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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拜登经济学并没有成功，而是一场“后新自由主义”的悲剧

意味着民主党经济政策的转型，与克林顿和奥巴马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划清界限。拜登团队隐含地批评前两任民主党总统过于强调自由贸易，对财政赤字支出过于谨慎，并过于依赖福利体系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相反，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美国需要一项变革性议程，以振兴国内制造业并推动绿色能源转型。然而，拜登政府“后新自由主义”转向所承诺的经济变革，并未达到其宏伟目标。尽管某些宏观经济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比如美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以往经济衰退后的复苏速度，其疫情后的经济表现也优于许多同类国家，但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且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干扰，而通胀的部分原因正是政府自身的政策造成的。到2024年，通胀率、失业率、利率和政府债务水平均高于2019年。从2019年到2023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下降，贫困率上升。在通胀问题毁掉拜登连任希望之前，已经破坏了政府的经济目标。尽管拜登政府努力提高儿童税收抵免和最低工资，但按通胀调整后计算，这两项指标在拜登离任时反而低于他上任时。尽管拜登政府强调改善美国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但他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唯一一位未能永久性扩大社会保障网的民主党总统。此外，尽管拜登签署了一项基础设施法案，承诺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重建桥梁、宽带等基础设施，但由于建筑成本飙升，美国在法案通过后建设的基础设施反而少于之前。当然，拜登政府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尤其是在国会席位微弱的情况下。他推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立法已经在减少碳排放，即使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敌意，这一趋势可能仍会持续。此外，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正逐步恢复。然而，政府所期望的制造业复兴并未如期而至。长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一直在下降，并未因拜登政策而回升，国内工业生产整体仍然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拜登推行的财政扩张导致成本上升、美元走强和利率提高，从而对未能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部门造成不利影响。拜登政府未能认真考虑预算约束，也未能应对“挤出效应”，即公共部门支出激增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减少。这些政策失误反映出拜登政府不愿意面对经济政策的权衡，最终让特朗普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成功回归白宫。对于民主党来说，若认为失败仅仅是全球范围内对执政者的普遍反弹造成的，或者更糟糕地认为美国选民未能充分“感激”拜登所做的一切，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真正实现“重建更好”，需要在保持经济转型雄心的同时，不忽视传统经济原则，如预算约束、权衡取舍和成本效益分析。换句话说，不能陷入“后新自由主义”的幻想。大手笔支出拜登在新冠疫情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进入白宫。2020年12月，高效预防重症和死亡的疫苗已经推出，并且推广速度远超预期。然而，在2021年前几个月，疫苗接种等待时间仍然较长，病毒仍在肆虐。全国范围内病例和死亡人数激增，2021年1月成为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然而，尽管如此，经济状况仍相对稳定。失业率约为6%，并呈下降趋势，远低于疫情早期15%的峰值，也比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两位数失业率要好得多。尽管社交距离措施限制了线下经济活动，GDP增长仍保持强劲。由于疫情期间消费受限，经济中积累了大量被抑制的需求。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阶段，国会批准了3.4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同年12月，又拨款9000亿美元，向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发放600美元的刺激支票。尽管疫情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影响，许多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却前所未有地良好：整体债务偿还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违约率和拖欠率保持低位，各收入阶层的支票账户余额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经济学家们希望，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经济复苏将随之而来。事实上，当拜登上任时，美国人由于2020年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和消费受限，共积累了约1.5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这一资金可能会随着经济重新开放而被释放，或许无需再推出另一项大规模刺激法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20年底总结了这一观点：“一旦我们实现大规模疫苗接种，经济将迅速反弹。总体而言，美国人一直在疯狂储蓄，他们将在疫情后拥有比疫情前更强的财务状况。” 然而，拜登政府并未接受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预测，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在上任前就提出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美国GDP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3%，要填补这个经济缺口，额外的6500亿美元刺激（大约是这个计划的三分之一）就已足够。资金确实需要用于疫苗接种、检测等防疫工作，但大部分支出却并非必需。该法案中规模最大的部分——约9000亿美元——用于直接支付给家庭和其他财政转移项目。但截至2020年12月，人均实际薪酬仅比疫情前趋势低约2%，并且这一缺口正在快速缩小（到2021年4月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填补这一缺口的成本远远低于国会通过的数千亿美元刺激资金。此外，尽管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到2020年底已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却仍然获得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支持。这一大规模支出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2021年1月新冠疫情激增的不确定性是部分原因。此外，法案也可被视为对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刺激计划力度不足的过度修正。奥巴马政府当时的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而拜登政府则吸取了这个教训。然而，2021年，拜登政府官员未能及时根据不断改善的经济数据调整政策，导致刺激规模过大。经济理念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决策者决定让经济“过热”，即支持高需求来推动经济，即便这意味着通货膨胀风险上升。拜登政府认为，这种需求的增加将有利于更广泛的劳动群体，提升工人的议价能力，并提高其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政府无视了那些对这一策略持怀疑态度的声音，例如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他警告称这种政策将导致高通胀。在大规模刺激法案通过后，美国经济确实继续快速增长。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漫长复苏相比，这次复苏要快得多——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通常会对经济产出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而疫情则仅导致了经济的暂时停滞，持久性影响较小。然而，经济复苏实际上始于2020年中期，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高达5.6%，此时《美国救援计划》的大部分资金尚未进入经济循环。事实上，无论是否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大多数国家在疫情初期的冲击后都经历了快速复苏。虽然拜登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证明了刺激政策的成功（以及拜登政府经济理念的有效性），但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疫情前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包括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和有利的人口变化。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美国的疫情后经济复苏大致处于平均水平，实际GDP增长率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并未显著超越其他国家。通胀压力最终，拜登政府试图改造美国经济的计划被一场严峻的通货膨胀打乱。从2021年开始，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持久的通胀。通胀率从约2%飙升至9%的峰值，整体物价水平——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在四年内上涨了约20%。拜登的支持者认为，通胀的原因是外部因素，而非政府政策造成的。他们指出，美国的通胀上升与全球经济同步，证明“拜登经济学”并不是主要原因。这种说法部分正确。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加之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问题，使得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实际上，2022年的供应链冲击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更加严重。例如，美国天然气价格峰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BTU）10美元，而欧洲则飙升至100美元，因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更大，而全球天然气贸易能力有限。然而，仅仅因为通胀是全球性现象，并不能免除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就像大萧条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影响，并不能让当时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免于批评一样。乌克兰战争和供应链问题不足以解释美国的通胀情况。例如，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2022年年中达到了近7%的峰值。这不仅仅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传导至机票等其他商品的结果。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核心通胀大幅上升，比如在2005年能源价格飙升时，核心通胀仍然低于2%。更重要的是，价格上涨的持续性超出了预期。到2022年底，石油价格已回落至俄乌战争前的水平，但整体价格上涨并未逆转，通胀仍然处于高位。供应链问题也被误解为导致通胀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的耐用品消费在2021年比疫情前水平增长了近30%，而其他未提供大规模刺激支票的国家并未出现类似增长。全球供应链基本上能够适应美国需求的激增，部分原因是美国大量增加了进口。 2021年，美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比疫情前增加了19%，这是导致美国港口船只排队的主要原因，而非供应链放缓。实际上，这并非供应链紊乱，而是由于拜登政府额外提供了一轮刺激支票，导致需求大幅激增。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导致名义GDP大幅增长，因为当家庭手中有更多资金时，支出必然会上升。然而，由于经济的生产能力存在限制，实际GDP的增长空间有限，超额支出最终转化为更高的价格。消费者偏好和供应链决定了哪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更快，但并不是导致整体通胀的主因。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现金注入，以及美联储在应对通胀方面的迟缓（直到2022年3月才开始加息），物价上涨可能会导致服务业支出减少，并抑制价格增长，而不会造成整体通胀飙升。那些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现象”的经济学家和评论人士正确地预测到了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停止，但错误地认为这意味着通胀将消失。相反，通胀从商品领域转移到了服务业，而这一趋势至今仍未完全缓解。拜登政府并不是唯一低估通胀风险的一方。一些共和党经济学家也曾认为财政刺激不会引发通胀，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也曾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的。然而，那些在2009—2010年建议应推出更大财政刺激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模型，如今却建议疫情后应采取更小规模的刺激政策。但拜登政府为了避免重蹈2008年的覆辙，同时迷恋于“经济过热”理论，最终为美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过热与工薪阶层拜登希望通过经济过热的方式使低收入工人受益，提高就业率和工资增长。除了长期支持劳动者友好政策的左翼团体之外，美联储官员甚至一些右翼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一理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工资增长证明了策略的有效性。然而，现实并未如愿。经济过热恰逢又一轮财政赤字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气候立法以及拜登的行政措施（例如学生贷款减免）带来的提前支出。这些因素迫使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尽管到2024年年中，通胀大致得到控制，但影响仍然持续。截至2024年12月，失业率约为4%，高于疫情前的3.5%，而通胀仍略高于目标水平。更重要的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几乎未能超过疫情前水平，而且2020年是唯一实际工资有所增长的时期。整体而言，自拜登上任以来，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从2020年到2024年，所有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都比2014年至2019年更慢。自2014年失业率降至6%时，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开始快速增长，但当失业率在2022年降至4%以下时，这种增长显著放缓。因此，很难证明拜登的政策对实际工资增长有实质性的贡献。虽然经济过热确实让就业市场紧张，使工人更有议价能力去争取更高的名义工资，但企业同样利用这种环境提高价格，抵消了普通美国人的大部分收益。此外，拜登政府过于专注于需求侧刺激，却忽视了供应侧的阻碍，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流程的繁琐限制。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比实际工资增长遭受的损害更大。到2024年初，两党基础设施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分配给各州的资金中超过一半用于公路和桥梁项目，导致公路支出在2019年中至2024年中增长了36%。但与此同时，建筑成本，包括沥青、水泥和劳动力价格，涨幅更高，使得实际基础设施支出在同一时期反而下降了17%。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每一年，联邦对公路的投资都低于2003年至2020年期间的任何一年。拜登承诺的“基建大潮”实际上成了“基建衰退”。基础设施法案未能解决美国长期以来的基础设施高成本问题，例如过度的环境评估、繁琐的审批流程以及要求支付“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法案甚至加剧了这一危机，因为引入了新的监管要求。注：“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指的是美国政府在某些联邦资助的项目（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求承包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标准。这一标准通常基于当地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由美国劳工部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Davis-Bacon Act）等法律确定。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防止政府项目中的工资水平过低，确保工人获得公平报酬，并维护当地工资标准。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规定可能会推高项目成本，使基础设施建设更昂贵，并减少项目数量。原本计划与气候法案同步推进的审批改革，因共和党的阻挠以及民主党对环保人士反对的担忧而未能立法。政府在没有任何提高建筑行业产能的措施下，一次性投放巨额资金，导致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超整体通胀率，使基建成本进一步飙升。工业政策的失败 2021年1月，拜登宣称，他的政府目标之一是“重建美国的支柱：制造业、工会和中产阶级”。这一策略借鉴了对传统经济学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自由贸易，而未能保护工人利益，最终削弱了曾经繁荣的制造业社区，并助长了对去工业化的不满，这种不满成为特朗普崛起的关键因素。拜登试图复兴制造业，特别是在他认为对国家安全和气候进步至关重要的行业。他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或扩展，继续推行贸易限制以促进国内生产。他加强了政府采购的“美国制造”（Buy America）规则，向国内清洁能源供应商提供补贴，并扩大了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此外，他还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最终阻止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政府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直接补贴，以促进制造业投资。然而，至今这些举措收效甚微。2024年，美国工会组织率首次跌破10%。制造业就业占比仍然以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同的速度下降。制造业产出自2014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虽然拜登的政策可能需要时间才能见效，但目前唯一的积极信号是工厂建设支出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一倍多。然而，其他重要指标（如工业设备投资）并未上升，暗示制造业可能仍将停滞不前。制造业复兴受到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的阻碍。例如，政府通过补贴促进半导体制造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但这些政策，加上其他财政扩张政策，推高了原材料和设备的价格，提高了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企业融资利率，并推高了美元价值——所有这些都使未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更难生存。工业政策确实有其优点，但远未实现拜登政府所说的“制造业复兴”和创造数百万高薪工作的承诺。《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在推动先进芯片生产回流美国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成功。考虑到国内半导体生产的国家安全利益无法通过市场定价，“挤出”其他行业以支持芯片制造可能是值得的。然而，这项政策并未带来更便宜或更优质的芯片，也没有创造净新增就业机会。工业政策并未复兴制造业或创造中产阶级工作，反而可能加速了一些行业的扩张，而其他行业则遭受更大冲击，这种结果，恰恰与“后新自由主义”批评者指责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赢家和输家模式如出一辙。此外，拜登政府还维持并扩大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来推动外交政策。这些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某些情况下，为了国家安全目标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是合理的，例如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美国人为外交政策目标承担一定的成本。但拜登政府似乎误以为这些政策能实现“双赢”，却未向公众清晰解释，例如，进一步限制对华贸易虽然带来了国家安全利益，但美国民众也因此付出了经济代价。绿色政策的局限性拜登将气候政策置于议程的核心，并采取了以工业政策、监管和补贴为基础的方案。支持者认为，与许多经济学家主张的碳定价政策相比，这种做法更具政治可行性。拜登政府及其支持者进一步主张，仅靠碳税无法在所需规模上降低碳排放，而他们的一揽子政策不仅可以应对气候危机，还能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创造高薪工作岗位。 2022年8月，《通胀削减法案》（IRA）最终通过，其中包含了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国内生产的大量补贴。政府估计，到2050年，美国的碳排放量将比该法案通过前的预测低约17%。鉴于政治现实，拜登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几乎已做到极限。支持者认为，这种工业政策方法比碳税更符合进步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将大额补贴提供给了企业，而碳税本可以通过返还机制向普通家庭提供经济补偿。整体就业增长有限，并且比《芯片法案》更严重的是，政策更可能惠及某些行业，而损害其他行业。例如，从燃油汽车转向电动汽车，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经历一场类似于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时制造业遭受冲击的“绿色冲击”（green shock）。拜登的绿色政策确实推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加剧了某些行业的衰退。这种行业结构调整是否能真正实现“绿色繁荣”，仍有待观察。《通胀削减法案》（IRA）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并不会比“后新自由主义者”批评的碳税更有效。不同研究的估算有所差异，但一项由两名前拜登政府官员共同撰写的高水平研究得出结论：每吨12美元的碳税能带来的减排效果，与整个IRA的影响大致相当。 IRA依赖于对企业的补贴，这可能使其在政治上更具韧性。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呼吁废除法案，但石油行业的游说团体和美国商会却在向新政府施压，要求保留其中的关键条款。然而，这种依赖补贴的方式，也使得法案难以扩大规模——无法简单地将补贴扩大20倍来弥补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而拜登政府最近的估算显示，这一成本高达每吨200美元。相比之下，欧盟在2005年启动碳定价体系时，每吨碳的价格约为10美元，如今已超过80美元，显示出欧盟能够通过调整政策来有效控制排放。但拜登的政策是否能随着限制排放的需求增加而进一步扩展，仍存疑问。一些拜登政策的支持者声称，抛弃传统经济学方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但这一观点可能会阻碍美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制定者应该运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新自由主义”工具。社会政策的缺失气候政策并不是拜登政府唯一采取非传统经济策略的领域。“后新自由主义”对产业政策、严格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即所谓的“预分配”政策）的推崇，使进步派忽视了一个事实：拜登几乎没有通过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来实现收入的永久性再分配。 “重建更好”议程包括《美国就业计划》，用于基建和能源投资，以及《美国家庭计划》，旨在为新父母提供带薪休假并支持儿童福利。前者通过立法，但后者未能获得国会批准。拜登的一些支持者，如其首席反垄断官员吴修铭（Tim Wu），认为已通过的政策将彻底改变经济，使传统的民主党社会政策变得不再必要。然而，自罗斯福以来，每位民主党总统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上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例如建立和扩大社保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供食品补贴和住房援助。拜登的社会政策成就却十分有限。他仅将《平价医疗法案》（ACA）下的保险税收抵免延长至2025年，而他的两个核心目标——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提高最低工资——则因通胀而受挫。 2021年，儿童税收抵免曾短暂提高，导致当年儿童贫困率大幅下降。但共和党阻止了扩展，计划一年后恢复至每名儿童2000美元的标准，并且未与通胀挂钩。结果，在过去四年内，这一福利的实际价值缩水了20%，成为美国历史上对家庭支持或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一次实际削减，甚至超过了一些历届反对社会福利的总统的政策。与此同时，民主党试图提高最低工资，但未能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票数来突破阻挠。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同样下降了20%，如今几乎形同虚设，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大多数雇主的工资水平早已高于每小时7.25美元的最低标准。回归基本经济原则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对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重建更好”议程的支持者过度相信“经济过热”对工人的变革性影响，而忽视了选民的真实担忧。拜登的支持者和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否认通胀影响的人，坚持认为选民对经济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或把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仅仅归因于全球对执政党的普遍反对。确实，仅全球因素导致的通胀，可能就足以使任何执政党面临连任挑战。但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加剧了通胀，低估了通胀带来的痛苦，并吹嘘基建和制造业“繁荣”——这些因素无疑让民主党更加不利。拜登执政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哲学推崇需求侧，而忽视了供给侧，低估了预算约束问题，并认为“预分配”政策可以改变宏观经济轨迹。这一经济理念承诺可以同时改造行业、在政府采购和招聘实践中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并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然而，最终，“后新自由主义”及其支持者没有认真考虑政策的权衡问题，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只是因为过于忠于经济正统理论，才未能为普通人带来真正的进步。美国现在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回归传统经济学，而是对经济政策思维的全面重塑。“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多年来未能为适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国家安全问题如今主导了所有与贸易和技术相关的讨论。而绿色能源转型的确需要果断行动。但如果新政策无视预算约束、成本效益分析和必要的政策权衡，即便是解决这些老问题的新思路，也不可能带来成功的政策。质疑经济正统理论是可以的，但政策制定者在追求不切实际的“异端”经济方案时，绝不能再忽视基本经济原则。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5 00:00

