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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向西方投降”、比经济停滞更加危险！美媒：习近平的经济困境的毛主义根源

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疏忽；这样做会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愿景相冲突。当习近平看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受到与美国意识形态冲突的威胁时，国内消费的治疗对他的中国愿景的生存来说比经济停滞的疾病更糟糕。上世纪60年代，当苏联和中国从盟友变成死敌时，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关于共产主义的本质。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苏联共产主义建设计划中，特别强调消费和生活水平是衡量共产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赫鲁晓夫认为，在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条件下，普通的苏联公民将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生活得更好。但毛泽东认为，任何在生活水平上与资本家竞争的企图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超越资本主义，而是创造一个“新人”——不是由个人消费驱动、而是由共同利益驱动。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他相信“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的”，并以鼓励私人企业的扩张而闻名，他说“致富光荣”。他的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延续了这一方针，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出口大国，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之后。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里，围绕中美关系的讨论被“金融恐怖平衡”和相应的相互依赖状态所主导——中国依赖美国消费者，美国依赖北京购买其主权债务，这一体系被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称为“中美国”(Chimerica)。 2008年金融危机后，胡锦涛批准了一项针对国内基础设施的庞大刺激计划，希望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这一举措暗示着中国承认，如此严重地依赖美国消费者为中国的工业化买单——而且是依靠信贷——是不平衡的，也是不可持续的，确保未来增长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国内消费。然而，对北京方面来说，纠正路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中国官方拥抱社会主义，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开放期间，为公众提供医疗、教育和养老金等福利的国有部门被掏空，而国家将增长的努力集中在出口生产上。中国家庭需要为医疗、教育、退休和其他必需品储蓄，而不是把钱花在消费品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在重建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因此，被吹捧的再平衡从未实现。当习近平上台时，许多人希望他会深化中国国内的市场改革，为经济提供所需的消费刺激。在2013年的一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国家需要更多地回归“监管”角色，为市场发展提供更多空间。习近平当时似乎也有同样的看法。在他担任国家主席的第一次演讲中，习近平说：“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享受富裕的生活，实现梦想，共同受益于国家的发展。” 但是，习近平似乎也和毛泽东一样，对不受约束的私营企业的危险持有疑虑。相反，习近平把精力集中在进一步集中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习近平在这些努力中的优先事项往往反映出一种对避免“苏联式崩溃”的痴迷。中国共产党仔细研究了苏联的垮台，以避免自己出现这样的结果。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苏联解体的分析把大量注意力放在计划经济的问题上，以及计划经济未能为人口提供充足的供应，这使得拥抱市场改革成为维护政治稳定的合理途径。然而，在习近平时代，对苏联解体的诊断反映不同的优先事项，变得越来越狭隘，并首先集中在一个因素上：意识形态。根据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学者的说法，苏联的解体是因为其执政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信心，变得自满和腐败，从而与人民失去联系，而人民也同样不再相信党的意识形态。这种内心的恐惧又被当时的全球事件加剧。在“阿拉伯之春”和苏联解体后的颜色革命之后，莫斯科和北京都认为西方正在利用民主化来削弱其敌人，而他们是头号敌人。人们普遍担心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颠覆，尤其担心习近平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对商界领袖也产生寒蝉效应因此，习近平似乎认为，重申党的作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活力是比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更紧迫的任务。他的统治始于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清除可能对习近平不忠的前任领导人手下的潜在竞争对手和官员，这不仅对政府产生寒蝉效应，对担心被卷入这场清洗的商界领袖也产生寒蝉效应。这场运动也是为了净化中国共产党，恢复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新尝试，打击“历史虚无主义”，并增加党的在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包括通过在私营企业中安置党支部，以帮助确保私营部门的决策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相协调。与邓小平不同的是，习近平接受了一种明显的毛式社会主义，强调个人为集体利益而牺牲，这让人回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习近平越来越强调这种方法。他鼓励中国年轻人“吃苦”——换句话说，牺牲和努力工作以获得更少。习近平批评当今年轻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道德。这些人普及了“平躺”等概念，拒绝激烈的职场竞争，赞成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促进消费是在意识形态上“向西方投降” 习近平的政府还发起一场复兴传统男子气概的运动，试图将“娘娘腔的男人”从公共领域驱逐出去，接受毛时代的保守禁欲主义。由于担心电子游戏可能对中国年轻人的道德素质产生有害影响，他的政府也试图限制电子游戏。简而言之，习近平的社会主义不是富裕的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这似乎是一种道德上的社会主义，源自他年轻时的毛主义价值观。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不仅仅是为了吓唬民众，让他们默许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只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党内和社会中充满活力的情况下，党的控制才是可行的，而对个人消费的关注不利于这种活力。弗里德曼称，鉴于习近平对中国面临的危险的信念，他极不可能愿意让中国经济朝着个人消费的方向再平衡，即使他知道怎么做。对于习近平来说，这无异于为了拯救村庄而烧毁村庄。相反，习近平更有可能采取不温不火的供给侧政策，动员越来越多的失业青年为某些政党主导的事业而努力，同时对破坏他声称所推崇的职业道德的各种表达形式进行政治打压。习近平的地缘政治伙伴、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和伊朗总统莱希(Ebrahim Raisi)也将西方价值观的扩张视为对其政权的根本威胁。但是，当普京和莱希利用促进消费的政策来赢得民众支持时，中国领导人却放弃这么做。作为唯一一个仍然正式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国家，习近平对西方价值观的解读似乎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色彩。弗里德曼在文章最后写道，对习近平而言，促进消费被视为在意识形态上“向西方投降”，这对他的政权来说比经济停滞更加危险。

