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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两万字特别报道:乌克兰战争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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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1980年代的阿富汗,三十年后的
叙利亚
。 这也是一场战争方式的重大实验,不仅帮助乌克兰人,也为美国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积累经验。 在阿富汗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战争中,在伊拉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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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伊斯兰国”的战争中,美国军队直接参战,同时支持当地盟友的作战行动。而在乌克兰,美国军方不被允许直接派兵上战场,必须远程提供援助。 那些在打击恐怖组织时磨练出的精确打击能力,能否在与全球最强大军队之一的战争中奏效?乌克兰炮兵能否毫不犹豫地向距离1300公里之外美军指挥官发来的坐标开火?乌克兰指挥官能否仅凭无线电中美方的声音:“那里没有人——开打”,就命令步兵突入敌后村庄? 这些问题的答案——实则整个合作关系的成败——取决于美乌军官之间是否建立足够信任。 “我永远不会骗你。如果你骗我,我们之间就结束了。”扎布罗茨基将军回忆道,这是多纳休将军在第一次见面时对他说的话。“我也是一样的想法。”扎布罗茨基回答。 第 1 部分,2022 年 2 月至 5 月,建立信任以及杀人机器 2022年4月中旬,大约在威斯巴登会议召开前两周,美乌海军军官在一次例行情报通话中,雷达屏幕上突然出现异常。一名前美国高级军官回忆,“美国人说‘哦,那是莫斯科号’!乌克兰人说‘我的天哪。多谢。再见。’” 莫斯科号是俄军黑海舰队旗舰。乌克兰人成功将其击沉。 这是一次标志性的胜利,展现了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和俄军的无能。但这个事件也反映出战争初期美乌关系的脱节状态。 美国人感到愤怒,因为乌克兰人事先没有任何通知;他们也很惊讶,乌克兰竟然拥有能打击这艘舰的导弹;还感到恐慌,因为拜登政府本无意让乌克兰攻击俄罗斯这一象征性极强的目标。 乌克兰人则根深蒂固抱有怀疑态度。 在他们看来,战争其实早在2014年就已开始,当时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东煽动分裂叛乱。时任总统奥巴马虽然谴责俄方行动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他担心美国介入会引发全面战争,因此只批准非常有限的情报共享,并拒绝提供防御性武器。 “毛毯和夜视仪很重要,但你不能靠毛毯打赢战争。”当时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抱怨说。 奥巴马后来放宽了一些情报分享限制,而特朗普在首个任期中进一步放松,并首次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 而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全面入侵前的紧要关头,拜登政府关闭基辅大使馆,撤走全部美军人员(只有一支小型中情局小组被允许留下)。 在乌克兰人看来,这就如一位美军高级军官说的,“我们告诉他们俄军来了,然后,再见。’” 入侵发生后,美国将领提出提供协助,但遭遇乌方不信任的壁垒。 “我们正在和俄军作战,你们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听你们的?”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上将第一次见到美方人员时这样说。 瑟尔斯基将军很快转变态度,美方能提供他们从未掌握过的战场情报。 战争初期,这种协助形式非常简陋——多纳休将军与几名助手仅靠手机,将俄军动态传送给瑟尔斯基及其参谋。但即便是这种临时安排,也触碰了乌军内部的敏感神经——瑟尔斯基与他上级、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内之间的权力之争。 在扎卢日内的支持者看来,瑟尔斯基已在借助美方关系为自己争取优势。 加剧问题的,还有扎卢日内与他的美方对应——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之间的紧张关系。 电话中,米利可能会质疑乌克兰的武器请求,或依据五角大楼屏幕上的卫星图像提出战术建议。接下来就是尴尬沉默,然后扎卢日内干脆挂掉电话。有时候他甚至完全不接电话。 为了确保他们继续沟通,五角大楼启动了一条复杂的“电话链”:米利的一名助手先打给加州国民警卫队司令戴维·S·鲍德温少将,他再拨给一位来自利沃夫的富商、洛杉矶飞艇制造商伊戈尔·帕斯特纳克。帕斯特纳克和当时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西·列兹尼科夫是老相识。 列兹尼科夫再去找扎卢日内,说,“我知道你对米利不满,但你得给他打电话。” 这样拼凑起来的联盟,最终在之后的一连串紧急事态中整合成真正的合作伙伴。 3月,俄军未能攻占基辅后调整战略,将重心转向东部和南部——这是一个美国情报评估认为要花数月完成的兵力调动,而俄军只用了两个半星期。 美军欧洲与非洲司令部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上将与多纳休将军得出结论:如果不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兵力和火力都严重不足的乌克兰将注定失败。 换句话说,联盟必须开始提供重型进攻性武器——比如M777榴弹炮及炮弹。 拜登政府此前仅批准过防空与反坦克武器的紧急输送。而M777代表着一次重大变化——首次明确支持一场地面主战场的全面战争。 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与米利上将决定由第18空降军负责武器输送和作战培训。当拜登批准提供M777之后,托尼·巴斯礼堂正式成为作战总部。 一位波兰将军出任多纳休的副手。一位英国将军负责在前篮球场上设立的后勤中心。一位加拿大军官则负责培训工作。 礼堂地下室被改为“融合中心”,用于整合并生产关于俄军阵地、调动和意图的情报。据情报官员称,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官员,与多国联盟情报人员共同工作于此。 第18空降军的代号是“龙军”,这个新作战单位被命名为“龙特遣队”。唯一还未完全到位的,是乌克兰高级指挥层的支持。 2022年4月26日,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米利将军把列兹尼科夫和扎卢日内的一位副手,介绍给卡沃利与多纳休两位将军。 他说:“这两位就是你们的合作对象。他们会帮助你们。” 信任开始形成。列兹尼科夫表示愿意与扎卢日内沟通。回到基辅后,“我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威斯巴登,”列兹尼科夫说,“就这样开始了。” 合作的核心,是两位将军——乌克兰人扎布罗茨基与美国人多纳休。 扎布罗茨基将军虽然当时在议会任职,但成为威斯巴登方面的主要乌克兰联络人,虽然身份有点非官方,但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像乌克兰军队中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扎布罗茨基将军对敌人非常了解。上世纪90年代,他曾在圣彼得堡的军事学院学习,并在俄罗斯军队中服役了五年。 他同样熟悉美国人。2005年至2006年间,他曾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八年后,扎布罗茨基将军在乌克兰东部俄军支持势力控制区后方指挥了一次危险的行动。这次任务部分是参考他在莱文沃思堡学习过的一次战斗——美利坚联盟国将军斯图尔特围绕波托马克军麦克莱伦将军发起的著名侦察行动。 这让他引起了五角大楼一些有影响力人物的注意,他们觉得这位将军是可以合作的领导者。 扎布罗茨基将军回忆在德国威斯巴登的第一天:“我的任务是搞清楚,多纳休将军是谁?他有什么权限?他能为我们做多少事?” 多纳休将军是特种部队秘密世界中的明星。他曾与中央情报局的暗杀小组和地方合作伙伴一起,在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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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和阿富汗暗中追捕恐怖分子头目。 作为三角洲特种部队的领导人,他曾协助建立与库尔德武装的合作关系,一起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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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斯兰国”。卡沃利将军曾形容他是“漫画中的动作英雄”。 现在,他向扎布罗茨基将军和他的同行——少将基里连科,展示了一张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被围困区域的地图,图上俄军数量远超乌军。 他喊出“荣耀属于乌克兰”的战斗口号,同时指出了挑战:“你们可以跟别人一起喊‘荣耀属于乌克兰’,我不在乎你们有多勇敢。看看这些数字吧。” 接着,他和扎布罗茨基将军讲解了一项争取到秋季前获得战场优势的计划。 第一阶段已经开始——训练乌克兰炮兵使用他们的新型M777榴弹炮。“龙特遣队”随后将帮助他们利用这些武器阻止俄军推进。然后,乌军需要发起反攻。 那天晚上,扎布罗茨基将军写信给基辅的上级。 “你知道,很多国家都想支持乌克兰,”他回忆说。但“必须有人来协调,来组织一切,解决眼前的问题,规划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我对总司令说,‘我们找到了合作伙伴。’” 不久,近20名乌克兰人——情报人员、作战规划者、通信和火控专家——陆续抵达威斯巴登。军官们回忆,每天早上,乌克兰人和美国人都会聚在一起,分析俄军武器系统和地面部队情况,挑选最关键、价值最高的目标。 优先目标清单随后交给情报融合中心,军官们在那儿分析各种数据流,确定目标坐标。 在美国欧洲司令部内部,这一过程引发了一场微妙但棘手的语言争论:鉴于任务的敏感性,把目标称为“目标”,是否会过于挑衅? 一些军官认为“目标”这个词是合适的。另一些人则称之为“情报线索”,因为俄军常常在移动,信息需要地面验证。 最终,这场争论由欧洲司令部情报负责人、少将蒂莫西·布朗定调:俄军部队的位置被称为“感兴趣点”,空中威胁被称为“关注轨迹”。 “一旦有人问你,你有没有把一个目标传给乌克兰人?你就可以诚实地回答,没有。”一位美国官员解释说。 每一个“感兴趣点”都必须遵守一套情报共享规则,以降低俄方对北约伙伴的报复风险。 “感兴趣点”不能位于俄罗斯境内。如果乌克兰指挥官想要攻击俄罗斯本土目标,扎布罗茨基将军解释说,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情报和国产武器。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我们向俄罗斯传达的信息是,这场战争在乌克兰境内进行。” 白宫还禁止共享关于“战略性”俄方领导人的情报位置,比如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知道有国家在帮助某个国家帮助暗杀我们的参谋长,那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那样的话,我们就进入了战争。” 同样,“龙特遣队”也不能提供任何能识别出个别俄军士兵位置的情报。 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是,“龙队”会告诉乌克兰人俄军在哪里。但为了保护情报来源和方式不被俄方间谍识破,他们不会透露情报来源。乌克兰人只能在安全云端看到一串串坐标数据,分成不同优先等级——第一优先、第二优先等等。 扎布罗茨基将军回忆,当乌克兰人质疑这些情报是否可靠时,多纳休将军会说:“别管我们怎么知道的。你只要相信你开火就会命中。你会满意结果。如果你不满意结果,告诉我们,我们会改进。” 这个系统在五月正式启用。首个打击目标是一辆配备雷达的装甲车“Zoopark”,俄军可以用它来追踪像M777这样乌军的武器系统。情报融合中心在乌克兰东部俄军占领的顿涅茨克附近发现了一辆Zoopark。 乌克兰人准备设下陷阱:首先向俄军阵地发射炮弹。当俄军打开Zoopark雷达来追踪来袭火力时,融合中心就会精准定位Zoopark的坐标,为打击做准备。 到了约定那天,扎布罗茨基将军讲述,多纳休将军给炮兵营指挥官打了通话打气:“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非常好,”乌克兰人回答。 多纳休将军接着核对了卫星图像,确保目标和M777炮位正确。直到一切准备妥当,炮兵才开火,摧毁了Zoopark。 “大家都说,‘我们能做到!’”一位美国官员回忆。 但一个关键问题仍未解决:如果在面对多个目标、爆发激烈战斗时,这个系统还能否有效运作? 这场战斗发生在顿涅茨克以北的北顿涅茨克。俄军试图在那里搭建浮桥渡河,继而包围并夺取这座城市。扎布罗茨基将军称其为“一个地狱般的目标”。 接下来的战斗被认为是乌克兰在战争早期一次重要的胜利。浮桥变成了死亡陷阱。