大西洋月刊：那些对支持特朗普感到后悔的网络红人，代表着一种趋势

，试图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自己产生认同感。奥巴马2008年竞选口号“是的，我们可以”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让选民可以自行填补其中的空白，将其理解为自己最希望看到的愿景。然而，由于特朗普几乎没有任何核心原则，除了维持和扩张自己的权力，他将这种策略发挥到了极致。选民知道他没有固定信念，这意味着他似乎可以做任何事，让不同群体都能将各自的梦想投射到他身上。而且，由于他有四年时间不在政坛，这让他的支持者能够在不受现实政策干扰的情况下，对他的计划进行自我解读，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幻想。然而，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这些幻想正在被现实所击破。他削弱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的举措，让国内政策的支持者感到不满，而他的加沙计划则让许多反干涉主义者陷入困境，或干脆避而不谈。现实中的特朗普政府，已经无法维系竞选时那些美好的幻想。事实上，那些被这些幻象欺骗的人本应更清醒。特朗普不是传统的政治家，他的本能源于娱乐业和房地产行业——一个彻头彻尾的交易型人物，以高超的自我营销和忽悠能力著称。试图将他归入传统意识形态的框架总是徒劳的，因为他从未遇到过一个不能拆解出售的“框架”。那些试图将他塑造成坚定的“美国优先”支持者，或是反对企业贪婪的斗士，既不符合他的商业生涯，也不符合他的第一任期政策，更无法形容他目前的做法。这些尝试，更像是知识分子试图对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现象强加秩序，或是一些意识形态推动者试图利用特朗普的品牌来推广自己的议程。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局面。许多选民渴望一个能与拜登-哈里斯政府的“老派建制派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选择。因此，他们在唯一现实可行的对手身上投射出了自己希望看到的形象，而特朗普则极善于迎合观众的需求，乐意满足他们的期待。但实际上，2024年大选并非两个清晰对立的政治选项之争，并不是像“洋基队对红袜队”那样的传统竞赛，而更像是“洋基队对一个被特斯拉火箭送上轨道的燃烧网球”。许多选民以为自己了解游戏规则，最终才发现自己其实根本不了解。正因如此，随着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推进，他的支持率将继续下滑。去年11月，专栏作家费塔西曾表示：“我投票给特朗普，并不是真的支持他，而是反对左派及他们所代表的许多东西。” 2024年，特朗普受益于这种情绪。但到2026年中期选举时，他将给这些选民带来新的“反对对象”。作为选民幻想的载体竞选，最终的结果就是，当幻想破灭时，支持者也将清醒过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3 00:00