tqttier2023-11-03

“习近平经济政策的悲剧在于走错了路” 英国金融时报深度分析:中国社会契约的崩溃

金融时报》周四(11月2日)发表题为“中国社会契约的崩溃”的文章。该文章指出，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富裕”的承诺开始褪色，一度乐观的社会现在开始担心未来。 (截图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文章写道，在北京郊区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以充满活力的农民工社区而闻名的于辛庄村，一位姓周(Zhou)的男子在一家小小的穆斯林餐馆里狼吞虎咽地吃着面条。 30岁的周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工作是用虚假的现金流为陷入困境的小企业主设立空壳公司，然后这些小企业主利用这些空壳公司筹集新的贷款，偿还之前的债权人。周不愿透露全名。但是，即使是这个本应在经济低迷时期蓬勃发展的可疑业务，也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上个月，周的收入下降到去年水平的一小部分。他现在打算回到他在中部省份河南的家庭农场，卖有机鸡蛋。他说：“我不知道经济衰退该怪谁，但我只知道，今年的经济真的很糟糕。到处在裁员。”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像周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中国2.96亿农民工正面临薪资增长放缓，应届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城市中产阶级在政策引发的房地产崩盘中损失惨重，富人正因北京方面对互联网、金融和医疗行业的打击而步履蹒跚。 (图片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国家安全法规令外国公司感到担忧，其中许多公司已停止投资。只有在某些政府部门或半导体等战略性行业工作的人才能幸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随着党的“共同富裕”政策减少不平等，国家正朝着“民族复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前进。但在胜利的言论背后，许多观察人士怀疑，政策制定是否游移不定。过去，中国共产党允许人民获得丰富的经济机会，以换取对他们政治自由的严格限制。英国《金融时报》称，现在所谓的“社会契约”已经不再清晰。取代增长和机遇的是对安全和“美好生活”的模糊承诺。但是，大约有6亿人每月靠不到140美元勉强维持生计，这足够了吗？一个曾经乐观的社会现在对未来感到担忧。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中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George Magnus表示：“过去的契约相当简单，那就是：‘我们将远离政治，我们将不发表敏感意见，前提是我们能预期未来会繁荣。’” 他表示，这一契约“已经受到破坏，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旧发展模式不再真正奏效，还因为政府自己没有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信任问题。” “共同富裕”的承诺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Peace)专家Evan Feigenbaum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称，在2017年的十九大上获得中国中央总书记的第二个任期后，习近平发出了中国“新政”的信号。 Feigenbaum写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矛盾——不同力量或影响的辩证对立——的角度思考问题。根据官方媒体对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讲话的报道，在改革开放时期，党把重点放在了经济增长上，即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国家“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习近平宣布中国正面临新的挑战。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他说“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需求”包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更好环境的需求”。分析人士指出，安全问题是关键。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党的领导人时，共产党担心，不断壮大的私营部门正在赋予企业家权力，使官员们黯然失色。