乌克兰方面估计,至少有400名俄军被击毙。未被公开的是,美国提供了关键的“兴趣点”情报,帮助阻止了俄军的进攻。 战争最初几个月,战斗主要集中在乌克兰东部。但美方情报机构也在追踪俄军在南部的调动,特别是在赫尔松这座主要城市附近的大规模部队集结。 不久后,几支M777榴弹炮部队被重新部署,龙特遣队开始提供兴趣点,用于打击那里的俄军阵地。 随着实战经验的积累,龙特遣队生成兴趣点的速度加快,乌克兰人也更快的开火。他们越是展现出M777与类似系统的打击效果,联盟就越是派来更多装备,而威斯巴登方面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兴趣点。 “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相信了吗?”扎布罗茨基将军回忆说,“当多纳休说这是一份阵地名单。我们核对后说,这100个位置很好,但我们还需要另外50个。他们真的就把那50个也发来了。” M777迅速成为乌克兰军队的主力装备。但由于装备155毫米炮弹通常射程不超过24公里,面对俄军在兵力和装备上的压倒性优势,依然难以匹敌。 为了让乌军在精准度、速度和射程上获得补偿性优势,卡沃利与多纳休两位将军很快提出一个更大胆的提议——提供高机动炮兵火箭系统,也就是HIMARS。 这种系统使用卫星制导火箭弹,可对距离达80公里的目标发动打击。 随之而来的争论反映出美方立场的变化。 五角大楼官员最初持抵触态度,不愿消耗陆军本就有限的HIMARS库存。但5月,卡沃利将军亲赴华盛顿进行游说,最终打动了相关部门。 时任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塞莱斯特·沃兰德回忆说:“米利总是说,现在是一支小的俄式军队在与大的俄式军队作战,他们打法一样,乌克兰永远赢不了。” 而卡沃利将军的论点是,“有了HIMARS,他们可以像我们一样作战,那样他们才能开始打败俄军。” 在白宫,拜登及其顾问在这一观点与“刺激普京可能导致战争升级”的忧虑之间权衡。一位官员回忆说,当将军们提出HIMARS请求时,“感觉就像站在那条红线上,想着,跨出这一步,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当白宫决定迈出这一步时,这位官员说,龙特遣队已成为“整个战争的后方中枢”。 威斯巴登将全面监督每一次HIMARS打击。多纳休将军与助手会审查乌克兰的打击名单,并就火箭发射器的布置和打击时机提出建议。 乌克兰人只能使用美方提供的坐标。每次发射弹头前,HIMARS操作员都需使用一张特别的电子钥匙卡,美方可以随时将其停用。 几乎每周,都有一次HIMARS打击造成超过100名俄军伤亡。俄军陷入混乱,士气崩溃,战斗意志随之瓦解。随着HIMARS数量从8套增加到38套,乌克兰操作员熟练度不断提高,一位美国官员表示,打击效果提高了多达五倍。 “我们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确实是其中一部分。”扎布罗茨基将军表示,并说:“其他国家用10年、20年、30年来建立这个体系,而我们被迫在几周内完成。” 双方携手打磨出了一部高效的杀伤机器。 第二部分:2022年6月至11月,“等你们打败俄罗斯” 在第一次会面时,多纳休将军曾向扎布罗茨基将军展示一张地区军事态势图,图上以颜色区分:美军与北约军队是蓝色,俄军是红色,乌军是绿色。 扎布罗茨基问:“为什么我们是绿色?我们应该是蓝色。” 到了6月初,当两人再次并肩坐在桌面作战地图前推演乌克兰反攻计划时,扎布罗茨基将军看到,代表乌军的标记块已经变成了蓝色——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旨在强化彼此的共同目标。 “等你们打败俄罗斯,”多纳休将军对乌克兰人说,“我们就会把你们永远标成蓝色。” 距俄军入侵已过去三个月,地图呈现出这样的战况: 在南部,乌克兰人在黑海造船重镇尼古拉耶夫挡住了俄军攻势。但赫尔松仍在俄军控制之下,大约2.5万人的俄军部队盘踞在第聂伯河西岸。在东部,乌克兰军队在伊久姆阻止了俄军推进,但俄方仍控制着从那里到边境之间的大片区域,包括战略要地奥斯基尔河谷。 俄军战略已从最初试图斩首基辅政府,转为缓慢绞杀。乌克兰急需发动反攻。 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与英国军方支持一个最具雄心的方案——从东南部扎波罗热附近出发,推进至俄军占领的梅利托波尔。 这一行动如果成功,将切断俄军从俄罗斯本土进入克里米亚的陆上补给线。 从理论上讲,多纳休将军同意这个目标。但据他的同僚回忆,他认为以乌克兰军队当时的状态、以及联军能提供的M777数量,根本无法支撑进攻梅利托波尔。 为了在兵棋推演中说明这一点,他亲自扮演俄军指挥官。每当乌克兰“进攻”,多纳休就用压倒性的火力将其“击溃”。 最终,双方同意发动一场两线作战,以迷惑俄军指挥官——根据美方情报,俄军判断乌方只能发动一场进攻。 主攻方向是收复赫尔松并控制第聂伯河西岸,以防俄军南方部队推进至敖德萨港口,并为再度进攻基辅创造条件。 多纳休将军主张设立与赫尔松进攻地位对等的第二战线——从哈尔科夫地区发起攻击,直指奥斯基尔河谷。但乌克兰方面则主张采用较小规模的佯攻,以吸引俄军东调兵力,为赫尔松战役扫清障碍。 这个佯攻将在9月4日前后开始。乌军随后将发动为期两周的炮击,以削弱俄军南部防御。直到9月18日左右,他们才会正式进军赫尔松。 如果弹药仍够,他们将尝试渡过第聂伯河。扎布罗茨基将军回忆多纳休当时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过河,挺进克里米亚咽喉,就按这个计划来。” 但这一计划很快被推翻了。 泽连斯基有时会直接与地区指挥官通话,在一次通话后,美方被告知作战顺序已更改。 赫尔松战役将提前——而且变成首攻方向,时间定在8月29日。 多纳休将军向扎卢日内指出,需要更多时间为赫尔松反攻做准备,这种调整将让反攻计划、甚至整个国家陷入危险。美方随后得知其中内幕:泽连斯基希望出席9月中旬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他和顾问认为,如果能在战场上展示进展,有助于争取更多军援。因此,他们在最后一刻打乱了原定计划——这种政治与军事之间的脱节,将日益影响整个战争的走势。 结果却没有人预料到。 俄军随即从东线调兵增援赫尔松。这时,扎卢日内意识到,东线俄军兵力空虚,或许乌军可以执行多纳休原本主张的计划——推进至奥斯基尔河谷。 “快上,快上,你们已经把他们逼到墙角了,”一位欧洲官员回忆,多纳休将军对乌军东线指挥官瑟尔斯基将军喊道。 俄军溃败的速度超出预期,士兵抛弃装备仓皇逃跑。乌克兰指挥部原本并未预料会打到奥斯基尔河西岸。当部队抵达那里时,瑟尔斯基在泽连斯基心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在南方,美方情报显示,驻扎在第聂伯河西岸的俄军部队正面临粮弹短缺。 乌军犹豫不决。多纳休将军不断劝说现场指挥官科瓦尔丘克少将继续推进。很快,美军高级将领卡沃利与米利也出面,直接施压扎卢日内。 但这依然没用。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问多纳休,如果科瓦尔丘克是你的下属,你会怎么做? “他早就被我开除了。”多纳休答道。 “交给我吧。”华莱士说。英国军方在基辅拥有相当影响力;不同于美方,英方自战争爆发后就派出小型军官团队进驻乌克兰。 如今,国防大臣动用这种影响力,要求乌方撤换指挥官。 对普京而言,没有比克里米亚更重要的领土了。当乌军小心翼翼地推进,试图渡过第聂伯河,挺进克里米亚,这引发了五角大楼官员所称的“关键忧虑”:要让俄罗斯总统产生谈判的动机,就必须对克里米亚施加压力。但这样做,也可能逼他采取“极端手段”。 乌军已经在地面上施压。拜登政府授权乌克兰研发、制造和部署一支新兴的海上无人机队,专门用于打击俄军黑海舰队(美方提供的一架原型机,原是为对抗中国大陆对台湾袭击而研发)。 起初,美国海军仅被允许提供克里米亚领海以外俄军舰艇的位置。到了10月,中情局开始秘密协助无人机对塞瓦斯托波尔港实施攻击。 同月,美国情报部门截获俄军驻乌总指挥苏罗维金将军的通话内容:他确实在讨论采取极端手段,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以阻止乌军渡河并直取克里米亚。 在此之前,美方评估俄罗斯动用核武的概率仅为5%至10%。现在,他们判断,如果俄军南线崩溃,概率将上升至50%。 紧张情绪达到了临界点。 在欧洲,卡沃利与多纳休将军不断敦促新任指挥官塔尔纳夫斯基准将带领部队前进,击溃俄军,夺取其装备。 而在华盛顿,拜登的高级顾问却开始忧心忡忡地想——是否该劝乌军放慢推进速度。 这是乌军击溃俄军、扭转战局的最佳时机。也是引爆更大战争风险的最危险时刻。 最终,在这种“宏大的模糊”中,这一时刻并未真正到来。 为掩护撤退,俄军指挥官留下小股部队作为屏障。多纳休将军建议塔尔纳夫斯基:或绕开这些小股部队,或迅速歼灭,集中打击主力部队。 但每当乌军遭遇这种俄军“钉子兵”,就停止前进,以为后方隐藏着更大部队。 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多纳休告诉乌方,卫星图像显示他们面前的只是两辆俄军坦克。但乌军看不到图像,担心遭遇陷阱,迟迟不敢推进。 为促使乌军继续前进,龙特遣队提供“兴趣点”,由M777炮手发射神剑导弹摧毁坦克——每次遇到俄军残部,乌军都需重复这一耗时步骤。 最终,乌克兰还是收复了赫尔松,清除了第聂伯河西岸的俄军。但反攻就此停滞。乌军因弹药短缺,未能渡河,也未能像他们所希望、俄军所畏惧的那样,推进至克里米亚。 随着俄军渡河撤退、进入更深的占领区,大型工程机械开动,地面被撕裂,深深的战壕一条条筑了起来。 尽管如此,乌克兰军方仍士气高涨。扎布罗茨基将军在他下次前往威斯巴登时,送给多纳休将军一件“战斗纪念品”:一件俄军士兵的战术背心——而这名士兵的同袍,正朝着2023年的烈焰战场——巴赫穆特,前进。 第三部分:2022年11月至2023年11月 周密的计划 2023年的作战计划几乎在2022年秋天就立即启动——那时回头看,是一个充满不切实际乐观情绪的时刻。 乌克兰已经控制了奥斯基尔河和第聂伯河的西岸。联盟内部普遍认为,2023年的反攻将是这场战争的最后决战:乌克兰将实现彻底胜利,或者普京将被迫求和。 “我们会赢下这一切,”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回忆,泽连斯基曾对盟友这样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扎布罗茨基将军在那年深秋的威斯巴登会议上解释,总司令扎卢日内再次坚持主攻方向应是梅利托波尔,切断俄军通往克里米亚的补给线——他认为那是2022年本该打出的致命一击,被错失的战略机会。 而美国部分将领再次劝告谨慎。 在五角大楼,官员们担心难以为这次反攻提供足够武器,有人甚至认为乌克兰应考虑在自身处于最有利地位时谈判达成协议。 当米利将军在演讲中提出这个建议时,许多乌克兰的支持者(包括当时压倒性支持这场战争的国会共和党人)将此视为“绥靖”。 在威斯巴登的私下交流中,多纳休将军对扎布罗茨基和英国代表指出,俄军已在南部挖战壕。他还提到几周前乌军在第聂伯河前的推进迟滞。 “他们正在固守阵地,”他说,“你们要怎么越过去?” 扎布罗茨基和一位欧洲官员回忆,多纳休主张暂缓:如果乌克兰人花上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组建、训练新旅,届时再打梅利托波尔,胜算会大得多。 英国方面则坚持,如果乌克兰一定要打,联盟就该尽全力支持。 卡沃利将军说,他们不需要像英美一样优秀,只要比俄军强就够了。 结果是,没有暂停。 扎布罗茨基对扎卢日内说:“多纳休是对的。” 但他也承认,“除了我,没人喜欢他的建议。” 况且,多纳休将军也即将离任。 第18空降军的部署本就是临时性的。如今将由一个更长期的机构接替他们在威斯巴登的职责:乌克兰安全援助小组(Security Assistance Group–Ukraine),代号“厄瑞玻斯”(Erebus)——希腊神话中的黑暗化身。 那天秋天,计划会议结束后,多纳休将军陪同扎布罗茨基前往克雷兵营的机场。他送给扎布罗茨基一块纪念盾牌——盾上是第18空降军的龙形徽章,外圈环绕着五颗星。 最西侧的代表威斯巴登,稍东是热舒夫–亚西翁卡机场。其余三颗星分别代表基辅、赫尔松和哈尔科夫——象征着扎卢日内和南、东部的指挥官。 在星星下方,刻着一个字:“谢谢。” 扎布罗茨基回忆说,他当时问:“你为什么谢谢我?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 多纳休回答说,是乌克兰人在前线作战、牺牲,测试美军装备与战法,并分享经验教训。 “多亏你们,”他说,“我们才建立起这些以前从未拥有的体系。” 在风大嘈杂的机场,两人反复争论谁更应致谢,最后握手告别。扎布罗茨基登上了等候的C-130运输机。 “新来的那位”是中将安东尼奥·阿古托。他是一位风格完全不同的指挥官,肩负着不同的使命。 多纳休将军善于冒险,而阿古托将军则以谨慎和擅长训练与大规模作战著称。2014年克里米亚被吞并后,奥巴马政府扩大了对乌克兰的训练计划,包括在乌西设立基地,阿古托曾负责这个项目。 在威斯巴登,他的首要任务是训练新旅。 “你得把他们训练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他说。 这意味着乌克兰将获得更大自主权,双方关系重心重新调整:一开始,威斯巴登努力争取乌克兰信任。 现在,乌克兰反过来要求威斯巴登信任他们。 很快,机会来了。 乌方情报发现俄军在被占领的马凯耶夫卡一所学校设立临时兵营。 “相信我们,”扎布罗茨基对阿古托说。这位美将领选择信任他,而扎布罗茨基回忆说,“这次目标打击流程完全由我们独立完成。” 威斯巴登只提供了坐标。 在这个新阶段,美乌军官仍每天会面,共同设定打击优先级,情报融合中心据此生成兴趣点。但乌克兰指挥官现在可以更自由地利用HIMARS,对本国情报确定的新目标进行打击——只要这些目标符合既定战略优先。 “我们会退一步观察你们,盯着你们别做出疯狂举动,”阿古托将军对乌方说。“目标是让你们最终能独立运作。” 2023年1月的兵棋推演结果,与2022年如出一辙,确定为双线作战计划。 次要方向由瑟尔斯基将军负责,在东部巴赫穆特展开攻势——此地已鏖战数月——并假装意图进军2022年被普京宣布吞并的卢甘斯克地区。这一动作被认为将牵制俄军东部兵力,从而为南方主攻梅利托波尔扫清道路。那里俄军防线因冬季潮湿寒冷已腐朽崩塌。 但新计划一出台,就面临新问题。 