马斯克到底想要什么

：他如何从一个关注气候变化、想去火星的奥巴马时代传统自由主义者，变成一个右翼阴谋论传播者，一个积极为德国极右助选，并瓦解美国联邦政府的人？什么导致了马斯克这种转变？他对政府有相当大的控制权，那他会为政府带来哪些实际改变？为讨论这些问题，我邀请来了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卡拉是当今最优秀的科技记者之一，她多年关注马斯克等成为重要政治人物的科技首席执行官。 —— 埃兹拉·克莱因本文根据《纽约时报》播客《The Ezra Klein Show》2025年2月7日播出内容的文字记录编译，译者有所删节。在这期节目中，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与著名记者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讨论了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染指联邦政府的目的，以及究竟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极端。卡拉·斯威舍是美国著名的科技记者、专栏作家和播客主持人，她长期报道苹果、谷歌、Facebook、Twitter等科技巨头，擅长揭示行业内幕和高管动态，常在采访中向科技公司高管提出尖锐问题，直接、犀利、不留情面，被称为“硅谷无所畏惧的批评者”。本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07/opinion/ezra-klein-podcast-kara-swisher.html 马斯克到底想要什么他为何变得如此极端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文：Ezra Klein，Kara Swisher 译：Brandi 编：溪边愚人，新约客埃兹拉·克莱因[下简称为埃兹拉]：卡拉·斯威舍，欢迎回到节目。你会如何描述马斯克在川普第二任期最初几周在联邦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卡拉·斯威舍[下简称为卡拉]：我比《纽约时报》措辞强烈。《时报》是这样：这个人好有趣，是不是？而我认为他在演一场独角大戏，是个拆房用的大铁球，真的。川普利用了他这一点。可以用很多比喻形容他。可以说他是垃圾场狗[注]，总是冲在最前面，进行破坏。 [注] 英文为junkyard dog。字面意思是看守废料场或垃圾场的凶猛的狗，引申为举止特别凶恶好斗的动物或人。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公司一样，做同样的事情。他每次都做同套动作。现在他把那些动作放大，用到联邦政府上。戏精马斯克埃兹拉：请讲讲都是哪些动作，他的剧本是什么？卡拉：多年来，他身上的戏剧层出不穷，那是他的一贯作风。他可以用动人的方式做戏精表演。他一度担忧特斯拉的命运，甚至在特斯拉公司睡地板。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好像都哭了。在我们的一个聊天中——这是镜头外的部分——他说：如果特斯拉撑不下去，人类就完了。我觉得有点夸张。心想：哇，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以为自己是宇宙中心。他总是戏精上身。电子游戏对他的影响很大。有人形容他是头号玩家，别人都是NPC——非玩家。他一定要当英雄，或最重要的那个角色。有时确实如此，有时则是他策划的——他实际上并非创始人，但扮演创始人角色，或篡改历史，或利用公关将自己塑造成创始人。他非常懂“英雄之旅”这类东西，而且，事情的利害关系必须极其重大，——“如果失败，我们就完了”。他爱夸大问题。多数公司都有问题，但他会说：这里的一切都是灾难，而我是来拯救的。要么说：一切都糟透了，之前的所有人都是罪犯、邪恶的，或者，“恋童癖”——这是他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词。在一条推文中，他称推特前信任与安全负责人约埃尔·罗斯(Yoel Roth)为“恶魔”。他还说我“充满了狂怒的仇恨”——这实在是太夸张、太荒谬了。我并没有满腔仇恨。埃兹拉：这很川普。卡拉：是的，就是那样。不过我认为他是认真的。川普有时只是为了做样子——像真人秀。 “在上层社会，违法是合法的。” 埃兹拉：马斯克在联邦政府中做的一件事是找到信息和资金的关卡：财政部支付系统、人事管理局，马斯克在那种地方安插他的亲信。他们以这种手段，在联邦政府中安插了很多人。马斯克讲述的宏大叙事下，他接管时都让手下的人做什么？行动理论是什么？卡拉：他身边的人只是执行者。硅谷的人都那样，有很多爪牙。他们都仰仗他，通常比较年轻。他们会为他讲的笑话大笑。一次他在Code Conference接受采访时，讲了个很蹩脚的笑话，身边几个听众哈哈大笑。我当时想：这一点也不好笑。他们看着我，好像我长了三个脑袋。他们做了什么——找出关卡并不难。他们以违反常规的方式进入——未必违法——尽管我怀疑可能违反了多项法律。但他们不在乎是否违法。他们强势进入，命令：给我看代码；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了。我们有法律，有联邦法警。看他们拿我们怎么办。马斯克经常做的是：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等别人起诉，或等别人阻止。没人阻止得了他。这也很川普：没人挡得住。我们遵守社会规则，而他们直接无视规则。埃兹拉：我想重点谈谈这种违反规则的行为。马斯克和川普以不同方式理解的是，在上层社会，违法或违规是合法的。一般不会有事，虽然会有人告你。但起诉需要法律依据，并通过法院处理，过程非常慢。因此，遵守法律和规则只是常规。如果不遵守法律和规则，行动速度会比法院审理的速度快。他们可以解雇所有人——鉴于对公务员的保护，许多可能属于非法解雇。但那又怎样？他们会在半年或四年的时间里提起诉讼，也许会得到一些补偿。公司经常对组织工会的人采取这种做法。但许多对行政部门的限制实际上并没有作用。因为等法律跟上来的时候，你已经实现了你想要实现的目标。这是个很聪明的见解。卡拉：是的。如果被抓住，他愿意付钱。他愿意在法律上抗诉。很多人都想：我不想和这个人斗，他的钱无限多。记者必须三思而行。媒体公司的和解就是这样：在哈里斯(Kamala Harris)事件中，CBS没做错任何事，但他们还是付钱和解；Meta明显对川普没做错任何事，但还是付钱。要么为息事宁人而妥协，要么因精疲力竭而妥协。他可以耗垮任何人。如果搞砸了，如果不付账，多半可以逃脱，因为不会都被抓住。他在经商方面是：让90枚火箭爆炸，因为第91枚会成功。他对所有事情都抱这种态度。埃兹拉：公平地说，他造出了些不错的火箭。卡拉：确实。但还有谁可以这么做？NASA不能让火箭爆炸，因为如果他们一枚火箭爆炸，就完了。火箭爆炸后还能继续做，是个真正的优势。埃兹拉：这涉及到更深层的问题。他的各种策略和战略，都是为了什么？他曾试图造出以某种方式工作的火箭，他成功了。坦率地说，我认为世界因他的努力而变得更好。特斯拉经历了很多失败，但确实造出了更好的电动车，并推动了电动车转型。但他现在想要什么？他如今在政府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想要实现什么愿景？卡拉：不是钱。我不愿这么说，但对他们许多人来说，钱并不那么重要。当然，有些人确实很喜欢钱，但更重要的是钱带来的权力及决定权。他最初的想法是：我有好点子，我想付诸实践。现在则是：我对每个话题都有想法，因此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一种君王式的处事态度：去他的国会，去他的法庭。根本上说，应该有个国王——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首席执行官。某种程度上，他对生命有限有奇怪的想法。他想成为传奇。回到电子游戏上，我认为他想要游戏里的荣耀，他脑子里有那些画面。不是给他找借口，而是试图解释——他把自己看作征途上的英雄。顺便说一句，他不是英雄。他不是成年人埃兹拉：我同意他想为实现他的想法争取权力，但我不懂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激进。马斯克的理念似乎发生了变化。与他共同创立PayPal的彼得·蒂尔(Peter Thiel)[注]一直非常右倾。可以看他在斯坦福大学时写的东西。但马斯克曾是标准的奥巴马时代自由主义者。他的一系列公司试图解决的是奥巴马时代自由主义者重视的问题。这些公司靠奥巴马的政策存活下来——从政府合同到电动车补贴、到贷款担保。特斯拉靠奥巴马的贷款担保才得以生存。虽然马斯克2017年加入了川普的顾问委员会，但川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他退出了委员会。所以，这个人经营公私合作关系，一直与政府合作，致力于气候变化等问题。然而短短几年内，他变得非常右倾。 [注]彼得彼得·蒂尔是 PayPal 联合创始人、Facebook 早期投资者、Palantir 创办者，同时是美国右翼的重要思想领袖和金主。他支持特朗普，资助J.D. 万斯等保守派政客，推动自由市场、反身份政治和科技行业去监管化。他的《从 0 到 1》影响深远，强调垄断才是成功之道。作为硅谷与右翼政界的桥梁，他既塑造了现代科技格局，也深刻影响美国保守派的政策和话语体系。卡拉：你说得对。奥巴马执政期间，他是支持奥巴马的。他刚加入川普时，也会这样给我发短信：他们在反同性恋，我要去阻止；我要改变川普的想法，只有我能做到。他那时不反川，但肯定也不是亲川普的。虽然他很认同川普的大盗思维。新冠期间，他发生了变化。他以前不那么离经叛道。我的意思是，他狂妄自大，是典型的搞技术的，但做的事情很有趣。而疫情期间，我注意到他发生了转变，变得明显沮丧，明显更戏精了。如果你认为你的公司对于人类未来至关重要，而加州却因疫情让公司停业，你就会陷入那种情绪。他变得不可理喻。在我对他的一次采访中，他说只有几千人——我不记得准确数字——会死于新冠，说他读过所有研究报告，所以他知道，而我不知道。他从来不喜欢工会、政府或法规，他那种人从来不喜欢。疫情期间，这种想法更加固化。我认为，他跨性别女儿的问题也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我注意到，许多有跨性别孩子的科技人士，突然变得——基本就像失去了理智。《华尔街日报》报道他服用氯胺酮[注]等药物。我认为那也改变了他，虽然他们都磕药—— [注]氯胺酮是一种分离性麻醉药物，在美国属于第三类受管制药物，具有精神活性，会被滥用作毒品。埃兹拉：我知道很多人用氯胺酮，但他们没在政治上变得如此右倾。卡拉：还有熬夜。他作息奇怪，凌晨三点还不睡。他有强迫症。我们也许都有些，但他更严重。当年拜登没邀请他参加电动汽车峰会，并对他冷淡。他很生气，非常生气那种。我们聊了很多，他也给我发短信。那次峰会是拜登办的，因为工会问题不能邀请马斯克。马斯克非常反工会，所以没被邀请。他很生气，非常往心里去的生气，遭受了创伤一般。我都给拜登手下的史蒂夫·里奇蒂打电话了。我说：“天哪，你犯了个错误。你应该去抱抱那个人。他真的生气了。” 史蒂夫说：“哦，是工会的原因。他应该理解。他是个成年人了。” 我心想，不，他不是成年人。埃兹拉：拜登的人很注重人际关系，但他们竟然没意识到，这种冷落对一个如此自负的人会造成怎样的伤害——他们在擅长的东西上，却犯了政治错误。卡拉：马斯克对遭轻蔑的反应很奇怪。那次对他打击很大。拜登的人刺激他了。