者威胁停止还贷 烂尾楼房主发起“占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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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受到的打击最大。 曾经蓬勃发展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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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呈现出一种荒凉、破败的样子。在在建项目被叫停的情况下,建筑商不愿意承接新项目,这导致了一种不稳定的局面。 根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编制的一份报告,截至今年6月,停滞的项目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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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85%,面积约达2.31亿平方米。 因此,购房者被迫进入和居住在未完工和“腐烂”的公寓里。生活条件恶劣,甚至连基本的便利设施都没有。 在广西桂林,就有一名女士被迫搬进未完工的公寓,面临经济和生活环境的双重打击,她只能等待地方政府的协助。 粉刷一半的墙壁,还来不及安装电源的洞孔。过去6个月,55岁的徐女士一直居住在桂林这栋未完工的公寓楼内。3年前她被宣传册上展示的水滨美景,和城市清新的空气所吸引,购买了一套两居室,然而现实却大相径庭。 虽然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但在2020年,当建筑商的母公司被指控非法集资时,事情爆发了。建筑商的房产被查封,公寓的施工也被叫停,徐女士被迫四处奔波,但毫无效果。 徐女士说:“就好像从天上一下掉地上去了,就那种感觉。家里所有的心血都投在这房子上了,没想到房子烂尾了。” 徐女士的遭遇没有得到家人谅解,无处可去的她只能先入住公寓。她和其他约20名住户共用一个临时的室外厕所,白天聚在一起,坐在中央庭院的一张桌子和长凳上。 他们是中国各地购房者运动的一部分,他们搬进他们所谓的“烂尾”公寓,要么是为了给开发商和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完工,要么是出于经济需要。在中国房地产严重不景气的情况下,许多资金紧张的建筑商停止施工。 中国各地的购房者状况如此糟糕,以至于他们在6月开始集体威胁说如果不恢复建设,就停止偿还按揭贷款。 截至6月下旬,至少有100个城市的数千名购房者威胁要停止支付抵押贷款,以抗议停滞不前的施工进度。 上海易居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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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完工公寓的情况高度敏感,因为中国90%的新房都是在未完工的情况下购买的。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房地产交易,政府的信誉,并可能加剧开发商的债务问题,”严跃进员表示。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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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跌,是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仅增长0.4%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几乎放弃了在今年年底实现GDP增长率的目标,因此专家们认为,房主状况改善的希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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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
2022-09-27
美元飙升,新冠、能源、俄乌战争将持续拖累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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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糟糕表现部分归咎于“新冠疫情封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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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软”。政府和央行面临着艰难的平衡,试图帮助缓解家庭和企业的紧缩。 经合组织表示:“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需要进一步加息以稳定通胀预期,确保通胀压力得到持久降低。”该组织警告称,由于全球经济遭受的一系列冲击,“高通胀正变得根深蒂固”。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需要努力确保降低生活成本和支持企业的同时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或不可持续的债务。“为缓冲生活水平而采取的短期财政行动,应考虑到在高通胀时期避免进一步持续刺激的必要性,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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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e
2022-09-27