扎卢日内虽为乌军总司令,但与瑟尔斯基之间的竞争正日益削弱他的权威。据乌克兰官员称,这场矛盾始于2021年泽连斯基决定提拔扎卢日内,跳过其上级瑟尔斯基。入侵后,双方为争抢稀缺的HIMARS资源而竞争加剧。 瑟尔斯基生于俄罗斯,曾在俄军服役,最初以俄语参加会议。扎卢日内有时轻蔑地称他为“那个俄国将军”。 美方知晓瑟尔斯基对自己只能承担辅助任务一事不满。阿古托将军致电确认他理解反攻计划,他回答:“我不同意,但我接到命令了。” 反攻原定于5月1日展开。在此期间,部队将接受训练。瑟尔斯基将贡献四支经历实战洗礼的旅(每旅3000至5000人),赴欧洲接受训练,另加四支新兵旅。 但瑟尔斯基另有打算。 在巴赫穆特,俄军正投入大量兵力且不断伤亡。瑟尔斯基认为这是围歼敌军、破坏其士气的机会。据美方官员称,他对阿古托将军说:“把所有新兵派去梅利托波尔。” 泽连斯基站在他一边,反对自己任命的总司令,也无视美方建议。这一决定,实际上瓦解了原本构建于精锐部队基础上的反攻蓝图。 最终,只有四支未经实战的新旅被派往欧洲接受训练(乌克兰国内还将再训练八支旅)。而这些新兵多数年纪偏大,大多在40岁至50岁之间。 一位美方高官回忆:“我们脑子里只想着。这不妙。” 乌克兰征兵年龄为27岁。新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卡沃利将军曾劝扎卢日内,“让你们的18岁年轻人上场吧。” 但美方判断,无论是总统还是总司令,都不会承担这一政治敏感决定带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美方内部也出现类似权衡。 前一年,俄军错误地将指挥所、弹药库与后勤中心部署在距前线不到80公里的位置。但新情报显示,这些重要设施已被转移至HIMARS打击范围之外。因此,卡沃利与阿古托将军建议迈出下一步: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其射程可达300公里,从而限制俄军在克里米亚对梅利托波尔防御的支援能力。 ATACMS一直是拜登政府极度敏感的话题。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2022年5月间接警告米利将军称,任何射程达300公里的武器都属于“越线”。 五角大楼还面临现实问题:美军自身库存不足,一旦美国卷入战争,可能弹药告急。 简而言之,传达给乌克兰的信号是明确的:不要再提ATACMS了。 原来的设想已被彻底颠覆。尽管如此,美方仍看到一条胜利之路,虽然这条路越来越窄。要把握住这丝希望,关键是必须按原计划在5月1日启动反攻,在俄军修复防线、向梅利托波尔增派兵力之前先发制人。 但最后期限过去了。部分弹药与装备交付被推迟,尽管阿古托将军一再保证已经有足够物资启动行动,乌克兰方面仍拒绝动手,直到全部物资到位。 在某个时刻,情绪升级,卡沃利将军对扎布罗茨基将军说:“米沙,我爱你们的国家。但如果你们不打,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我的回答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克里斯托弗。但请你也理解我。我不是总司令,也不是乌克兰总统。”扎布罗茨基回忆道,并说:“可能我当时也想像他一样哭。” 在五角大楼,官员们开始感觉到某种更严重的裂痕正在出现。米利将军问扎布罗茨基:“告诉我实话。你们是不是改了计划?” “没有,没有没有,”他回答。“我们没有改计划,也不打算改。” 当说这些话时,他真心相信自己说的是实情。 5月下旬,情报显示俄军正在快速组建新旅。尽管乌克兰没有拿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但他们拥有了认为“足够”的资源。他们必须开始行动了。 扎卢日内在国家军事指挥机构“斯塔夫卡”会议上,介绍了最终计划。塔尔纳夫斯基将军将拥有12个旅和绝大部分弹药,负责主攻方向梅利托波尔。海军陆战队司令索多尔中将将佯攻马里乌波尔——这座城市在一年前被俄军围困后占领。瑟尔斯基将军则在东部巴赫穆特负责辅助战线,那里的阵地战已持续数月,乌军刚刚失守。 但瑟尔斯基随后发言。据乌克兰官员称,他表示希望脱离原计划,对巴赫穆特发动全面攻势,驱逐俄军,随后推进至卢甘斯克地区。他当然还需要额外兵力与弹药。 美方未被告知这次会议的结果。但随后,美方情报部门发现乌军部队和弹药的调动方向与既定计划不符。 不久,在波兰边境一次紧急安排的会议上,扎卢日内向卡沃利与阿古托两位将军坦承,乌军实际上决定同时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这不是计划!”卡沃利将军喊道。 据乌克兰官员透露,斯塔夫卡会议后,泽连斯基下令将联盟提供的弹药在瑟尔斯基与塔尔纳夫斯基之间平分。 同时,五个受过训练的新旅也拨给瑟尔斯基,只留下七个旅用于梅利托波尔战役。 “一切还没开打,就仿佛亲眼看着梅利托波尔反攻走向终结。”一位乌克兰官员表示。 战争已进入第十五个月,一切走到了这关键时刻。 “我们当时应该退出。”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 但他们并没有。 “牵涉生死、关乎领土价值高低的这些决定,本质上是主权决策,”拜登政府一位高层官员表示,“我们能做的只有提供建议。” 马里乌波尔战役的指挥官索多尔将军非常愿意听取阿古托将军的建议。这一合作带来反攻中的一个重大胜利:在美方情报发现俄军防线一个弱点后,索多尔指挥部队利用威斯巴登提供的“兴趣点”夺回斯塔罗马约尔斯克村,收复近21平方公里土地。 对乌方而言,这场胜利引出新问题:马里乌波尔战线是否比梅利托波尔更具希望?但进攻因兵力不足而陷入停滞。 问题在阿古托办公室的作战地图上一目了然:瑟尔斯基在巴赫穆特的攻势,正在耗尽乌军的兵力。 阿古托将军呼吁瑟尔斯基将兵力和弹药南调支援梅利托波尔攻势。但乌方与美方官员表示,瑟尔斯基拒绝让步。即便在瓦格纳首领普里戈任因反叛普京军方,率军朝莫斯科推进时,他也不愿调整部署。 美方情报评估认为,这场兵变可能打击俄军士气与组织力;拦截信息显示,俄军指挥官对乌军未趁虚直扑防御薄弱的梅利托波尔感到意外。 但在瑟尔斯基看来,兵变正验证了他的策略:通过巴赫穆特绞杀俄军,引发其内部动荡。 他对阿古托将军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们会打到卢甘斯克。” 泽连斯基曾将巴赫穆特称为“我们士气的堡垒”。结果,这里成了兵力匮乏的乌克兰危险处境的血腥缩影。 虽然伤亡数据差异极大,但俄军死伤人数确实远超乌军。然而,瑟尔斯基始终未能收复巴赫穆特,也未能推进至卢甘斯克。而俄军在东部重建部队、继续推进,乌克兰则缺乏新兵来源。 普里戈任最终在逼近莫斯科前撤兵,两个月后死于坠机,美方情报认为是克里姆林宫暗杀。 剩下的希望寄托在梅利托波尔。 威斯巴登系统的一大优势是速度——从“兴趣点”到乌军打击之间的时间被极大压缩。但这一优势,以及整个梅利托波尔战役,被乌军指挥官对“兴趣点”使用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所削弱。 弹药远少于原计划,因此不再直接开火,而是先用无人机确认情报。 这种模式逐渐形成恶性循环,再加上过度谨慎和缺乏信任的氛围,在乌军艰难穿越布满地雷和直升机火力的地狱战场,逼近俄军占领的罗博廷村时,终于爆发。 美方官员回忆,当时乌军正以火炮猛烈轰炸俄军,美方情报显示敌军已在后撤。 “马上占领地面,”阿古托将军对塔尔纳夫斯基将军说。 但乌军侦察到一小股俄军占据一座山丘。 卫星图像显示,俄军只剩一个排,约20至50人。阿古托将军认为,这不足以阻挡推进。 但塔尔纳夫斯基拒绝前进,除非这一威胁被清除。威斯巴登将那个排的坐标发给他,建议同时开火并推进。 但塔尔纳夫斯基选择用无人机再次验证情报。 这耗费时间。确认后才开火。 打击后,他又派无人机确认山头已被清空。确认无误后才命部队进攻罗博廷,并于8月28日成功夺取。 这段反复花费了24至48小时。就在这段时间里,俄军在罗博廷以南开始新一轮布防、布雷,并调来增援,阻断乌军进展。 “整个局势彻底变了。”扎布罗茨基将军说。 阿古托将军大声命令塔尔纳夫斯基:继续前进。但乌军必须轮换前线部队,而他们只有七个旅,无法迅速补充兵力。 乌军进展缓慢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在威斯巴登,沮丧的美方官员始终念念不忘那座山上的俄军排。 “一个该死的排挡住了整个反攻。”一位军官说。 乌军最终没能打到梅利托波尔。他们不得不缩小目标。 新目标是占领托克马克——这座被占领的小城位于通往梅利托波尔的一半路程,靠近关键铁路与公路干线。 阿古托将军虽赋予乌方更大自主权,但现在他拟定了一份详细炮击计划,“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列明乌军应以何种武器、按何种顺序打击哪些目标。 但塔尔纳夫斯基对部分目标提出异议,坚持使用无人机验证“兴趣点”,“滚雷行动”因此陷入停滞。 为了挽救反攻,白宫秘密批准运送少量射程约160公里的集束弹头。阿古托与扎布罗茨基制定行动,打击威胁塔尔纳夫斯基部队的俄军攻击直升机。至少有10架被击落,俄军被迫将所有飞机撤回克里米亚或俄本土。但乌军仍未能推进。 美方最后的建议是由瑟尔斯基接手托克马克战役。遭到拒绝。随后建议索多尔派海军陆战队挺进罗博廷,突破俄军防线。扎卢日内却命令海军陆战队转战赫尔松,开辟新战线,美方坚决反对,称此举注定失败——试图渡过第聂伯河、挺进克里米亚。 海军陆战队在11月初成功渡河,但兵力与弹药耗尽。原本应是一记致命反击的反攻,就此以黯然告终。 第四部分:2023年12月至2025年1月 信任裂痕与突破边界 圣诞节前夕,泽连斯基首次走进威斯巴登的大门,访问这个战争中美乌合作的秘密核心。 他步入托尼·巴斯礼堂,经过陈列着两国联合作战战利品的展厅——扭曲的俄军车辆残骸、导弹碎片与飞机零件。 当他走上那个俯瞰篮球场旧址的走廊,仿佛回到2022年扎布罗茨基将军第一次站在这里的那一幕,礼堂内的军官们纷纷鼓掌致意。 但总统此行并非为庆祝而来。反攻失败的阴影未散,第三个艰苦战时冬天逼近,前景更为暗淡。俄军正趁势在东线不断增兵。而在美国,怀疑乌克兰的特朗普正重新崛起,一些共和党议员开始抱怨要削减对乌军援。 一年前,联盟还在谈论胜利。而随着2024年的到来,拜登政府被迫一次次突破自己设定的“红线”,只为让乌克兰维持住战局。 但在那时,威斯巴登面临的紧迫事务是:卡沃利与阿古托两位将军向泽连斯基解释,2024年不可能收复大片失地。联盟无法提供一场大规模反攻所需的全部装备,乌克兰也无法迅速组建起足够的军队。 乌军必须放低预期,专注于可实现的目标,确保自己仍能留在战局之中,同时建立战力,为2025年可能的反攻做准备:他们需要在东线设防,阻止俄军继续推进;也需要重整现有部队、补充新旅,联盟将协助训练与装备。 泽连斯基表示支持。 但美方清楚,他是勉强接受。泽连斯基一次又一次明确表示,他既想要,也迫切需要一场重大胜利来提振国内士气,并稳住西方援助。 就在几周前,泽连斯基曾要求扎卢日内在2024年秋前将俄军赶回乌克兰1991年边界。扎卢日内随后向美方提出一个计划,让人震惊:需要500万发炮弹和100万个无人机。 对此,卡沃利将军用一口流利俄语回答:“从哪来?” 几周后,在基辅国防部的一间厨房,扎卢日内一边猛吸电子烟,一边把卡沃利将军“锁”在那里做最后的恳求。 “他夹在两团火之间,一边是总统,一边是盟友。”一位他的助手说。 作为妥协,美方向泽连斯基提出一种“象征性胜利”方案——代号“月光冰雹行动”,用远程导弹与无人机发动空袭,迫使俄军将其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撤回至俄罗斯境内。 此前,在中情局、美英海军协助下,乌克兰曾使用海上无人机与英国“风影”导弹、法国SCALP导弹打击黑海舰队。威斯巴登主要提供情报支持。 但要推进对克里米亚的更大规模打击,乌克兰需要更多导弹——大量ATACMS。 在五角大楼,那些长期的顾虑并未消失。但阿古托将军向奥斯汀简报“月光冰雹”的战略意义后,一位助手回忆,奥斯汀说:“好吧,这个战略目标非常有说服力,这不仅仅是打击目标的问题。” 泽连斯基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ATACMS。但一位美官员说:“我们知道,他内心深处仍然想要更大的行动。” 2025年1月下旬,扎布罗茨基将军在威斯巴登指挥中心接到一则紧急信息,离席片刻。 回来后,他面色惨白,将阿古托将军带到阳台上,一边抽着一支Lucky Strike烟,一边说:乌克兰高层权斗已至高潮,扎卢日内将被免职。而最可能接任的是他的对手,瑟尔斯基。 这对美方来说并不意外;他们早已听闻总统对扎卢日内的不满。乌克兰国内普遍认为,这一人事变动源于政治考量——担忧在民间极受欢迎的扎卢日内可能参选挑战泽连斯基。 此外,在斯塔夫卡会议上,泽连斯基曾公开架空扎卢日内,而后者又在《经济学人》上发表文章称战争陷入僵局,乌方需要“质变式技术突破”,当时泽连斯基正高喊“彻底胜利”。 一位美官员说,扎卢日内已是“政治上的死将”。 瑟尔斯基的上任带来了谨慎的安慰。美方认为,他更接近总统核心圈,决策流程可能更稳定一致。 他们也熟悉这位将军。 但这种“熟悉”也包括2023年的记忆——包括巴赫穆特的伤痕。他有时不采纳建议,甚至试图架空美方。但卡沃利与阿古托认为,自己已了解他的个性,他至少会倾听,也通常信任他们提供的情报。 但对扎布罗茨基来说,这次变动是一次个人打击,也是战略上的未知。他视扎卢日内为朋友,并为其放弃议员席位,担任作战与计划副手。 不久,他就被排除出这个职务和威斯巴登的角色。阿古托得知后,打电话邀请他去北卡的海滨别墅一起扬帆。 “等我下辈子吧,”扎布罗茨基答道。 而这场人事变动恰逢合作关系进入极度不确定阶段:在特朗普推动下,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冻结610亿美元军事援助。梅利托波尔战役期间,乌军指挥官曾坚持用无人机确认每一个“兴趣点”;现在,弹药更少,前线指挥官也普遍采纳这一模式。 威斯巴登虽仍不断生成“兴趣点”,但乌方几乎不再使用。 “我们现在用不上这个,”扎布罗茨基对美方说。 “红线”持续后移。 ATACMS已于春初秘密运抵,防止俄方发现乌军已可打击克里米亚全境。 还有所谓“SMEs”。几个月前,阿古托将军获准派出一小组(约12人)军官前往基辅,稍微突破美军不得驻乌的限制。为避免联想到美军顾问在越战前进驻南越的历史,他们被称为“专题专家”。而在乌方人事更替后,为加强协调与信任,美方将驻基辅人员增至约36人,这些军官现在可以公开称为“顾问”,但仍仅限于基辅地区活动。 但最敏感的红线,是俄罗斯边境。