我觉得，他应该因特斯拉得到赞誉，为什么不给他呢？尽管有工会的事，但我还是不明白。成瘾与疯狂埃兹拉：你没提到一个因素，那就是推特。《华尔街日报》几年前发表一篇文章，逐年追踪他的推文数量。2012年到2014年，他的推文数量激增。到了2018年，他开始完全发力。他使用推特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他显然受到Twitter上一些激进右翼亚文化的影响。我不知道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他没成为一般的共和党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没成为一般的MAGA共和党人。他没成为班农(Steve Bannon)那类人。他陷入了Twitter匿名者的世界。卡拉：好吧，先从玩笑说起。他喜欢阴暗的memes。埃兹拉：你比我了解他，但我有几次接触到他——那是几年前，在他成为现在的他之前——我会告诉人们：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15岁男孩。卡拉：这个说法很好。埃兹拉：他沉迷于memes。而memes是那个平台上通往黑暗右翼的入口。卡拉：是的，我有亲身经历，因为我儿子就喜欢阴暗的memes。他常给我发那种东西，你很快会陷进去。我想这就是Twitter吸引他的原因。然后它发展到一个更黑暗的地方。显然，他是个容易上瘾的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硬核”是他最喜欢的词之一。他喜欢上瘾的东西。所以，他的推特使用方式很疯狂。他是个疯狂的人。再次强调，这不是借口，而是试图解释。他是个狂躁的人——而且很叛逆。他总转发一些低俗的memes，他喜欢那个世界。Babylon Bee，一个右翼基督教幽默账号，因跨性别问题被推特关闭(他们给一位跨性别拜登官员颁发了年度人物奖)。那个幽默很愚蠢，也很低俗，但为什么要关闭呢？我同意他的看法。但他们把它关闭了，这让他很生气。埃兹拉：一个事实是，就他这个阶层的人而言，他很擅长社交媒体。他像年轻人一样使用社交媒体，而不是像奥巴马那样。卡拉：我不认为他擅长社交媒体，我家孩子看了他的，总是做痛苦鬼脸。埃兹拉：好吧。但社交媒体也有官样声音——扎克伯格在成为马斯克的网络模仿者之前，就是那种声音，或奥巴马/比尔·盖茨那种。马斯克的声音不同。他经常回复粉丝的小账号。他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关注力量。他喜欢被关注。他也会利用这种关注力来推动memes币价格上涨。他懂得如何将关注力转化为财富——这是别人不具备的。是什么让他与那些外表与他相似的人区分开来，让他具有适合做这件事的气质？卡拉：他的狂躁性格，对吗？一种狂躁的成瘾特质。而且他有幽默感，虽然那种幽默不是我的茶，但可能相当迷人。他参加“周六夜现场”时说： [存档的马斯克音频]我知道我有时会说或发布奇怪的东西，但这就是我的大脑运作方式。对于被我冒犯的任何人，我只想说，我重塑了电动车，并将用火箭飞船把人送上火星。你以为我会是个冷静、正常的家伙吗？他笨拙得可爱吧。埃兹拉：你认识的那么多科技记者，他们真的对此惊讶—— 卡拉：的确，我常听人说：你造就了他——难道你不知道—— 好吧，我那时不知道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孩子们的。埃兹拉：也不是你造就了他。特斯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汽车本身质量过硬。卡拉：我是把他作为汽车制造商来报道的。回到他擅长的地方：就像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川普，他们都擅长塑造自己的网上形象。而且感觉真实，感觉是他们自己的声音。人们喜欢名人对他们做出反应，那会引起轰动。所以你会得到很多崇拜者：哦上帝，马斯克回复我了！他也从中获得满足感。他最初将幽默与对有趣事物的见解相结合，但很快涉及他完全不懂的东西。他自以为是，喜欢对不懂的东西信口开河。埃兹拉：我记得几年前在“代码”大会上，马斯克也在台上。你们谈到了他是如何相信模拟假说的，这个假说认为，任何足够先进的文明都会开始对世界进行模拟。模拟世界的数量会多于基础现实(Base Reality)的数量。因此，根据简单的算术，我们更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模拟世界，而不是真实世界。马斯克说他认同这个观点，并认为我们生活在基础现实的可能性非常低。卡拉：他对此很着迷—— 埃兹拉：这正是我想说的。我认为他的思维总是被不寻常的想法所吸引。大多数人相信的东西可能都是错的——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他已多次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都是以重磅和影响深远的方式证明的。现在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会改变人们的心理。他不仅对不寻常的想法感兴趣，而且，根据我在Twitter上对他的观察，他越来越阴谋论。我很好奇你如何理解他这一面。卡拉：《纽约时报》记者鲁斯(Kevin Roose)对此做了很好的报道。你进入那个无底洞，就发现：每个人都受社交媒体的影响。技术人士的思维是这样：这是可能做到的；我们可以登月。要做难度大的事情，必须具备这种特质，必须从这种个性开始。因此，对每件事都质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我喜欢的一种性格。但问题是，在乌克兰、疫苗等话题上，他们也质疑一切。他对模拟等想法很感兴趣。比如：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火星上生活？出发点是好的，但在社交媒体上——正如鲁斯指出的那样——通常很快会陷入阴谋论的怪圈。埃兹拉：而他陷入了一种特殊的阴谋论。有个人发推，称犹太人“在推动一种辩证的仇恨：仇恨白人，却希望人们停止将仇恨针对他们。”马斯克回复道：“你说出了真相。” 卡拉：2024年7月，他出来支持川普的前夜，指责民主党“尽可能多地引入非法选民”。埃兹拉：跟许多表面上持类似政治立场的人相比，他有些不同。我认为他真的相信大取代理论[注]。卡拉：是的。硅谷很多人也是。让我说一句：不光他一个人是这样，很多人都被柯蒂斯·亚文(Curtis Yarvin) [注]那种东西吸引——仔细想想，那几乎是一种宗教。 [注] Curtis Yarvin，美国博主，创立了一个名为“黑暗启蒙”(Dark Enlightenment)的反平等，反民主制度的运动。 [注]“大取代”(Grand Remplacement)是一种阴谋论，认为西方国家的本土人口正被大量移民，特别是非白人移民，逐步替代。最早由法国作家雷诺·卡米尤(Renaud Camus)提出。尽管缺乏科学依据，这一理论常被极右翼群体利用，宣扬种族焦虑和反移民情绪，煽动仇恨犯罪，因而受到广泛批评。“大取代”理论属于范围更广、历史更久远的“白人种族灭绝”阴谋论的一部分。“白人种族灭绝论”由美国新纳粹主义者大卫·莱恩在其1995年著作《白人种族灭绝宣言》(White Genocide Manifesto)中提出，声称西方世界国家的政府打算将白人变成“灭绝物种”。有个解释是——虽然我不太想这么说——儿时没得到足够爱的可怜小男孩，在寻找人生意义，寻找爱。这不是为他找借口，因为他已成为一个可怕的人，他应该接受治疗。但是，提供简单答案——“这就是你为什么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那些右翼阴谋论确实搔到一些人的痒处。这是一种宗教。是他们对世界的解读。埃兹拉：也是一种政治。马斯克是南非人。彼得·蒂尔的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南非度过。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也是南非人。我不知道这种解释该占多大分量，但似乎有道理，也很有趣。蒂尔、马斯克和萨克斯是硅谷里拥护川普的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有独特的政治经历，见证了南非白人少数群体从掌控国家到成为国家中受惊吓的少数群体。卡拉：很多这种人都有这种特质。硅谷的人也如此。这一点与硅谷的观念——高度男性化、自以为无所不知——结合起来，就会有：那些愚蠢的人为什么挡我们的道？南非，我不知道。我不知是不是那里发生的什么造就了那些人。也可以同样去说来自俄罗斯或的人，或印度移民。他们都带来那里的文化。对于南非，你可以选择两种方式：阿瑟尔·富加德(Athol Fugard)[注]的方式，或者怀念过去好时光的方式。 [注] Athol Fugard，南非剧作家，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和深刻戏剧而闻名，被认为是南非最伟大的剧作家。他们试图扮演男人埃兹拉：马斯克收购了Twitter，那是个不同寻常的收购，他曾试图反悔，但最终买下。接手后，他立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人们谈论裁员，谈论削减浪费或降低成本。但回头看，无论从现实还是从硅谷的文化角度来看，那都是首席执行官对过度授权的自由派倾向的员工队伍重新确立控制权。请谈谈他对员工文化的影响。卡拉：有趣的是，那些CEO很多都缺乏安全感。他们想成为大佬，但做不到，也不会去做，因为担心别人怎么说，他们只互相观察。而这个人，上来就做。在硅谷，员工是唱主角的，他们喜欢畅所欲言。谷歌开创了这种风气，规定员工每周五可以畅所欲言。结果会发生什么？埃兹拉：Facebook每周五举行会议，扎克伯格回答员工的问题。他们还开发了Slack和Teams等内部聊天软件，允许员工随便发表言论。卡拉：他们赋予员工权力。然后有位CEO，应该不是小扎，说：“现在他们开始顶嘴了。”我说：“你以为呢？” 他们对自己创造的文化所引发的事情感到惊讶，我对他们的惊讶感到惊讶。他们让员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员工就说了想说的话。然后他们被那些话惹恼了。他们很难反击，因为人才在硅谷很宝贵。所以必须让每个人都做自己。这让许多CEO恼火。看到马斯克的做法，硅谷CEO们会说：他可以这么做，我不行。我得听多元、公平和包容性人士的意见——虽然我讨厌那些人。但他不必，他可以随心所欲。当马斯克这么做并裁员时，其他人也想效仿。埃兹拉：所以，2020–2024年疫情期间，在#MeToo和“黑人命也是命”兴起时，硅谷CEO阶层变得极端化。我认为这与Slack和Teams等软件的兴起有很大关系。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变了，而且其变化维度被低估。确实能在扎克伯格的个人转变中看到这一点。马斯克最终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化身。在我看来，许多CEO被激怒的原因，是他们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他们想夺回控制权。这和马斯克现在引入政府的理论如出一辙。他谈削减开支、减少浪费，但他真正想为川普或自己争取的，是控制权。卡拉：没错。他应该是：让我摆脱那些讨厌的人。再说一遍，这是君王做派。