最可怕的还在后头?经合组织大砍经济增长预期 称全球主要经济体正滑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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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应对被巨额债务拖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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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银行业。 然而,整个欧洲的前景最令该机构震惊,欧洲最直接受到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经合组织预测,2023年英国GDP增长将持平。然而,这一预测并没有考虑到总理夸西·夸滕(Kwasi Kwarteng)上周五公布的迷你预算中宣布的措施。 经合组织预测,2023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将从今年的3.1%下降到0.3%,这意味着这个拥有19个成员国的货币集团中的许多国家今年至少会有部分时间处于衰退之中。衰退的定义是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收缩。 如果法国能像经合组织预测的那样在明年实现0.8%的增长,就可以避免经济衰退,但法国将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受到影响。 俄罗斯经济今年将至少萎缩5.5%,2023年将萎缩4.5%。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意味着德国经济明年将收缩0.7%,低于6月份预计的1.7%的增幅。 经合组织警告称,能源供应的进一步中断将打击经济增长并推高通胀,尤其是在欧洲,这可能使经济活动再减少1.25个百分点,并使通胀上升1.5个百分点,使许多国家在2023年全年陷入衰退。 预计明年全球产出将比经合组织在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之前的预测低2.8万亿美元,全球收入损失相当于英国经济规模。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端、无理和非法的侵略战争之后,全球经济失去了动力。许多经济体的GDP增长已经停滞,经济指标表明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该组织秘书长Mathias Cormann表示。 一份对美国经济前景的评估发现,尽管美国经济今年可能增长缓慢,并在2023年的部分时间陷入衰退,但美国对俄罗斯或其他能源来源的依赖程度低于其他国家,因此有望在2024年实现强劲复苏。 经合组织预测,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增长率将从今年的1.5%放缓至明年的0.5%,而6月份时的预测是2022年增长2.5%,2023年增长1.2%。 经合组织官员呼吁各国央行避免竞争性加息,否则将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最大伤害。 尽管如此,经合组织表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对抗通胀,并预测多数主要央行的政策利率明年将至少达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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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
2022-09-27
中共二十大逼近!交易员聚焦两大方向:房地产与“零新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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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政策转变中获利。 一项关键策略是押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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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受到更多刺激,因为当局正在寻求拯救这个不景气的行业。彭博智库(Bloomberg Intelligence)预计,在10月16日的领导人会议之后,将会有一些措施来完成停滞不前的住房项目,这反过来又可能通过降低贷款风险和提振抵押贷款需求来支持银行业。 由于对立即放弃“零新冠”政策的预期较低,一些投资者限制了对重新开放相关股票的敞口。在此之前,法国兴业银行更看好工业和基建类股,而不是消费类股。 “房地产行业将得到更多支持,因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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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经济就不会稳定,保护增长是政策的首要任务,”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地区高级市场策略师Chi Lo说。 随着美联储(Fed)给全球市场以鹰派打击,中国股市指数上周进一步加剧了今年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一些跌幅。 数月来,投资者一直在与新冠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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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迷以及中美在贸易和政治问题上的冲突作斗争,他们希望一旦领导层换届完成、政策重点确定,市场就会复苏。 中国庞大的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因为中国政府自2020年底以来的去杠杆运动,就连该国最大的开发商也陷入了困境。尽管政府出台了包括放宽购房限制在内的数十项提振需求的措施,但一项衡量开发商股价的指标今年仍下跌逾30%。 Ruiyi Investment投资副董事总经理Li Jin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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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消费领域可能会受到积极影响。家具和装饰材料引领了今年零售额的下滑,8月份零售额较上年同期至少下降8%。 Yuekai Securities分析师Li Xing在9月18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从板块来看,以往的经验显示,金融、食品和饮料、通信和国防板块在大会前一个月表现优于市场。 几位分析人士表示,总体而言,在早日放松新冠限制的可能性很小的情况下,预计党代会对更广泛的市场产生的任何提振都将是温和的。 高盛集团的策略师说,MSCI中国指数过去在十大前一个月的回报率通常在2%左右,他们不确定这次能不能重现这样的涨幅。 该指数本季度下跌了约20%,而全球股市指数的跌幅不到5%。 考虑到“零新冠”战略的可能延续,高盛和野村控股公司上周将中国2023年的增长预期下调至5%以下。 “如果这方面没有积极的消息,市场可能会失望。”GAM投资管理公司的投资总监Jian Shi Cortesi说,“我们控制对重新开放相关公司的敞口,以对冲这种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加大对台言论力度是可能加剧市场波动的另一个风险。 中国方面表示有耐心有朝一日将台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美国总统乔·拜登一再誓言,一旦台湾遭到入侵,将保卫台湾,这可能迫使美国公司减少在中国的业务。 尽管华尔街公司认为北亚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很低,但他们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针锋相对的制裁扰乱金融和贸易流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尽管存在这些不确定性,但一些市场观察人士仍乐观地认为,此次领导人会议可能会为股市提供一些动力。 “虽然不确定中共二十大后零新冠政策是否会放松,但我们确实希望看到针对住房危机的更有力的政策回应。”包括策略师Frank Benzimra在内的法国兴业银行在周五的报告中写道。“因此,现在不是投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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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啦