很快,这条线也将被突破。 4月,资金障碍终于解除,180枚ATACMS导弹、数十辆装甲车、8.5万发155毫米炮弹开始经波兰运入乌克兰。 但联盟情报发现,俄军另一轮调动正在展开:一个新组建的“第44军团”正向乌俄边境北部的别尔哥罗德集结。俄方抓住乌方等待美援到位的窗口期,准备在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 乌方相信,俄军意图是占领环绕哈尔科夫的主要交通干道,从而用炮火攻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威胁逾百万平民的生命安全。 这场俄军攻势暴露出一个根本性的不对称:俄军可在边境线后方用火炮支援部队,而乌军却不得使用美方装备或情报进行还击。 但危险也带来机会。俄方因自信美方不会允许乌军越界攻击,安保极其松懈,整支部队连同装备就暴露在田野之中,几乎毫无防御。 乌方请求美方批准使用美援武器越过边境打击俄境内目标。更进一步,卡沃利与阿古托将军提议,像在乌克兰与克里米亚一样,由威斯巴登协助提供“兴趣点”与精准坐标,指导这些打击行动。 白宫尚在讨论这些提议之时,2025年5月10日,俄军率先发动了攻击。 这成为拜登政府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刻。卡沃利与阿古托两位将军受命设立一个“作战区”(ops box)——即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区域,允许乌克兰使用美方提供的武器进行打击,威斯巴登则可提供情报支持。 起初,他们主张设立一个较大的作战区,以覆盖另一项紧迫威胁:滑翔炸弹——这种改装自苏联时期的老旧炸弹,加装了机翼与导引装置,变成精准武器,正对哈尔科夫制造持续恐怖轰炸。 一个半径约300公里的作战区,可让乌克兰使用新获得的ATACMS导弹打击这些滑翔炸弹部署区及其他俄境深处目标。但奥斯汀认为这属于“任务扩张”:他不希望从“月光冰雹”行动中挪用ATACMS资源。 最终,两位将军被指示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延伸约80公里,属于HIMARS常规射程;另一个则接近两倍。拜登与顾问们最终选择了最保守的版本——虽然这是有限方案,但为了同时保护苏梅与哈尔科夫,其范围沿乌克兰北部边境延展开来,面积几乎与美国新泽西州相当。 中情局也获准向哈尔科夫地区派遣军官,协助乌方在作战区内行动。 作战区于5月底正式启用。俄军措手不及:威斯巴登提供的“兴趣点”与坐标,加上乌方自己的情报,HIMARS导弹在作战区内精准打击,帮助乌克兰守住了哈尔科夫。俄军因此遭受战争以来最惨重的伤亡之一。 不可想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美国已深度介入杀伤俄罗斯本土军队。 2024年夏,乌军在北部和东部战线兵力极度吃紧。尽管如此,瑟尔斯基将军仍对美方反复强调:“我需要一场胜利。” 早在3月,这一趋势已有迹象。当时美方发现,乌克兰军事情报局(HUR)正秘密筹备一场进入俄罗斯西南部的地面行动。中情局驻基辅站长找上情报局长布达诺夫将军,警告:如果你越过边界,将不会得到美方武器或情报支援。 布达诺夫还是行动了,最终被迫撤退。 类似时刻,拜登政府官员曾苦笑道,他们通过监听更了解俄军在计划什么,却难以掌握乌克兰盟友的真实意图。 而对乌克兰人而言,“不问就是默许”,总比“问了就要阻止”来得好。乌军前情报指挥官康德拉秋克中将表示:“我们是盟友,但我们的目标不同。我们保卫国家,而你们是在守着冷战时代的幻影恐惧。” 8月,阿古托将军任期将满,原定9日离任。当天,乌方含糊地提及北部“将有行动”。 8月10日,中情局驻基辅站长也调任回总部。指挥更替之际,瑟尔斯基将军发动行动——派部队越过俄罗斯西南边境,进入库尔斯克地区。 对美方而言,这次行动构成严重信任破裂。乌克兰不仅再次隐瞒,而且带着联盟提供的装备,越界进入原本划定的“作战区”俄境部分,违反设定之初的明确规则。 这个作战区本意是为防止哈尔科夫人道主义灾难,不是让乌军借机夺取俄方领土。“这根本不是暗示勒索,是明目张胆的勒索。”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说。 美方本可以取消作战区。但他们清楚,正如一位政府官员所说:“那将可能酿成灾难”——库尔斯克境内的乌军将失去HIMARS火力与美方情报支援,陷入险境。 美方最终认定,库尔斯克就是泽连斯基一直暗示的那场“胜利”。这也说明了他的战略考量:尽管口头上仍主张“彻底胜利”,但此次行动的一大目的,是获取筹码——占领俄方土地,作为未来谈判中交换乌克兰领土的筹码。 曾被明令禁止的挑衅性行动,如今已被默许。 在被排除在指挥圈前,扎布罗茨基与阿古托将军共同挑选了“月光冰雹行动”的打击目标。整个行动的执行过程,几乎回到了多纳休将军时期那种“全程扶持”的状态。美英军官几乎参与每一处打击,从确定坐标到导弹飞行轨迹的计算。 约100个克里米亚目标中,最重要的是连接克里米亚与俄本土的刻赤大桥。普京视这座桥为克里米亚与俄罗斯联系的象征;而乌总统泽连斯基则视摧毁这座桥为终极目标。 这座桥曾是美方设定的“红线”。早在2022年,拜登政府就禁止帮助乌方攻击这座桥,连克里米亚侧的接近区也被视为俄罗斯主权领土。(乌方情报部门曾自行尝试攻击,造成一定损毁。) 但在“月光冰雹”行动达成共识后,白宫授权美军与中情局与乌方及英方密谋制定攻击计划:由ATACMS导弹打击桥面脆弱部位,同时海上无人机冲击桥墩。 然而,在无人机准备过程中,俄军加强了桥墩防御。 乌方提出用ATACMS单独发起攻击。卡沃利与阿古托将军反对:仅靠ATACMS无法摧毁大桥,建议等待无人机就位或干脆取消打击。 最终,美方让步,8月中旬,在威斯巴登“勉强协助”下,乌方发射数枚ATACMS攻击刻赤大桥。桥未坍塌,只打出一些“弹坑”。 俄军很快修复。一位美方官员抱怨道:“有时候,他们非得失败一次,才知道我们是对的。” 尽管刻赤桥行动失败,但“月光冰雹”整体合作仍被视为显著成功。俄军舰艇、飞机、指挥所、武器库与维修设施被摧毁或迫使撤离至俄本土。 对拜登政府来说,刻赤桥的失败和ATACMS数量的紧张再次印证了:必须协助乌克兰更有效运用他们的远程攻击无人机。主要挑战仍在于如何绕过俄军防空系统、精准锁定目标。 按美方既有政策,中情局不得提供关于俄境目标的情报。于是,白宫决定允许中情局申请“豁免”,授权其在为特定目标服务的前提下,协助乌方打击俄境内目标。 情报部门发现,在托罗佩茨这个位于乌克兰边境以北约470公里的湖畔小镇,有一个大型弹药库,正源源不断地为俄军在哈尔科夫和库尔斯克提供武器。拜登政府批准了中情局提出的“豁免申请”,将托罗佩茨作为一次验证性打击。 中情局军官向乌方提供了关于弹药库的军火储备、弱点及沿途俄军防御系统的情报。他们还计算出行动所需的无人机数量,并绘制了复杂的飞行路径。 9月18日,大批无人机猛然袭击弹药库。爆炸如同小型地震,炸出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巨大弹坑。视频中,巨大的火球和滚滚浓烟升上湖面上空。 但正如克里米亚刻赤大桥行动一样,这次无人机合作也暴露了战略分歧。 美方主张将无人机打击集中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目标——如同他们在2023年反攻期间(关于梅利托波尔方向)所提出的建议。乌方则坚持攻击更多样化的目标,包括油气设施以及莫斯科周边的一些政治敏感目标(这些行动不使用中情局协助)。 “俄罗斯民意终将倒向普京的对立面,”泽连斯基在9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你们错了。我们了解俄罗斯人。” 10月,奥斯汀与卡沃利将军访问基辅。多年来,拜登政府不断向乌方提供更先进的武器系统,一次又一次地突破“红线”。但防长与将军这次来访,更多是在忧虑地面战局所传递出的警讯。 俄军在东线正逐步向波克罗夫斯克推进,这个城市被一名美官员称作“他们的大目标”。同时,俄军也在库尔斯克逐步夺回部分失地。尽管俄军日均伤亡已飙升至1000至1500人,但他们仍在不断推进。 奥斯汀日后曾提及,在基辅街头装甲车中,他望着窗外,一幕画面触动他:街上许多二十多岁的男性,却几乎无人穿军装。 作为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他说,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本该都在前线作战。 这正是美方此行希望传达的艰难信息之一——说明2025年他们还能为乌克兰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泽连斯基已小幅下调征兵年龄至25岁,但乌克兰仍无法补足现有旅,更遑论新组建部队。 奥斯汀施压泽连斯基进一步采取更大胆行动,征召18岁青年服役。泽连斯基回应,据一位在场官员回忆:“我为什么要征更多人?我们都没有装备给他们。” “可你的将军在报告说,你们的部队兵力不足。”奥斯汀反驳道,“你们的部队缺的是士兵,而不是装备。” 这正是双方长久以来的僵局:在乌克兰看来,美国不愿意做出真正必要的事来让他们赢得胜利;而在美国看来,乌克兰不愿意采取真正必要的行动为自己的胜利负责。 泽连斯基在回应征兵问题时经常说,乌克兰是在为国家的未来而战,而18至25岁青年正是这个未来的父亲。 但一位美官员却说:“如果他们连自己的人民都不肯让上战场,这场仗在他们眼里就不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 早在2023年9月,鲍德温将军曾访问基辅。当时反攻已陷入停滞,美国大选将近,乌方不断向他提问关于阿富汗的事。 他回忆说,乌克兰人非常害怕被抛弃。他们反复打来电话问:“如果共和党赢得国会,会发生什么?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呢?” 他说自己总是鼓励他们保持信心,但他也坦言:“我说话时其实手指是交叉在背后的,因为我真的已经无法确定。” 最终,特朗普赢了,那种恐惧席卷而来。 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拜登采取一系列举措,试图至少暂时维持当前政策,稳住他的“乌克兰项目”。 他跨越了最后一道红线——扩大作战区,允许ATACMS与英国“风影”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这是在朝鲜向俄军派出数千士兵、协助其攻占库尔斯克后采取的决定。 首批美方支持的打击之一,瞄准并击伤了朝鲜指挥官金上将,当时他正在一处指挥地堡内与俄军开会。 政府还批准威斯巴登与中情局支持远程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俄南部某些区域,这些地区被俄军作为进攻波克罗夫斯克的集结区。同时,允许军事顾问离开基辅,前往更接近前线的指挥所。 12月,多纳休将军晋升为上将,重返威斯巴登,出任美军欧洲与非洲司令。他曾是2021年喀布尔撤离中最后一位离开的美军士兵。如今,他必须应对乌克兰这个前景未卜的战局。 自两年前多纳休离开以来,很多事情都已改变。但关于领土的基本问题几乎没变。在战争第一年,在威斯巴登支持下,乌军收复了自2022年入侵以来超过一半的失地。而今,他们只是在东部(以及库尔斯克)为些许土地苦战。 据五角大楼官员透露,多纳休在威斯巴登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恢复战友情谊,为这部曾经高效的战争机器注入新活力——阻止俄军攻势,甚至设法扭转战局。 随后几周,在威斯巴登提供的“兴趣点”与坐标支援下,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攻势明显放缓,乌军甚至在东部一些区域取得进展。但在俄罗斯西南方向,随着特朗普政府削减支援,乌方逐步失去谈判筹码——库尔斯克。 2025年1月初,多纳休与卡沃利将军访问基辅,会见瑟尔斯基将军,确保他同意补充部队、巩固防线的作战计划。据五角大楼消息,随后他们前往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与奥斯汀会面,这是联盟国防首长的最后一次聚会,一切即将改变。 在对媒体和公众关闭的大门内,奥斯汀的各国同行称他为“教父”、“架构师”,称赞他是这场合作的设计者。尽管期间充满信任破裂与误解,他仍维系住了乌克兰人的抗争与希望。 这一切始于2022年春天,多纳休与扎布罗茨基在威斯巴登的初次会面。 奥斯汀一向沉稳坚毅。但在回礼时,他哽咽了。 “这不是道别,”他说,眼含泪光,“让我说声谢谢。” 他接着说:“我祝愿你们一切顺利、勇敢坚定。女士们先生们,继续前行。”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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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4-01 00:00
7.7级大地震突袭亚洲!赵长鹏承诺捐赠1000枚币安币 “死亡”气息弥漫缅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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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有效利用的广泛趋势,例如土耳其-
叙利亚
地震和毛伊岛山火。 加密货币正在迅速改变全球援助,帮助救助儿童会等慈善机构在灾区需要帮助时迅速接触到更多的当地民众。 当救援队在充满挑战的条件下继续工作时,国际合作对于解决紧急需求和支持受影响的社区仍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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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哥说市
03-31 11:32
股汇双杀!土耳其里拉兑美元贬值创历史记录,股市暴跌熔断!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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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贡献30%的GDP,地缘冲突(如