他们创建公司的方式就是君主式的。扎克伯格拥有绝对控制权，他不会被解雇，他永远都在。他们喜欢君王做派，但事情并不如愿。有记者烦他，有员工烦他。他对多元化必须至少表示赞同，否则会受到羞辱。在这方面，他没有马斯克的决绝。他们试图以他们眼中的阳刚方式证明自己。那就是对男人的定义。他们中的很多人，读高中时都不被认为有男人味。这是书呆子的复仇。对于小扎，是以他的项链和T恤——我觉得看上去很傻，但没关系，他喜欢就好——或混合格斗，或水上摩托，或健身，展示肌肉。贝佐斯(Jeff Bezos)也是这样：看我的肌肉，看我的漂亮未婚妻。他们试图扮演男人的角色。这很可悲。但给了他们极大安慰。埃兹拉：对我来说，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相约在笼子里打架，是这个阶层的意识正在发生转变的关键信号。这本身就有一些有趣的话题：扎克伯格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而马斯克一直嘲笑他。他们没打成架——打的话扎克伯格会赢，但实际上马斯克赢了，因为他做的就是嘲笑扎克伯格。卡拉：他们彼此不喜欢。埃兹拉：在一个大型CEO科技会议上，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注]被问及约架的事，他在Substack上回答说：我认为他们打架很好，因为我们失去了希腊人的阳刚美德。 [注] Marc Andreessen，Netscape的合伙创始人，是硅谷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之一，被视为“硅谷非官方教父”。他曾经支持奥巴马，而在近年来则倡导“技术至上主义”(Techno-Optimism)，因其反身份政治、去监管化立场以及对 AI、区块链的推崇在右翼和保守派科技圈影响很大。右翼知识分子亚文化里，那些人觉得世界越来越女性化，而男性美德——侵略、战斗、冲突、大胆、冒险、果断决策——已被削弱。于是需要纠正。现代性正在偏离轨道，因为我们变得女性化，变得软弱。这类风险资本家和科技创始人想指引我们回归正轨。卡拉：他们一开始就不喜欢女性。所以并不奇怪。埃兹拉：有趣的是，他们还要给这套说法披上一层理性化的外衣。卡拉：千真万确——他们当中没有女性。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Facebook管理层中的男性和(没有的)女性》，小扎因此很不快。我心想：我只贴了你们管理层的照片而已。是你雇的他们。他们非常执着于男人是什么，及如何表现。有趣的是——尤其是马克·安德森：如果他能慢跑10英尺，我都会感到惊讶。还谈什么男子气——饶了我吧。扎克伯格这样说时，我想：我可以五秒内把他打翻在地。现在他要挑战我打架。随他的便。这是个关于男人是什么、不是什么，但他们却认定是什么的概念。马斯克不常扮演那种角色，除了他开始戴牛仔帽，及他正在做的那些荒谬之举。那些人常那样做，马斯克没有。但现在他们从他的侵略性中汲取了灵感。这很有趣。埃兹拉：他们约架时，扎克伯格似乎把自己定位为马斯克抗击者。他有Threads，马斯克有X。扎克伯格模仿马斯克，他在Threads上的参与方式就是马斯克在Twitter上的参与方式。卡拉：是的，扎克伯格是个二号。[笑] 他真是个二号。我喜欢这么说。埃兹拉：马斯克极大地重塑了文化，至少发出一个信号，让许多尚未准备好说出自己感受的人有所行动。他引领科技领袖倒向川普，现在又展示如何将其转化为政治力量。彼得·蒂尔——是祸是福——很早就支持川普，但他没试图自己掌权。蒂尔押下注，观察押注的回报。但马斯克在展示：掌权的可以是你。你不仅可以拥有首席执行官的权力，还可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可以成为影子总统。卡拉：扎克伯格躲开关注。他喜欢赞誉，但不喜欢伴随赞誉而来的那些破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够狠。马斯克确实有胆量。他是：不管怎样，我都要做这件事。谁攻击我，谁就会被我当早餐吃掉。有本事来打啊。埃兹拉：川普也是这样，他们性情相投。要做到如此厚颜无耻，需要极不寻常的个性。如果想真正挥舞权力，就必须甘愿被人讨厌。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被讨厌。大多数首席执行官都不愿意。而他俩做出了选择。在我看来，这种不受约束是他们结盟的核心。卡拉：不过，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在乎的。川普最想要的就是《纽约时报》喜欢他。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受害者的感觉—— 埃兹拉：我不再相信。也许他曾经那么想过。但我不再信了。卡拉：我认为他们都在意别人看法，几乎太在意了。很多方面上助长了他们的愤怒。他们内心深处有个小角落，很在意别人的看法。而这让他们越来越胆大妄为。那是他们核心动力。埃兹拉：那可能是他们的动力。但我认为，到了某个阶段，失去信念，才是真正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往往摒弃正常的多元主义，即我们是共同体。这时，全面战争就爆发了。川普，还有马斯克(后者更理智些)，将此视为一场必须赢得控制权的全面战争。他在罗根(Rogan)的节目中说，如果川普这次不赢，就不会再有选举了。马斯克投身于这场人类文明之战。他显然相信某种程度上的大取代理论。他试图帮助极右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当选；他试图让英国工党下台。很长时间里，马斯克相信人类最终需要成为星际物种，和这相比，别的立场都是过时的。卡拉：看看他生的那些孩子。他通过生很多孩子来展现自我，但很少陪伴，只对一个孩子例外。他只管生，不养育。埃兹拉：那么，现在是什么目标在激励他呢？你真的认为是星际旅行吗？还是他认为这些国家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而一旦失去文化，一切都将失去？卡拉：我认为确实源于人类需要离开这个星球。打我认识他以来，这就是他不变的观点——文明注定要灭亡，因此我们需要离开地球。他们内心深处相信，自己是人类最优秀的代表，即白人是优等人类。他常说的话会流露这一点。我忘了他怎么说的，但大意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南非人来美国。我从未听到他表达任何我认为是种族歧视的言论——我听其他CEO表达过。他的种族歧视是另一种形式，更多涉及社会工程学，认为优秀的人才正在被取代。我认为他确实相信那种说法。当然，那也是种族歧视。埃兹拉：综你所述，渴望成为星际旅行者，仍是马斯克的动力。他只是认为，多样性、公平和包容及觉醒思维的病毒正在侵蚀文明和天才。卡拉：我们去往他乡的进程受到阻碍，是因为次等人在掌权——他经常谈论这个话题。一次，他在推特上谈剖腹产，说：剖腹产对大脑更好，因为不用通过阴道的话，大脑会更大。我做过剖腹产，所以心想：先生，你给我坐下，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人太留意他这话，但我当时想：哦，他认为必须保证生育——这几乎是一种优生学。他竟然会提出这种观点。他有一些人类大脑和发育的理论。显然，他参与了Neuralink项目[注]。他一直对机器和人类融合感兴趣。 [注] 马斯克将电脑芯片植入人脑的实验。他们不在乎你埃兹拉：回到政府的话题——我把你讲的引申一下——实现人类的长期目标，需要马斯克这样的人控制联邦政府；需要一个不受现代进步平等和共识思想影响的政体，一个不致力于那些缓慢、繁琐、监管和不阳刚的事情，允许冒90枚火箭爆炸风险的政体。他试图从功能上让联邦政府由他这样的人有效控制，好实现那些目标。卡拉：是的，他认为他们碍事。有人说，哦，他们想改革。我说：不，他们想要烧掉重来。这要追溯到彼得·蒂尔。如果你花时间阅读彼得·蒂尔，他就说过：民主行不通，我们需要搞别的东西。有点像“快速行动，打破常规”——这是个软件术语。他们不想建设，只想毁坏。只有毁坏，才能建设。这就是颠覆。他们用的所有词汇，都是关于破坏的。不是创造性的破坏，而是：让我们把一切抹去，然后建设我们想要的文明。他们最擅长用这种技术乌托邦主义(实际上是技术独裁主义)来粉饰这种理论，只要大家都听他们的，世界就将变得更美好。埃兹拉：姑且把它当作一种政府改革理论。卡拉：我知道你喜欢这么说。我认为民主制度运作得相当好，但请继续。埃兹拉：马斯克曾说过，法规应该默认被取消。不是默认存在，而是默认取消。如果事实证明取消某个法规错了，随时可以加回去。鉴于我们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府，官僚主义严重，所以理论是——这也是针对推特的理论——关掉一些东西，大幅削减，出现问题再解决。但最好削减彻底，以干净的方式重建，而不要削减得不够。通常情况下，政治改革不会走那么远。机构改革非常困难，会带来很多问题。旧金山政府效率低下，联邦政府很多地方有待改进。那么，马斯克主义是否值得提倡？——他在做普通政治改革者不愿做的事，并愿意为此承担风险。这是否是创建一个不那么僵化的联邦官僚机构的唯一途径？卡拉：不，我不认为。根本不是。推倒重来很容易，不是吗？牺牲他人是必须的。他们不在乎这些。很多人会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做？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我会说：他们不在乎你。他们不考虑你。你什么都不是。马斯克是最早跟我谈论人工智能的人。他关心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他和阿尔特曼(Sam Altman)一起创立OpenAI，至少对我来说，他是第一个提出这警告的人。一开始他说：人工智能会杀死我们。就像《终结者》里的情节，对吗？人工智能会变得有自我意识，然后反过来轰炸我们，杀我们，然后世界重新开始。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下次见到他时，他提出一个更复杂的想法：它们不会杀我们，会把我们当宠物猫对待。它们喜欢我们在这里，会建造一切设施满足我们的需求。但我们没有危险。只要它们喜欢宠物猫，我们就不会有事。它们不把我们当回事儿。再后来见到他，他有了这样的想法：人工智能像是修高速公路——横贯美国的高速公路。人类是蚂蚁，我们修路时，会毫不犹豫地摧毁蚂蚁窝。我们不知道那里有蚂蚁窝，只做我们要做的。他在表达自己的行事风格：那些事情就像蚁丘，不用考虑它们，因为我们从来不考虑。这是一个有趣的进展：他一开始关心人类命运，而最后不再。埃兹拉：我喜欢这种比喻的递进。对马斯克所做所为的一个类比是推特，他进入推特，用了个非常相似的剧本控制公司。但随后推特崩溃了，它的广告业务崩溃了。它仍是一个糟糕的平台，比以往更糟糕。它有了些以前没有的东西，比如Grok，但它的搜索还是不行。看到川普把什么都外包给马斯克，我想知道他是否考虑过要承担的风险。未来几年，联邦政府职责下可能发生的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要算到他头上。最近发生的可怕的飞机失事，发生在联邦航空管理局(FAA)通过强制退休政策这一年——马斯克迫使FAA官员辞职——他们该受指责吧？坏事总会发生。他们拿斧子对着政府乱砍——无差别强迫辞职、重新分配工作、开除有才华的职员——那么任何错误都该归咎于他们。卡拉：但他们不会承认。他们会说：是前任政府留下烂摊子，我们在清理。