2022-09-26
零门槛!又一特大城市全面放开落户,多地“抢人”政策频出,激活更多购房需求?来看专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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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在各地“抢人才”的背后,相关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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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产生影响。 多地放宽落户条件 近日,郑州市公安局就《郑州市公安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进一步放宽中心城区落户条件。凡在郑州市中心城区具有合法稳定就业或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不受社保缴费年限和居住年限的限制,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可以在郑州市申请登记城镇居民户口。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郑州市常住人口比2010年增加397万人,增长46.07%,常住人口总量达到1260万人。与此同时,郑州所在的河南是我国户籍人口第一大省,在市场人士看来,未来郑州人口的增长空间仍很大。 除了郑州,大连、济南和昆明等大城市也已全面放开落户,更有城市祭出“零门槛落户”的大招。例如,大连市人民政府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放开落户条件的通知,全面放宽个人落户学历和年龄限制。中职学历以上取得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有缴纳社保记录、拥有合法产权房屋等均可落户,大连户籍人员的父母、配偶、子女也可投靠落户,几乎实现“零门槛”落户。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线城市内的部分区域也开始实施差别化入户政策。 例如,今年6月广州正式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清接合片区广州(片区)实施方案》,将在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其中,包括进一步优化入户条件,降低城镇落户门槛,建构分类弹性落户机制,坚持存量优先原则,逐步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 此外,上海优化了早在2019年执行的临港新片区人才住房政策,将原来的购房资格确认函改为人才住房政策认定函,有效期延长了一倍,同时将区域工作时间由“一年以上”缩短至3个月或6个月,这也意味着更多符合条件的人才具有了购房资格。 “抢人”政策频出 人才是城市创新最核心的要素,引进高质量人才有助于提高城市竞争力。近年来,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愈发激烈,城市纷纷根据发展规划调整落户政策,向各类人才抛出橄榄枝。 在业内人士看来,“零门槛”落户只是一个开始,如何把人留下来更为关键,真正比拼的是城市的综合实力。 如今,新一线城市的发展蒸蒸日上,具备居住环境相对舒适、交通更便利、生活成本更低等优势,其人口虹吸效应更明显。例如,2021年广东21个地市中人口增量最大的是佛山,达到了9.38万人,超过广州7.03万人。东莞以5.32万人的增量拿下季军,超过深圳4.78万人。 今年7月份,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此外,许多城市对非户籍人口的购房政策也逐渐放松。近日,济南为进一步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再一次优化非济南市户籍家庭购房条件。针对限购政策,济南将“非本市户籍家庭需在我市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近2年内连续1年,大学学历以上购房者,缴纳社保满3个月购房”,调整为“非本市户籍家庭在限购区域内购房的,需满足在本市累计缴纳6个月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的条件;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购房者,需累计缴纳社保满3个月”。 激活更多购房需求? 目前,对于差别化入户政策,市场的意见不一。有观点认为,从商品房的购买力来看,学历人才增加一定会带来购买力,但这种效应在当期是看不出来的。也有观点认为,差别化入户政策虽然并非针对楼市,但是利好市场,无形中化解了部分人群的“楼市限购”,叠加购房利率下调等调控措施松绑,将有利于激活更多的购房需求。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政策放松呈现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从金融到非金融政策,从三四线城市到一二线城市,调控方向明确、覆盖面更广。此类落户政策正好处于当前房地产政策放松的阶段,使得购房的门槛降低,促使购房的意愿能够更容易释放,进而带动市场交易。” 严跃进还指出,“从城镇化城市发展角度来讲,放松落户是一个大的方向和趋势。政策的宽松对市场和购房者都有积极作用,但后续要防范企业对落户的炒作,或市场违规乱象的情况。”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则认为:“当前松绑政策对销售的刺激力度明显减缓。目前,楼市最主要的问题是高房价下供需不匹配。由于市场对未来楼市的前景预期不太乐观,购房意愿不足;而新市民和中低收入人群,由于高房价和收入限制,难以支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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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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