叙利亚
危机)和自然灾害(2023年大地震)导致两大支柱产业收入骤降20%。 三、外部冲击:全球紧缩与地缘动荡的“致命补刀” 国际环境变化放大了土耳其经济的脆弱性。 美元霸权挤压:美联储2024年加息至6.5%,新兴市场资本回流美国。土耳其股市外资持股比例从2020年的65%降至2025年的28%。 地缘政治孤立:因俄乌立场遭欧美制裁,2024年对欧出口下降18%,经常账户赤字扩大至GDP的5.7%。 四、危机后果:从金融市场到社会稳定的全面崩塌 民生灾难:2025年1月,土耳其最低工资购买力相比2020年缩水58%,面包价格同比上涨210%,贫困率突破30%。 金融体系濒临崩溃:银行坏账率升至12%,里拉存款规模单月骤降25%,民众疯狂囤积美元和黄金。 国际信用破产:穆迪将土耳其主权评级下调至Caa3(垃圾级),国际融资成本飙升,5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40%。 结语:土耳其危机的借鉴意义 土耳其的困境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美元霸权体系下,新兴经济体若无法平衡增长与债务、通胀与汇率、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任何“经济奇迹”都可能瞬间崩塌。当前里拉的暴跌或许只是序幕——若政策不改,土耳其或将沦为下一个“委内瑞拉式”恶性通胀的试验场。对于新兴市场而言,这场危机是一记警钟:货币政策独立性、产业多元化和外汇储备充足性,才是抵御风暴的终极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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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03-19 15:29
早报 (03.17)| 事关提振消费,中办、国办发文!多家上市公司遭“3·15晚会”间接点名;中东再燃战火,特朗普下令攻击胡塞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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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实施签证限制,其中,阿富汗、伊朗、
叙利亚
等国公民可能被全面暂停签证、禁止入境。美外交和安全官员起草了一份国家列表,相关国家国民的美国签证将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2. 欧洲央行副行长:当前不确定性高于新冠疫情期间 欧洲央行副行长金多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策给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超过新冠疫情时期。金多斯称:“我们需要考虑当前环境的不确定性,它甚至比新冠大流行期间还要高。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新政府对继续推行多边主义并不十分开放,而多边主义是指跨辖区合作,为共同的问题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也是不确定性的一大来源。” 3. 报告:我国18岁及以上人群平均睡眠时长为7.06-7.18小时 中国睡眠大数据中心发布会暨全国睡眠障碍筛查工作发布会于16日在京召开。会上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人群平均睡眠时长为7.06-7.18小时。该报告由中国疾控中心进行调查,揭示了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状况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1. 贸发会议:2024年全球贸易额达33万亿美元新高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发布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贸易额达到33万亿美元新高,较2023年增长3.7%,但贸易增长势头在2024年下半年有所放缓。报告说,2024年全球贸易增长主要由服务业推动。过去一年服务业增长9%,占总增长的近60%,而货物贸易增长2%。 3. 海关发布:“海关将对进口煤炭实施延迟检查”为不实信息 据海关总署办公厅官方微博账号“海关发布”,近期,部分网络平台传播“海关将自4月1日起对进口煤炭进行延迟检查,或将导致通关时间延长,进口量减少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相关信息引发业界关注与讨论。经海关确认,此信息不实。 3. 印度黄金经销商大打折 2月份印度黄金进口量达20年同期最低水平 印度国内金价本周四创下每10克87886卢比的历史新高,约合每克732元人民币。有金店店主表示,顾客数量,尤其是实际购买的人数较此前明显下降。为刺激消费,印度经销商本周的黄金售价比官方价格低了每盎司39美元,达到近8个月来最高水平。由于金价屡创新高,需求受到抑制,印度2月份黄金进口量估计较上年同期下降85%,达到20年来同期的最低水平。 4. 美国向欧洲多国询问是否可供应鸡蛋 近日,北欧国家的鸡蛋协会表示,美国已与丹麦和其他欧洲国家取得联系,询问这些国家是否可以对美出口鸡蛋。2月份,美国鸡蛋价格同比涨幅高达58.8%。3月初,美国鸡蛋平均批发价达到每打(12个)8美元以上。受禽流感疫情影响,美国鸡蛋产能锐减,鸡蛋批发价格不断上涨。 5. 哈尔滨出台房地产新规 公摊面积、套内建筑面积等须“一目了然” 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面积公示制度,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哈尔滨市住建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面积公示有关事宜的通知》,即日起实施。《通知》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房时,须在售楼处显著位置公示每套商品房的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公示建筑公摊部位及面积、每户分摊计算依据,提高面积公示透明度。 东方集团:3月18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将变更为“*ST东方” 中青宝: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将变更为“ST中青宝” 九鼎投资:公司与成都借宝、人人行科技不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国联水产: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被央视315晚会现场点名的情形 华闻集团: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浪莎股份:收到上交所监管工作函,正积极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核实相关事项 联合精密:股东郑梓贤计划减持不超过1.47%公司股份 国旅联合: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停牌一日 华闻集团: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周末重磅 美参议院投票通过!防止政府“停摆”;卡尼就任加拿大总理,直面美加贸易战升级;国务院部署2025年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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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汇
03-17 08:00
既然休市,来谈谈国内看不到的“G20”(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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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弹不出什么结果 再者,跟土耳其总统谈
叙利亚
,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谈清的,毕竟人家打了你的飞机。 PS:注意,这个网站是俄罗斯的百度Yandex $(YNDX)$ 看看日本人怎么说中俄的吧: 总之,普金还是老套路。 德国 默克尔在G20的存在感还是很强的,更重要的是,她的外套非常的抢镜。 不过德国媒体可能没有这么关心G20了,因为他们更关心的是——大选。 默克尔在她家乡的得票率居然只排到第三,这搞不好要跟奥黑划到同一时代的节奏。 不过德国人做起事来还是相当认真, 要么就不关注,要关注就很犀利。他们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杭州为了办G20成了“鬼城”。 虽然说得也比较直接、犀利,部分也有些过,同时也带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那种优越目光,但的确,他们说的都是事实。 法国 作为“五常”之一的法国,居然真的跟这届G20没什么关系。是的,法国总统来参会,还没有拉加德来参会的意义大,以至于我在《费加罗报》网站上居然很难找到一张奥朗德参加G20的照片。 法国现在面临的局面也挺紧张,自身还顾及不暇。比如说,加莱地区的难民问题。 同时与其报道自己总统没什么存在感的G20,不过关心下邻国德国总统的宝座还能不能做得下去…… 还有,罢工游行看热闹什么的,法国是少不了的。 意大利 更没有什么存在感了,国内的银行都快要破产,球队该卖的也卖了。 来中国,可能更重要的还是跟欧洲官员、IMF、世行什么的谈谈贷款问题吧…… 所以,意大利媒体的主基调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 西班牙 也不是怎么很关心G20,还是更关心他们候选人在国会的议题 沙特 不用说了,关注石油,我也不翻译了,你们看看他们会见的谁就知道了。 巴西 刚办完奥运会,赶走上一个总统,这个新总统貌似很开心啊,在杭州大厦买买买…… 不过毕竟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一带一路也带不到巴西去。 所以只能唱唱金砖五国(巴西是唯一一个拖后腿的) 阿根廷 中国人在阿根廷的势力相对大一点。尽管这个南美国家也身处经济和安全问题,不过阿根廷主流媒体还是留出了不少版面给中国G20,可能还是想多吸引一些投资。 此外,阿根廷人也很乐意报道足球,毕竟习大大喜欢梅西,也希望中国出梅西。中国人肯花钱在足球上,对阿根廷还是个不小的机会啊。 总之,这既然是个大家之会,也不能只看一家之言。 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开放,G20提到的贸易、交流问题也是亟待解决。如果没有了解世界的态度,那想从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中走出来,也是具有极大难度的。 (完) $(TWTR)$ $(RSX)$ $(EMF)$ $(PBR)$ $(PZE)$ $(FXRU)$ $(FXE)$ $(EWG)$ $(EWQ)$ $(KSA)$ $(EWZ)$ $(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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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证券
03-13 14:21
陈亦博:黄金2922空单进场,目标2910-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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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俄谈判和乌克兰停战进展并不顺利,
叙利亚
再次爆发内战,然而黄金却没有因此大幅上涨,说明市场对这些地缘政治因素的反应已经有所钝化,或者市场认为这些因素对黄金的支撑作用有限,难以推动黄金继续上涨突破关键阻力位,一旦有其他利空因素出现,黄金可能更容易下跌。 美元因素: 美元暴跌理论上对黄金是有利的,但黄金却没有借此大幅走强,表明市场可能存在其他因素抑制了黄金的上涨,也从侧面反映出黄金多头力量并非绝对强势,在 2920-2925 区域面临较强的空头压力,一旦市场情绪转向,黄金可能会受空头主导而下跌。 市场情绪和资金流向分析 市场情绪谨慎: 市场对黄金在 2920-2925 区域的突破存在疑虑,多头不敢轻易追高,空头则在该区域附近积极布局,导致黄金价格在该区域附近反复震荡,一旦有风吹草动,很可能引发空头的集中发力,推动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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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指导
03-11 23:55