你以为他们会在乎后果吗？埃兹拉：他们只在乎权力。卡拉：他们不在乎破坏的后果。他们不在乎，也不考虑后果。和联邦政府比，Twitter规模小些。他吸引广告商的唯一方法就是威胁他们，提起很多诉讼。当然，那些广告商会回去的，会对他服软—— 埃兹拉：现在他有了至高权力，对吧？对他服软是收买和消灾—— 卡拉：特斯拉不比过去做得好，他们的汽车没有创新。特斯拉的股价可能会涨，但销量在下降，因为汽车不如以前。他不在乎实际后果。他们都只在乎破坏，然后声称他们会做出更好的。但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更好的。问他们，他们只会说一切都糟透了，必须全部清除。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他们拿什么替代，因为他们没有建设的理论，只有破坏的理论。就像川普在水的问题上声称：我们必须让水流动起来！他所做的真是一场灾难。他浪费加州的水资源——无缘无故打开水库，去扑已经灭了的大火。然后好多人说，您干得好！埃兹拉：想起控制推特的事。马斯克收购推特后，推特的业务一落千丈。显然，他440亿美元买贵了。一年半前，我会说：他亏大了。但最终他把推特变成了他个人的渠道。他把推特的所有关注和影响力都变成了他可以控制的东西。他从中获得的权力价值，远不止440亿美元。否则，马斯克不可能在国内外政治中扮演这样的角色。卡拉：这是他做的最好的投资——除了那2.8亿美元帮川普竞选的之外。他买下推特时，我们都想：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出这么多钱？真是个白痴。埃兹拉：他自己也曾那么想。他试图退出，觉得价格被高估。卡拉：他想退出，觉得自己愚蠢。他没预料到可以用它做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拥有了一门大炮。马克·库班(Mark Cuban)[注]预料到了，给我打电话说：也许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以特斯拉或Starlink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场合，他得到的是通用汽车或洛克希德公司的主管一样的待遇。可如果他以推特拥有者的身份出现，从影响力角度来看，他会拥有全球范围的巨大权力。 [注] Mark Cuban，美国企业家，科技领域投资人和媒体主持人，曾是达拉斯独行侠队老板。他说：那就是不光在美国起作用。还在全球叱诧风云。马克百分之百正确。马斯克买了下来，成为推特老板。他还有特斯拉。没有别人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很久以前，默多克(Rupert Murdoch)[注]做到了。但马斯克的规模更大、更好、更强、更有影响力。默多克绝不会想到和川普坐在一起，削减美国政府。 [注] Rupert Murdoch，澳大利亚出生的美国媒体巨头，在全球拥有包括太阳报，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福克斯新闻等几百家媒体，福布斯财富排名美国第31。埃兹拉：默多克不想成为自己平台的主角。卡拉：但马斯克现在有点像默多克了。只不过是个喜欢胡来的默多克。埃兹拉：这个类比非常恰当。关于政府，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想建立什么，但推特的经历告诉他：如果把它破坏掉，你就可以控制，就可以让它成为你的工具。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是他干的。劝联邦雇员辞职的邮件，用的是发给Twitter员工的邮件一模一样的标题，太明显了。他想让大家都知道是他干的。他想成为整个事情的主角——就像你一开始说的。卡拉：谢天谢地你这么说，因为媒体都在说：用同样的标题好有趣啊。而我说：他是想让你知道。埃兹拉：就跟他签了名一样。卡拉：他做的一切，都希望别人知道。因为，他极度渴望关注，否则怎么会在深夜与一个叫卡特德的人聊天？为什么？因为他内心有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那是个没有底的深井。我不想剖析，因为我不是心理学家，但天哪，他确实有个巨大的空洞。马斯克和川普两个人都没有解决方案，这是显然的。他们只会说问题是什么，却没有远见。除了“别挡道，让我做我想做的事”之外，他们有什么远见？埃兹拉：魔幻小说有个“罪孽吞噬者”的概念。那种东西会吞噬罪孽，然后得到净化。那是一种牺牲品的角色。卡拉：有点像耶稣。埃兹拉：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川普和他身边的人对政府发动的战争，是很难的。假设事情变糟，马斯克要承担很多责任，这让他成了非常有用的牺牲品。马斯克周围那些谨慎、不大发声的人——苏西·怀尔斯(Susie Wileses)[注]、拉斯·沃思(Russ Voughts)[注]那些人，他们都不反对—— [注] Susie Wileses，白宫幕僚长，川普竞选活动主任 [注] Russ Voughts，美国基督教民族主义者，2025计划撰写人，川普第二任期就任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卡拉：他们放出口风，说：我们无法控制他。埃兹拉：是的，有很多这种说法。一旦他成为负资产，就可以甩掉他。川普会说：马斯克失控了，不是我们干的。有人在准备甩锅。卡拉：川普生活中总有这样的人，科恩(Michael Cohen)[注]就是。现在他有了最厉害的一个。他的生活中总有愿意为老板赴汤蹈火的人——显然他喜欢被称做老板。 [注] Michael Cohen，川普前私人律师，为之“摆平一切”者，曾称愿为川普挡子弹。后因帮助川普欺诈被判入狱，并成为污点证人。马斯克就是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因为有钱，受到更多的保护。埃兹拉：你认为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多真实？卡拉：川普只有三种情绪：A、B、或C。他没有复杂情感。我认为他们会闹翻，我知道他让川普不高兴。同时，川普热爱钱，那是他的核心。川普觉得他有用，而他对川普也的确有用。他就像一条有用的冲锋陷阵的野狗。而且他有很多钱。如果川普想对付哪些参议员，马斯克就出钱让他们落选。川普简直拥有一家取之不尽的银行。川普也知道他需要马斯克来维持权力。他不会想让马斯克走人，那样的话马斯克会很生气——他有能力报复。所以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他做的可能会越来越离谱。川普会无限包容：哦，他说了种族歧视的话吗？我不在乎。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破除一切埃兹拉：我惊讶地看到川普试图显示马斯克在他控制之下。他说：“没有我们的批准，埃隆什么也做不了，也不会做。我们会酌情批准，不合适的，我们不会批准。” 但政府内部不断传出消息，说他其实不受任何控制。我觉得这两者都是真的——川普可以拒绝，但实际上他不在乎。所以，从某种奇怪的角度来看，他俩的危险在于，马斯克拥有超强能力，几乎无止境地渴望风险，他冒的风险可能会让所有人陷入困境。卡拉：会是什么风险呢？引爆核弹？埃兹拉：政府被破坏，事情会变得极糟。得对政府持多么负面的看法，才能相信，赶走如此多的优秀政府雇员，如果发生灾难，世界也能安然无恙？而灾难时常发生——川普第一任期就爆发了疫情。川普在第一任期有个奇怪的能耐——他本负责管理国家，却能显得置身度外。这让他能以奇怪的方式将自己与他不喜欢的政府工作区分开来。他的深层政府之说奏效了。但现在他没那个借口了。你采取这种公开、强硬的手段，赶走那么多人，你就要承担所有风险。事情坏了，人们回头看，会说：伊隆，那些人接受了买断，他们选了你给的岔路。卡拉：你的前提是他们在乎有损害。他们才不在乎，他们不会承担责任。你听说过扎克伯格为任何问题承担过责任吗？埃兹拉：川普有在乎的东西。市场开始波动，他就迅速撤回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他也不想中期选举惨败。卡拉：是的。他必须留着马斯克的原因之一是钱——为了操纵，为了在中期选举中获胜，需要投入滚滚资金。但话说回来：他们其实不在乎。损害已经造成了。马斯克认为破除一切是唯一的方法。他们希望你只关注破坏，而注意不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被摧毁的世界。破坏无处不在，很难弄清都有什么被摧毁了。人们感觉不到愤怒，只有无力感。埃兹拉：他们经常企图引起人们这种无力感。我想问一个关于硅谷科技文化的问题。现在有股潮流，人们万马奔腾般奔向科技极权主义。这股潮流在硅谷文化领袖中发展极为迅速、极为猛烈，那些人拥有最大的社交媒体账户，他们都出现在川普就职典礼。对于那股文化潮流，你是否看到了反向力量？都在朝那个方向流动吗？员工也在朝那个方向走吗？这种文化面前，什么是逆向赌注？十年前情况非常不同，那时每个人都支持奥巴马。卡拉：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不支持拜登。埃兹拉：他们不支持拜登。但2016年他们痛恨川普——除了蒂尔。所以变化非常快。这让我想知道四年后会变成什么样。你是否知道谁是你关注的变化信号？卡拉：有几个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本周刚上我的播客。我能感觉到他的恐惧。他资助了卡罗尔(E. Jean Carroll)的诉讼。他是个很可爱的人，而且不偏不倚——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我认为他不会像以前那样激进。他一定在想：我该怎么办？我危险了。马克·库班是另一类。他向我表示，他不想竞选总统。我认为他有机会，他可以说：拜托，我们不该这样的。不是每个人都转向了。转向的有些大嗓门而已，如马斯克、大卫·萨克斯之类。也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转向。蒂姆·库克(Tim Cook)没坐前排。他不需要出现在那张照片上。我从不认为硅谷是自由主义的，我认为他们是功利主义的。他们在社会问题上宽容，但并不是真的关心。他们没多想，他们只想做自己的生意。我不认为他们支持川普，但无论是鲍勃·伊格尔(Bob Iger)[注]还是别的谁，都得进贡。现在他们别无选择。 [注] Bob Iger，迪斯尼首席执行官。我也不认为川普有很多支持者，其中有嗓门大的，其他人只是无奈地摇头。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形成抗衡的力量。那些人在摧毁一切，对吧？正如你所说，等灾难来临，那将是一场巨大的混乱。他们朝那个方向站队，是因为那对他们和股东有利。怎么对股东有利，他们就怎么做——如果川普让股市下跌，他们立刻会站到川普对立面。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价值观，他们压根没有。马斯克比他们大多数人都更有价值观，虽然那价值观有些扭曲变形。所以我认为，不管金融市场往哪走，他们都会跟着走。这是我的感觉。埃兹拉：在这一点上结束访谈挺合适的。卡拉·斯威舍，非常感谢。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3 00:00