陈亦博:黄金2922空单进场,目标2910-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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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俄谈判和乌克兰停战进展并不顺利,
叙利亚
再次爆发内战,然而黄金却没有因此大幅上涨,说明市场对这些地缘政治因素的反应已经有所钝化,或者市场认为这些因素对黄金的支撑作用有限,难以推动黄金继续上涨突破关键阻力位,一旦有其他利空因素出现,黄金可能更容易下跌。 美元因素: 美元暴跌理论上对黄金是有利的,但黄金却没有借此大幅走强,表明市场可能存在其他因素抑制了黄金的上涨,也从侧面反映出黄金多头力量并非绝对强势,在 2920-2925 区域面临较强的空头压力,一旦市场情绪转向,黄金可能会受空头主导而下跌。 市场情绪和资金流向分析 市场情绪谨慎: 市场对黄金在 2920-2925 区域的突破存在疑虑,多头不敢轻易追高,空头则在该区域附近积极布局,导致黄金价格在该区域附近反复震荡,一旦有风吹草动,很可能引发空头的集中发力,推动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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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指导
03-11 22:27
以色列游说特朗普政府允许俄罗斯保留在
叙利亚
的军事基地,认为更能保障以色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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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以色列正在游说美国允许俄罗斯保留在
叙利亚
的军事基地,认为俄罗斯比土耳其更能保障以色列的安全。 U.S. Embassy Tel Aviv, CC BY 2.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由于加沙战争,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官员告诉华盛顿,安卡拉支持的
叙利亚
新伊斯兰主义统治者对以色列边界构成威胁。 游说活动表明,以色列正在有计划地试图在
叙利亚
的关键时刻影响美国政策。目前,推翻巴沙尔·阿萨德的伊斯兰主义者,试图稳定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并争取华盛顿解除严厉的制裁。 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在2月份华盛顿的会议以及随后在以色列与美国国会议员的会晤中,向美国高级官员传达了这一立场。 两名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还将主要观点编入一份“白皮书”并传送给部分美国高级官员。 “以色列最大的担忧是,土耳其介入并保护这个新的
叙利亚
伊斯兰主义政权,最终成为哈马斯和其他武装分子的据点,”美国智库Century International的研究员阿龙·隆德表示。 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考虑接受以色列的提议,他对
叙利亚
问题关注很少,使得制裁的未来以及美军是否会继续驻扎在
叙利亚
东北部充满不确定性。 隆德表示,以色列有很大机会影响美国的决策,并形容新政府“极度亲以色列”。 他说:“
叙利亚
现在几乎没有引起特朗普的关注。这是个低优先级问题,政策方面存在空白。” 以色列公开表示不信任主导推翻阿萨德的伊斯兰主义派别——海亚特塔里尔沙姆(HTS)。这个组织原本是“基地”组织的附属团体,直到2016年才宣布切断联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HTS或任何其他与
叙利亚
新统治者有关的势力在
叙利亚
南部存在,并要求这个地区非军事化。 在阿萨德被推翻后,以色列对
叙利亚
军事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并将军队推进到联合国监督的
叙利亚
非军事区。本周早些时候,以色列袭击了大马士革南部的军事目标。 现在,以色列对土耳其作为
叙利亚
新统治者亲密盟友的角色深感担忧。三名美国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官员在与华盛顿的交流中强调了这一点。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他去年表示,伊斯兰国家应联合起来,对抗他所称的“以色列日益扩张的威胁”。 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表示,以色列担心土耳其正在支持伊朗重建黎巴嫩真主党,并警告
叙利亚
的伊斯兰主义团体正在开辟新的反以战线。 土耳其方面则表示,希望
叙利亚
实现稳定,并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土耳其多次表示,以色列在
叙利亚
南部的行动属于扩张性和侵略性政策,显示出以色列并不希望地区和平。 为了遏制土耳其,以色列官员试图说服美国官员,让俄罗斯保留在
叙利亚
的地中海海军基地(塔尔图斯省)以及在拉塔基亚省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 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官员在与美国官员的会议上积极宣传俄罗斯持续驻军的好处,这让一些与会者感到意外。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比俄罗斯更能保障以色列的安全。 但以色列官员对此“坚决反对”,消息人士表示。 目前,
叙利亚
新政府正在与俄罗斯就这些军事基地的未来进行谈判。
叙利亚
的新伊斯兰主义政府正试图向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承诺建设一个包容性的
叙利亚
,并寻求恢复与曾经疏远阿萨德政权的各国的外交关系。 去年12月,
叙利亚
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对一群外国记者表示,大马士革无意与以色列或其他国家发生冲突。 然而,以色列官员向美国官员表达了担忧,认为
叙利亚
新政府可能构成严重威胁,并警告称,
叙利亚
新组建的武装力量未来可能会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消息人士称。 尽管阿萨德与以色列的主要敌人伊朗结盟,但他多年来一直保持戈兰高地边境的平静。然而,他的倒台打破了中东的权力平衡。 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在美拜登任期的最后几周,他的政府曾考虑向
叙利亚
新领导层提供制裁豁免,以换取关闭俄罗斯的两个军事基地。 消息人士称,拜登政府未能在特朗普1月20日上任前达成协议。他们预计,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更为密切,可能更愿意接受俄罗斯继续驻军。 以色列推动保持
叙利亚
弱势的做法,与其他美国盟友的立场截然不同。例如,沙特阿拉伯上个月表示,正在与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磋商,以帮助解除西方对
叙利亚
的制裁。 一名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的消息人士表示,安卡拉本周二接待了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部分目的是为了应对美国新政府在
叙利亚
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并平衡以色列可能在
叙利亚
采取的行动,包括与美国合作的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威胁土耳其的利益。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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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3-02 00:01
从乡绅谈起:“马川之乱”关闭USAID,是美国衰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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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受橙剂毒害的田地;根除脊髓灰质炎;与
叙利亚
、摩洛哥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社区合作,降低激进化的风险;为女童提供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或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其中很多项目虽不显眼,却能带来长期红利。 曾在拜登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的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不久前在《纽约时报》发表观点文章指出,那些试图解散该机构的人极力向美国人民隐瞒一个真相:在这个威胁跨越国界、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美国国际开发署已成为美国的超级软实力之一。 鲍尔说: USAID 已经在其开展工作的 100 多个国家积累了大量政治资本,当美国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提出比较困难的要求时,比如向战区派遣维和人员、帮助美国公司进入新市场或将罪犯引渡到美国,他们更有可能答应。 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投资和工作是他们与美国的主要(通常也是唯一)联系。 鲍尔还说: 该机构许多最重要的投资——如帮助社区在 ISIS 被击败后进行重建,或提高贫穷国家抑制致命传染病爆发的能力——对国家安全极为重要。 防止致命传染病的爆发,防止极端组织的发展、壮大,帮助不稳定国家维持和平与稳定,怎么看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投资。 美国的信誉 为了给关闭 USAID 找理由,白宫官员和马斯克分享了一些虚假的 USAID 合同信息,马斯克还分享了一段虚假视频,说 USAID 花钱请好莱坞明星访问乌克兰。 他们需要用虚假信息作为理由,反倒说明了,所谓美国第一和追求高效率只是借口。 USAID 在提高效率上有没有改进空间?肯定有啊,任何机构都是如此。但为此关闭该机构绝对不是正确的选择。鲍尔说:“除了国会的广泛监督外,USAID 还在网上对其所有项目和开支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或许并非巧合的是,那些想要扼杀该机构的人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关闭 USAID 网站。” USAID 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但效率不是首要问题。 前文说过了,乡绅是社会上深得民众尊敬与信赖的人,是公平与公正的化身。其实美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该不该继续做国际乡绅,而是还有没有做国际乡绅的资格。 美国二战后以其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无私奉献,赢得了世界老大的地位。那时的美国是真正得到尊重的。但是,好景不长,后来美国在不少国际事务中或是没能保持公平中立的立场,或是有太多的小九九,过分算计,违背了为对方的利益服务的初衷,渐渐地老本吃完了,就失去了曾经赢得的尊重。 上图是一个 2000-2024 年的盖洛普调查,调查内容是美国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如何——非常好、有点好、有点不好还是非常不好?图中绿色实线代表对美国印象好的人的比例,红色虚线代表印象不好的人的比例。很明显,在该图的范围内,目前世人对美国的不好印象几乎是最高点,好印象接近最低点。 以这样的声誉,美国又如何能够在国际上继续充当乡绅的角色? 就说最近的两场战争吧。巴以冲突上,美国长期以来站在以色列一边,早就失去了公正中间人的资格,川普上任后,要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的言论,对美国信誉的损害更是雪上加霜。 俄乌战争上,本来美国支持被侵略的乌克兰,是站在正义一边的。川普上任后竟然成了普京的传声筒,一味为俄罗斯争取利益,甚至搞出了在乌克兰和欧盟缺席情况下与俄罗斯交流和平谈判这出戏,岂不是要被全世界唾弃! 所以,美国的当务之急是信誉问题。失去信誉才是对美国利益的最大损害。 川普治下的美国重新走向孤立主义。这必然是衰败的开始。 节约是假 川普和马斯克关闭 USAID 的理由是美国第一和清除浪费。 在 USAID 的六十多年历史中,一直是获得国会两党支持的。川普第一任期间曾试图大幅削减其预算,但遭到国会拒绝。这次川普直接避开国会,以总统行政令的方式,大砍 USAID 以及其他联邦机构,也不纯粹因为鼠目寸光,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为推行为富人减税的政策作准备,同时也达到排除异己,全面掌控权力的目的。 