马斯克成了最危险的人

动作，或许还没有来。后续，甚至还要动奥巴马医改下的Medicaid和Medicare等项目。这个可以说是众望所谓，奥巴马医改的年度预算高达26%，甚至比美国国防开支的13.3%还要高一倍…… 粗略计算，至少200万美国公务员将被要求主动辞职。你要是不自己走，到时候一毛钱补偿都不给。再加上那两千多万还在领社保的“幽灵”，影响的人难以测算。总而言之，裁人这块，目前的DOGE完全可以做到。但有一件事更危险的事，仅凭几个人和现有的AI技术可能无法做到：查账。美国政府过去这么多年的账，绝对波及到全世界。就这么几个人，无论怎么天才，就算各部门把账本送到案前让你查…… 查到特朗普下台，这账都不可能理得清。别说6个人，就是6万人，三五年之内也很难查阅完。就算真请这么多会计来查，人多鱼龙混杂，根本就没办法保证公正性。人不可能办到，只有更强大AI可以。它将光速整合所有单位的所有数据，钱去哪了、经谁的手、效果如何，全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具体怎么做？至少有4个方向。第一，锁定资金流向。 AI通过分析资金的流通路径，追溯到资金末段，判断这笔钱的合理性。第二，扫描财务数据。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对比数据和政策，快速发现资金是否存在利用法律漏洞套利的可能性。第三，自动处理。 AI不间断分析海量的政府文件，自动筛选可疑的数据，极大缩短效率部发现问题的时间成本。第四，自我升级。 AI也会犯错，但“对抗训练”机制可以将AI错判的数据重新编码为新的训练数据，不断提高准确率。 …… Gork 3之前的AI，也可以做到这些事。尤其是凭借第四点，自我升级的能力，效率会越来越高。但是，能不能在2026年7月4日前完成目标？ Gork 3之前，毫无疑问不能，否则马斯克没必要烧钱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Gork 3可以吗？毫无疑问也不能，否则同样没必要以公认收益低的方法，继续烧钱。马斯克现在最缺的，不是钱，是时间。当然，若能实现突破、真的大力出奇迹了，那更好。但这不是第一优先级。不论能不能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只要能缩短达成目标的时间，至少对马斯克本人和效率部的几人而言，就是赚的。 03 时代旋涡很明显可以看到，马斯克的改革并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直接利用科技，试图用一年时间就完成对沿用两百年的体系进行降维打击。这与历史上任何国家的改革，底层逻辑和外在表现是类似的。总体上都是直接用暴力手段，打破旧的体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四个新的变量。第一个是体量。综合所有层面，美国是人类历史上体量最大的国家。船大难掉头，过去体量不足其百分之一的国家想要变革都无比艰难，何况是这尊巨无霸。第二个是时间节点。当下毫无疑问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夕。同前三次科技革命一样，生产力的飞跃将带来巨大的财富增量，这些新的财富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利益受损的群体。打不过你，但只要还有好处，也不是不能跟你混。这实际上减少了很多矛盾，还是那句经典台词：谁赢，他们跟谁。第三个变量，是马斯克本人。马斯克被称为美国版张居正，和DOGE六君子一样，这个称呼同样暗示了不好的结局。他动的不仅仅是美国官僚体系的蛋糕，届时这场改革很可能将扩散至全球每一个角落，人类社会所有的政治游戏规则都将被改写。这不是选择题，AI技术对治理逻辑的重构，正如工业时代的到来推翻了君主制，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大趋势。（比如最近深圳引入AI公务员，或许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如此大的漩涡中，改革能成功就罢了，马斯克的地位没有人可以动摇；若半路折戟，旧体系的反扑也不是他可以承受的。只有前一种情况，第四个变量才有意义。最后一个变量是速度。这次虽然算得上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仅仅想用一年多就完成变革，这是前无仅有的疯狂，也有可能对社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破坏。数以亿计的普通人，能否跟得上？有没有必要这么急？乐观点看，马斯克不是政客，他的DOGE并不是正规部门、权力的保质期只有4年。他改革的目的并不是成为新的掌权者，而是为自己移民火星的终极理想服务。所以这种急迫，同样表现在太空事业上。大多数人都很费解，为啥马斯克那么频繁发射火箭，好像非得赶着这几年上太空。商业因素固然有，更多则是人生苦短的无奈。马斯克1971年生，今年已经54岁。而美国的平均寿命是76.6岁，就算他能蹦跶到100岁，也还就剩40多年。即便飞船没问题了，还得验证宇航员培训、前哨基地建设和补给等一系列问题。按正常发展速度，他到死都不可能看到登陆火星。他没有时间等技术逐步完善，必须尽快推动技术迭代。达成这一目标的唯一办法，只有让全世界、至少是美国快速完成升级，为自己的终极理想服务。全人类都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请上了通往星辰大海的方舟，真的太仓促了。而我们除了点赞转发，又能做些什么？(全文完）

格隆汇02-22 17:29

华盛顿邮报：现在，轮到美国上演“战狼外交”了

美国版的战狼外交在战略上并不一定奏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国务院副国务卿理查德·斯滕格尔表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团队“自认为是现实主义者，但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盟友。现实主义也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一种短视的‘你最近为我做了什么’式的外交。” 如今，代理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事务的官员是达伦·比蒂——一位坚定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民族主义者。比蒂曾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担任演讲撰稿人，但因被曝光曾参加一个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出席的会议而被解职。而他似乎并未因此收敛，去年10月，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如果你希望事情能顺利进行，就必须让有能力的白人男性掌权。” 据Semafor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正式任命纽约律师萨拉·罗杰斯接替比蒂，她曾为全国步枪协会辩护，并起诉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审核政策。由于比蒂可能无法获得参议院批准，罗杰斯的任命符合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际利益和价值观的狭隘定义。然而，特朗普更广泛的政策——包括他对“收购”格陵兰岛的明显新帝国主义欲望，可能最终成为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礼物。长期以来，这两个国家的官员一直批评美国的虚伪和霸权行为。 “每当特朗普发表贬低‘不得通过武力或胁迫重新划定领土边界’这一原则的言论，北京的宣传人员可能都会互相击掌庆祝。”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与台湾问题专家瑞安·哈斯说。与此同时，在美国战狼们的网络争论之外，中国正展开一项庞大的全球软实力扩张计划，包括对全球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斯滕格尔指出，中国一直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实现社会繁荣和幸福的最佳途径，所以不要接受它。” 他说：“他们的公共外交就是在宣扬，‘要更像我们，我们的体制更好’。” 而特朗普及其战狼外交官们，似乎没什么兴趣进行反驳。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1 00:00

彭博观点：特朗普猛批拜登的经济政策，但是他也在犯同样的错误

险的投资策略，你就应该提高警惕。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杰森·弗尔曼，最近发表了一篇对拜登经济学的深入批评。他指出了许多政策失误，也提到了少数成功之处。但他的核心观点是经济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所有选择都伴随着权衡。拜登政府认为可以投入数万亿美元而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结果却带来了通货膨胀。他们试图通过巨额补贴振兴半导体产业，但同时要求补贴接受者提供托儿服务、遵守严格的监管规定，并仅雇佣工会劳工。他们相信美国能够建立一个绿色经济来拯救地球，而不会让任何人付出更多或减少消费。最终，经济在疫情后复苏了，但实际工资几乎没有提高，通胀风险回归，美国的债务更加沉重。特朗普政府正在重蹈一些相同的错误。他们声称关税不会增加消费者或国内生产者的成本，至少从长期来看不会。他们还认为，只要减少监管并提高政府效率，就能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来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缺口，并缓解债务问题。这些说法几乎不可能成立。确实，政府应该削减浪费和过度监管，某些减税政策确实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增加也不足以弥补税收损失，更不用说填补未来十年即将到期的庞大未偿债务。当然，政治人物承诺“免费的午餐”并不是新鲜事。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几乎所有的金融骗局或经济泡沫都源于一种神话：更高的回报可以伴随更低的风险。然而，最近这种“免费午餐”的信念变得越来越普遍。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两种流行的观念助长了这一幻想，而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第一种是，相比于刺激不足，提供过度经济刺激更好。第二种是，对通胀和高利率的担忧已经成为过去。 2009年签署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耗资超过8000亿美元，但一些经济学家当时（甚至现在仍然）认为规模应该更大，认为经济复苏因刺激不足而变得不必要地缓慢。同时，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多年保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大资产负债表。按照传统经济理论，这种额外债务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本应导致更高的通胀和利率，但这些情况当时并没有发生。政策制定者从这一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无论花费多少、无论采取多么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不会导致利率上升或通货膨胀。因此，他们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经济刺激，采取任何方式都没有成本。只要利率接近零，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毕竟，在近乎零利率的环境下，债务几乎没有成本，而且只要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似乎是值得的。然而，没有哪种金融环境会永远持续，包括近零利率。而债务，往往是长期存在的。低利率助长了这种幻想，但问题远不止于此。过去十年，来自左右两派的声音都在反对“新自由主义”，这一经济理念认为，更多的市场化政策和更自由的贸易能带来更好的经济增长。反对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拒绝接受政策存在权衡的现实。新自由主义从不承诺经济会持续增长或完全避免失业，但总体而言，比其他选择能带来更多的赢家和更高的经济增长。而另一种观点——即减少国际贸易、尽可能刺激需求，并由政府主导经济活动，则变得更具吸引力。人们被告知，这种方式会带来更多确定性、更高增长、更大财富，甚至更公平的财富分配。拜登经济政策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市场，增长从来都伴随着风险，而最终都需要付出代价。每一种政策选择都会带来赢家和输家、成本和收益。换句话说，所有政策都涉及权衡。如果有人告诉你不是这样，他们就是在试图向你兜售什么。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1 00:00

特朗普政策引发经济涟漪效应一个行业受益这两个行业前途未卜

r说：“我们知道特朗普在上任时试图撤销奥巴马医改。”“医疗保健政策会发生什么？保险会怎么样？” 气候变化也会影响房屋保险政策，这反过来又可能影响住房市场。Silver说，这是“最大的沼泽，因为你无法为它做计划。” “如果你还不能为你的房屋投保，......在全国最大的州，情况如何？”Silver继续说道。“我说的是加州，当然，还有佛罗里达。但我不妨谈谈我来自的新墨西哥州——整个夏天和初秋都有野火。无论你住在哪里，获得保险都越来越难......我们在这个行业陷入了僵局。”

Heidi02-18 16:44

马斯克突发揭露“罕见”调查：美国政府长期资助基地组织、塔利班和ISIS！

是一名出生于美国的圣战分子，2011年奥巴马政府时期，他在也门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中丧生。美国官员当时报道称，他是基地组织的核心人物，包括在2009年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开枪打死13人之前与陆军精神病学家尼达尔·哈桑(Nidal Hasan)有过直接接触。在美国政府效率部门对联邦政府机构进行调查以查找超支、腐败和欺诈行为期间，政界的目光一直集中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上。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一个负责管理对外援助项目的独立政府机构，共和党议员、DOGE和智库揭露该机构多年来资助了一系列可疑项目，包括帮助推出伊拉克版的“芝麻街”和在危地马拉等国家推动跨性别活动。本周，社交媒体账户爆出一份文件副本，据称该文件显示美国国际开发署还资助了奥·拉基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学费。调查记者上周末发现这份文件，并将其发布到推特(现更名为X)网站上。文件显示，一份日期为1990年6月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表格概述了奥·拉基据称通过谎称自己是也门国民并有资格获得交流签证而获得了就读该大学的资金。奥·拉基1971年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鲁塞斯，父母来自也门。美国媒体在2011年奥·拉基去世后报道称，他在美国和也门长大。福克斯数字媒体发现，这份出土的文件此前曾由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和档案机构国家安全档案馆报道过。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在2015年报告称：“这份日期为1990年的表格证实，安瓦尔·奥拉基有资格获得交流签证，美国国际开发署将为他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学业提供‘全额资助’。” 这份文件还附有一份文件副本。“这份文件错误地将安瓦尔的出生地列为也门首都萨那，他后来表示，这是在认识他父亲的美国官员的敦促下故意编造的谎言，以便他有资格获得为外国公民保留的奖学金。” 据报道，这份将奥拉基与美国国际开发署资金联系起来的文件，是在特朗普政府似乎要解散该机构之际被发现的。2月初，该机构的标识从其总部撤下，而美国国际开发署网站也被关闭，此前只显示一条消息，称“直接雇用人员”将于2月7日休假，但“关键任务职能、核心领导和特别指定项目”人员除外。此后，一名联邦法官下令暂时阻止特朗普政府让该机构约2200名员工休假的计划。该命令至少有效至2月14日。民主党和政府雇员对美国政府效率部门和马斯克进行了猛烈抨击，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员工称，调查是对该机构的“黑手党式接管”，并表示他们“在心理上害怕”他会公开分享他们的私人数据。 “我们必须解决效率问题，”特朗普说。“我们必须解决欺诈、浪费、滥用职权等政府存在的问题。看看美国国际开发署，就知道那里存在哪些欺诈行为。”

秉哥说市02-14 15:20

马斯克爆料政府腐败黑幕！民主党人指控：中国“头号傀儡”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融博客ZeroHedge报道，鲍尔曾任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驻联合国大使，并于2021年5月宣誓就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2021年1月，她在一份披露表中报告称，自己的净资产在670万至1650万美元之间。据网站Biden's Basement称，她的净资产现在估计高达3000万美元。据多方报道，鲍尔的收入来源多年来一直不尽相同。据报道，在担任联合国大使后，她担任哈佛大学教授每年可赚47.1万美元，在雀巢、谷歌和瑞银等大公司演讲可赚35.1万美元，此外还有100万美元的图书版税。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投资持有量增加1173万美元。ZeroHedge写道：“如果不得不猜测的话，美国政府效率部门通过Palantir的情报机构(包括人工智能)获取来自财政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OPM)的信息，将很快揭开隐藏在多层组织迷雾中的腐败行为。” 香港《南华早报》(SCMP)消息称，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周二利用有关中国在拉丁美洲港口投资的听证会，严厉批评马斯克，并警告共和党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计划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 (来源:SCMP) 文章提到，马斯克与中国的“深厚关系”和拆除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为招致人们的鄙视，因为他领导了特朗普削减政府浪费的运动。 7月份，包括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在内的两党参议员达成协议，再次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霍利当时说：“国会不应该是为了赚钱，国会议员没有理由利用只有他们才能获得的信息来牟利。 ”

颜辞02-12 09:38

美国学者称，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已引发宪法危机

，曾在小布什政府的司法部任职。鲍尔则是奥巴马政府的白宫法律顾问。他们长期研究宪法第二条（即关于总统权力的规定）。他们指出，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在某些方面确实呈现出测试法律理论的特征，“但从整体上看，这些举措更像是一项更广泛的计划，即通过蔑视法律的方式，在实践中召开一场‘微型宪法大会’，以全面‘修订’宪法第二条。”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1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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