USAID 的预算不到美国政府年度总支出的 1%,按理也不是大头,相对于川普政府希望减税的数字是杯水车薪。但砍这个项目符合川普所谓美国第一的理念,而且这是个特别容易被利用做宣传的项目(所以才有来自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的各种谣言),首先拿这样的项目开刀,有舆论上的优势,可以为随后在其他部门的大刀阔斧创造条件,其负面效果在国内也不容易一下子看见。最后砍掉的预算积少成多,就为推减税政策做了铺垫。 可是,在美国贫富差距巨大的今天,这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美国政府撤销 USAID 项目,必然造成国际舞台上很多地方的真空。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这些真空被填充,哪一天美国想回去都会成为不可能。用前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鲍尔的话说,拆除这些项目会造成伤害,而“所付出的代价将在未来几代人身上显现”。 USAID 是国会立项的,要废除这个项目,也必须经过国会。川普和马斯克的所作所为,既不民主,也不合法。 现在是国会起作用的时候了。共和党人如果不能挺起脊梁,而是继续被川普绑架,那就只能指望选民最终能够看清真相,抛弃共和党。问题是,是这一天先来,还是美国民主消亡的一天先来?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06/opinion/usaid-trump-samantha-power.html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lyezjwnx5ko https://news.gallup.com/poll/116350/position-world.aspx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_First_(policy)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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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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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深度:德国反极端主义防火墙正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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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已超过500万。其中,超过100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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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富汗人,而在2023年,寻求庇护的人数增长了50%。AfD承诺推行“再移民”政策——尽可能多地遣返或劝离这些新移民,同时鼓励已经移居海外的德国人回国。 AfD的领导人表示,他们希望让德国“重新变得安全”,结束“气候疯狂”和依赖太阳能、风能的政策,认为德国天气阴暗、多风不定,不适合这种能源方式;他们还希望将社会福利留给德国人,而不是被外国人“瓜分”。 此外,他们也学会了像万斯一样,对德国的言论自由和民主状况表达愤慨,并主张用“直接民主”取代通过主流政党运作的民主,以打破AfD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现状。 有时,这些担忧会与德国人长期以来对欧盟及其官僚体系的不满交织在一起。在集会上,一名演讲者将德国政府对本国公民的繁琐文书要求,与对庇护申请者的宽松待遇进行了对比。 他说,本国公民只要填错一个选项,就可能被拒绝享受政府服务,而庇护申请者却可以在没有任何文件的情况下出现,政府会提供专人帮他们填写表格,并给予各种便利。如果德国必须是“文书地狱”,那么新移民也应当承受同样的折磨。 伊希施泰特的氛围如此平静,以至于我很难想象这里会有任何犯罪。然而,附近城市的社会混乱却深深印刻在集会演讲者和与会者的脑海中。这种印象似乎激发了他们对于如何“集中并遣返移民”的设想。 哈泽洛夫承诺,在AfD领导下,图林根州首府埃尔福特的机场——一个在过去20年里客流量持续下降的机场。将通过在周边工业区建设“遣返监狱”得到复兴,“在AfD统治下的图林根州,每天都会有几架飞机起飞,将移民送回他们的家乡。通过这样做,我们将为整个德国树立榜样,使图林根州成为‘社会移民’不愿到来的地方。” 伊希施泰特的集会结束后,人们纷纷起身准备回家。一些人已经走到门口,这时台上的某人提议,他们应该用几句德国国歌结束这场集会。所有人都站起来,庄重地唱着。 德国自魏玛共和国以来一直沿用同一首国歌,并且多年前已经去掉了带有纳粹色彩的歌词,比如“德国,高于一切”。 然而,在经历了两个小时关于“伟大的德国祖国”和“文化”的讨论后,又怎么能不听到那些被删去的歌词在远处回响呢? 这种联想对在场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公平的。尽管他们确实希望驱逐外国人,但他们并没有使用侮辱性的词汇,没有恶意攻击伊斯兰教,也没有直接使用种族主义语言或灭绝主义言论。 他们对被指责为法西斯分子感到真诚的受伤。然而,有些话语,一旦用德语说出来,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令人不安的意味。德语就像一座监狱,任何说这门语言的人,都会被某些历史关联所困住。 “上帝保佑美国和美国人民”是常见的套话,但“Gott mit uns”(“上帝与我们同在”)却是纳粹的标语。当我听到一个德国人谈论“das Deutsche Volk”(“德国人民”)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他是否正摸向他的鲁格手枪。 人们不得不问:如果我是领导一个不断被指责与第三帝国有联系的极右翼政党,我是会选择让这种印象更加明显的口号,还是会努力消除这种联想? AfD显然选择了前者,党魁是爱丽丝·魏德尔,而在集会上,人们经常高呼“Alice für Deutschland”(“爱丽丝,为了德国”)。这句话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它听起来却极像“Alles für Deutschland”(“一切为了德国”),这是纳粹冲锋队的口号。 党内的其他领导人,比如赫克,经常发表一些听起来至少对纳粹遗产持中立态度的言论。赫克曾警告称,如果德国人不被安抚,他们与生俱来的“条顿激情”将会爆发成暴力。 他还写道,德国将不得不“摆脱”社会中“太软弱或不愿抵抗日益加剧的非洲化、东方化和伊斯兰化”的部分人口。后来,他解释说,他的意思只是指那些侮辱德国、称其为“狗屎国家”或“杂种国家”,或者希望它被轰炸的人,应该离开。 上个月,在埃尔福特州议会,现任政府的领导人马里奥·福伊特在与赫克对峙时,称AfD是一个“元首崇拜”政党。赫克对此作出夸张的惊讶表情,举起双手,假装震惊。 AfD在竞选中也多次采取激烈的个人攻击战术。 今年,这个党在移民聚集的城市卡尔斯鲁厄散发传单,伪造了一批单程经济舱机票,日期正好是选举日。乘客姓名被写成“非法移民”,目的地为“安全的原籍国”。 “在家也很好”,票上写道,并附上保证:“公民不会被驱逐。” 但其中的措辞暗示,只要法律允许,所有移民都应被遣返。AfD也屡次被曝出党内成员有恶劣的历史,比如骚扰犹太人,或者发表淡化希特勒罪行的言论。 然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AfD的实际领导人魏德尔本人与纳粹形象完全不符。 她可以用激昂的语气谈论移民问题:“我们上台的第一天,就会封锁德国边境”,本月早些时候,她对支持者表示,“不会再让任何人进入”。 但她对德国以外的世界感兴趣,并非出于征服的目的。她能说中文,在中国生活过六年。尽管她拥有典型的雅利安外貌,但她的伴侣是一名斯里兰卡裔女性,两人共同抚养着两个儿子。 在演讲中,她强调德国必须完全遵守难民法,但她补充说,“庇护是暂时的,一旦逃亡的原因不复存在,庇护也就应该结束。” 即便是AfD的批评者也承认,大多数支持者并非真正的种族主义者,许多人被AfD吸引,更多是出于对糟糕经济政策的不满。魏德尔擅长引导讨论,关注那些无论持何种移民立场的德国人都会认为是“愚蠢”的政策。 毕竟,德国的主流政党主导时,决定放弃核能,转向风能和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等于是主动让自己成为“人质”,以防俄罗斯有一天与欧洲对立。不过AfD与特朗普政府一样,对俄罗斯非常友好,主张重新开放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管道,以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并降低价格。 魏德尔之所以能专注于批评这些政策,部分原因是,几乎所有支持大规模驱逐移民的德国人,已经决定投票给她。而那些持中间立场的人仍然在犹豫。但AfD很清楚,犯罪和移民问题是最有效的议题。 在我采访AfD政治人物、赫克的副手斯特凡·默勒时,他对前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理性分析。然而,当话题转向移民时,他的眼神明显亮了起来,因为AfD已经在这一议题上完全主导了公共讨论。 “几乎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关于持刀袭击、校园暴力的报道,”默勒对我说,“我们需要防止阿沙芬堡的持刀袭击、马格德堡的袭击,以及猖獗的犯罪。这些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对社会和我们的选民来说,唯一的答案是‘坚定的政策’。” 如今,德国无法忽视移民的犯罪率。2023年,约41%的犯罪被认为是由外国人所犯。事实也印证了数据:近年来,几起引起轰动的暴力案件,例如随机刺杀儿童,都涉及外国人。 (注,作者这里没有详细说明,实际上这里说的外国人犯罪绝大部分是违反移民法,而且这里指的外国人和移民并非一回事,由于德国的富裕,很多周围国家的小偷也会专程前来,像英国的足球流氓也会被算成外国人。) 在我参加的另一场AfD集会中,政治家奥利弗·基尔希纳称德国为“世界的精神病院”,批评德国愿意接收“精神失常的外国人”。 默勒告诉我,他住在埃尔福特的郊区,因此不必每天面对火车站和市中心广场附近“犯罪猖獗”的区域。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所在郊区的一群孩子去市中心买冰淇淋。 “回家的路上,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他们本该沿着繁忙的有轨电车线路步行,但他们走上了特罗姆斯多夫街。” 在那里,他说,这些孩子被一群移民少年团伙袭击并抢劫。然后,他邀请我亲自去体验一次成为“猎物”的感觉。 “你去那里看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他说,“那是他们寻找受害者的地方。” 默勒可能低估了《大西洋月刊》在派记者外出采访时的节省程度,因为我根本不需要邀请——我早已预订了一家位于火车站附近的酒店,就在特罗姆斯多夫街的尽头。 像如今德国几乎所有的铁路枢纽一样,这里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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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移民整天站在街头,讲着阿拉伯语和阿富汗的语言。由于时差的关系,我经常在深夜步行穿过特罗姆斯多夫街,但每次都安然无恙地回到房间。 与其说这个区域充满犯罪,不如说显得异常冷清,寂静的街道让我脚步声在阴影中回响,宛如约瑟夫·科顿在电影《第三个人》里穿行维也纳时的场景。街上的商店——许多是中东市场——天黑后就关门了。 有一两次,我无意间和几个年轻人同行,心想自己是不是终于“撞上了”一个团伙。但我是个成年男性,而不是手拿冰淇淋的孩童或女性,所以即便他们在打量我是否适合作为抢劫目标,最终可能还是觉得算了。 有一次,其中两个人靠近了我,我听明白了,他们用阿拉伯语讨论着要不要去台球厅。 站着无所事事不是犯罪,说外语也不是。然而,以美国城市的标准来看,这条街道极其安全。但默勒的焦虑来自文化冲击——当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急剧变化时,产生这样的反应并不意外。 那些以为普通德国人能坦然接受甚至欢迎这一变化的人,显然是自欺欺人。多年来,随着该地区经济衰退、人口减少,这些街道早已变得沉寂,甚至比今天还要安静。 没有人预料到,当沉默被打破时,打破它的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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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 这种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变化,导致了一些对弱势群体的严重诽谤,以及一些既笨拙又不人道的政策提案。但即使是默勒,这位与AfD最具煽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直接共事的人,在被追问时也会承认,理想中的德国未来不会是过去那种浪漫化的德国——皮短裤、啤酒和瓦格纳的时代不会回来了。 我问默勒,他认为德国在哪一年开始走向错误的方向——如果他有一辆装上了“时光电容器”的奥迪,他会回到哪个年份,重新启动国家,避免当前的问题。 他回答说,他对德国的移民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大约在2000年,德国的边界开始松动,马克被欧元取代,那时一切都开始崩溃。我告诉他,我大约在那个时候开始访问德国,即便当时,移民似乎也在融入德国社会。外国人在这里工作,填补德国人不再感兴趣的岗位,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默勒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并指出,AfD本身已经从“把所有移民都驱逐出境”的极端立场,调整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即驱逐那些靠领取福利过活的懒汉、低技能工人和犯罪分子。 “如今,即使是我们的选民,也希望我们做出区分,”默勒对我说,要区分暴力罪犯和“那些很好地融入社会的移民,他们已经是德国公民,没有制造任何问题。” 他说,“即使在图林根州,也没有AfD选民希望我们驱逐医生、工程师,或来自加纳的邮递员。” 默勒认为,真正的崩溃发生在2015年,当时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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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富汗难民涌入德国。他承认,如果这些合法新移民中有心脏病专家或工程师,那他们应当被欢迎留下来。但他补充说,目前这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几乎不存在。 他认为,2015年的移民潮“淹没”了德国,带来了大量“社会移民”——那些来到德国只是为了享受福利制度的人,包括缺乏融入德国经济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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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富汗人。在德国经济已经不再依赖文盲农民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人很难立足。 “我们真正需要的技术工人没有来到德国,”他说。“印度工程师不会来,因为印度工程师会去一个能赚更多钱、税率更低、子女能在优质学校就读、晚上外出更安全的地方。他不会留在埃尔福特。” 这是AfD支持者和政治人物经常强调的一个主题:他们认为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烂国家”,连德里的工程师都不愿意来,而德国必须让新移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才能让本国公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在特朗普的第一场总统就职演讲中,他谈到了“美国大屠杀”,而如今,AfD描述的德国同样糟糕。 令人惊讶的是,当我走进德国——这个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称为“旧欧洲”的中心——却发现它在政治上变得像美国的“小弟”。 然而,AfD的历史有着典型的德国特色,这一政党是50年政治环境的产物——或许这种政治环境“过于平静”了。德国在经历了动荡的半个世纪后,决定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来回避动荡,被一种熟悉的官僚政治所统治:这些官僚通常年纪不小,往往被称作“博士先生”或“博士女士”,总是白人。 当然,除了默克尔。 人们很难在他们的名字和面孔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可互换性反而是一种安慰,毕竟,上一次德国领导人被人们一眼认出时,他的面部特征包括一撇小胡子(注,指希特勒)。 德国的谨慎保守主义可见于基民盟(CDU)前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的竞选口号:“不做实验!”(Keine Experimente!)。 社会民主党(SPD)作为中左政党,也采取类似的保守立场:不搞实验,不搞花样。 这种如巴伐利亚饺子般平淡无奇的政治格局,面临着极左和极右势力的挑战。激进左翼催生了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红军派等暴力组织,其成员最终被追捕入狱。 极右翼的问题更为复杂。西德长期被指控“去纳粹化不彻底”,许多政治家和商界领袖都曾参加过二战,而那些有社会礼仪的人采取“不谈战争”的态度——如果战争被提及,必须以“厌恶”的口吻来谈论,任何用中立语气谈论战争的人都会被排斥,甚至遭遇更严重的后果。 新纳粹政党遭到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Verfassungsschutz,相当于德国的FBI)的强力打压,被取缔。 而那些设法逃脱取缔的极右翼势力,则面临另一种有组织的政治惩罚:即万斯所批评的“防火墙”政策。这些极右翼政党被视为“污染源”,即使与中间派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一致,主流政党也不会接纳它们,而是将其视为“不可接触者”。 维护这道防火墙的责任被视为如此重要,以至于中间政党加强了与绿党及前东德左翼政党的合作。在移民问题上,基民盟悄然接受了左翼的观点,即德国未来将是一个移民国家,任何质疑这一愿景的人都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 在默克尔长达16年的执政时期(2005-2021),名义上属于中右翼的基民盟逐渐接受了一些左翼立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欢迎数百万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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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及其他战乱和贫困国家的无证移民。 面对这一局面,默克尔的口号是:“我们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 汉斯-格奥尔格·马森,曾是默克尔时期的国内情报主管,在此之前,他负责移民法事务。如今,他已经被基民盟开除,并创建了自己的政党“价值联盟”,部分原因是他批评默克尔的“事实上的开放边境”政策。 “对她而言,移民政策是意识形态问题,”他告诉我。“让数百万人进入德国,不经讨论,这是违法的。” 基民盟(CDU)采取这一举措后,变得与左翼政党(如绿党)没有区别,而绿党一直主张将德国改造成一个国际主义左翼社会。 “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森对我说。“如果你投票给绿党,你得到的是绿党的移民政策。如果你投票给社民党,你得到的还是绿党的移民政策。而如果你投票给基民盟,你得到的仍然是绿党的移民政策。” 这为AfD创造了机会——当德国人意识到移民问题才是关键议题时,AfD已经准备好凭借一贯的反移民立场赢得选民的支持。 这种历史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德国选择党(AfD)最尖锐的攻击并非针对移民或左翼,而是针对中右翼。 AfD领导人认为,基民盟向左翼妥协,而不是尽最大可能遣返法律允许范围内的“社会移民”。区分真正的难民和非难民的过程极其复杂,误判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面对这一问题,德国政府曾做出努力——我在2018年曾为这本杂志撰写过相关报道,但在AfD看来,这远远不够。 在伊希施泰特,丹尼尔·哈泽洛夫警告不要满足于任何目标,除非是彻底摧毁CDU。 “CDU才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不仅在这里,而是在整个德国,”他说。他甚至懒得提及左翼。“只有当CDU以目前的形式不复存在时,我们才能算真正成功。”他对人群说道,“特朗普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该怎么做。” 他表示,只有当共和党建制派被摧毁后,“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才有了施展空间。” 这会有些人看向了我。 最有可能在本周选举中获胜并成为新任总理的人,是CDU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他试图争取AfD选民,并推动一项移民法案,而左翼认为法案对AfD过于友好。 哈泽洛夫认为,这是一个骗局。CDU只是想吸引AfD选民的选票——一旦成功,就会像以往的政府一样,想方设法封杀AfD。 “梅尔茨希望在联邦选举后取缔AfD,”哈泽洛夫说。“这意味着他并不认为我们是明天的伙伴,而是视我们为敌人。” 有趣的是,那一周德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非由AfD支持者发起,而是由他们的左翼对手针对CDU举行的。左翼认为梅尔茨已经拆除了“防火墙”,向纳粹妥协。 我离开图林根州后的第二天,在柏林CDU总部外参加了一场抗议活动,感觉就像穿越了时间,从一个几十年前的小镇——农民和工厂工人聚集的地方,来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看到一群大学生组织的示威。 抗议者留着尖刺头发,吃着外卖烤肉,而不是喝啤酒、吃香肠。年轻的抗议者中夹杂着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典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像是在旧金山湾区或佛蒙特州文化活动上能见到的人。 他们告诉我,CDU将AfD选民和政治人物视为潜在盟友,而不是弃民,这等于将种族主义者重新迎回了德国国会大厦。 “我们团结一致,反对所有形式的右翼极端主义,无论它来自AfD还是CDU,”一名手持扩音器的年轻女性对人群说道。她表示,CDU从未真正支持移民,而现在试图与AfD合作,充分证明了其伪善。 她说,CDU的虚伪面目已经暴露,任何人都不应再信任它。她带领人群高呼:“Wir sind die Brandmauer”(“我们就是防火墙”)。 这场CDU总部外的抗议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场没有任何中右翼成员抗议政策变化。所有的抗议者都是左翼激进派的一部分,他们在向中右翼成员施压,要求维持移民友好政策。 这一政策原本是左翼推动的,中右翼虽然有保留意见,但最终还是接受了。 在我前一天参加的AfD集会上,信息是:“不要相信CDU,即便它做了你想要的事情。” 而这场抗议的口号则是:“不要相信CDU,尽管它过去10年一直做着你想要的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联盟政治的典型困境:站在中间意味着左右受压,但也有机会同时与两边合作,争取两边的选民。然而,在德国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政治联盟的运作方式与大多数议会制民主国家不同,因为中间派和左翼政党联手,将极右翼视为“有毒”势力。 德国人,尤其是德国人,理应理解建墙的后果:如果你筑起高墙,压力就会在另一侧不断累积,而一旦墙倒塌,平衡的恢复将极为剧烈。即便是“不要对纳粹友善”这样合理的原则,也无法抵消这种水压效应。 极右翼可以被压制一段时间,但这只是推迟清算,而非避免发生。 CDU通过将AfD孤立在极右翼阵营之外,避免了与最具争议的成员产生联系。然而,这也意味着CDU失去了唯一的机会,去吸引AfD中那些不那么极端的支持者,并向他们解释,德国可以在保持宽容的同时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使国家既繁荣又安全,同时仍然保持德国的身份认同。 当我能够向斯特凡·默勒施压,让他承认加纳的邮递员不应被驱逐时,我发现他更为理性。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如果独自一人,他们会更加固执,但如果有人与他们进行理性对话,他们往往能表现得更合理。 曾是默克尔同僚的马森,曾是基民盟在图林根州的候选人,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他告诉我,他试图以CDU候选人身份参选,但最终变得难以为继,因为选民开始认为CDU成了一个“训诫党”,一个披着新外衣的“思想警察”政党。 他指出,在前东德,人们经历过一党专政,他们知道政治压制是什么感觉。 “在东德,如果你是反对派,你在餐馆谈论政治时必须向左看、向右看,防止有人偷听。现在,AfD的成员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他承认,现在的情况远不及东德时期那般严峻,但仍然存在问题,例如失业、社交圈受限,尤其是无法自由地与极右翼群体公开结盟。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AfD成员感到他们被欺骗了,他们曾被告知这个体制是开放的,但现在他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AfD的支持者说,这不是真正的民主。”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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