2013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份内部备忘录“九号文件”，抨击西方宪政民主和其他理念，如普世人权和热情支持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在随后的几年里，习近平通过无休止的反腐运动加强党的纪律，同时推行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疏远美国等大型贸易伙伴。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Center on China’s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s)高级研究学者Xu Chenggang表示：“所谓的反腐运动只是(共产党)想要用来清洗所有不忠诚的人的一种工具。” 分析人士表示，这种加强控制的做法无处不在，从限制经济数据的发布，到根据数据和反间谍法对外国咨询公司进行调查，再到宗教和文化的中国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Drew Thompson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习近平领导下的社会契约中非常明确的一部分。” 但正是在2021年，随着经济从新冠疫情的第一次冲击中复苏，习近平发起了迄今为止最具决定性的运动之一，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他称之为“共同富裕”。中国政府打击了亿万富翁马云的互联网帝国，导致他和该国其他重要互联网集团基本上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北京方面一夜之间关闭整个在线辅导行业，并限制儿童在线游戏。在2021年8月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关于“共同富裕”的讲话中，习近平阐述了该政策的更深层次目标。他说，干部必须“坚决反对资本的无限制扩张”，“坚持公共部门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要以某种方式调动“企业家的热情”。显然，这并不是在呼吁建立一个欧洲式的社会福利国家。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追求将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但绝不能“陷入鼓励懒惰的‘福利主义’陷阱”。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再造尝试对投资情绪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在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北京方面的新冠清零政策以及“三条红线”——一种迫使负债过高的房地产行业去杠杆化的计划。从2021年2月到今天，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股已经暴跌70%。虽然部分原因是外部因素，但国内政策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图片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今年6月，在中国政府停止发布相关数据之前，青年失业率曾达到21.3%，这可能是互联网行业萎缩的副产品。互联网行业是年轻毕业生的一大雇主。官方数据显示，9月份一级市场平均房价有所下降。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中国分析中心(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研究员Neil Thomas表示：“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的悲剧在于，他发现了一些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却走错了路。”

tqttier2023-11-02

房价大幅下跌老百姓最吃亏？专家：房价下跌对高收入家庭几乎没有影响

在今年的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表示，如果房价大幅下跌，最吃亏的是普通老百姓。房价大幅下跌，普通老百姓最吃亏张晓晶称，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可能会觉得房价下跌以后就能买得起房了，他们是从个人角度来看问题。数据显示，中国房产财富占居民财富的比重，城镇大概是60%-70%。高收入家庭有更多的商业财富和其他财富，包括海外财富。所以房价下跌以后，对高收入家庭几乎没有影响。但对于房产价值占所有财富价值比重达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家庭，主要是中低收入家庭，损失就很大。从国际经验看，OECD国家经验显示，如果房价下跌到0，贫富差距实际上是扩大的，基尼系数大概是从0.66上升到0.82左右，变成了过去的1.24倍。张晓晶指出，如今住房拥有率已经非常高，那些拥有房子的中等收入家庭，包括收入水平低一些的家庭，他们将面临的就是财富缩水。居民部门为什么资产负债表衰退，也不愿意去消费了？张晓晶分析，就是因为受到资产缩水的巨大冲击，而资产缩水就是房价下跌造成的。他认为，防止财富缩水最好的办法是保证房地产的平稳发展。我们一定会继续盖房子，新市民需要保障性住房张晓晶认为，住房总量过剩这个概念意义不大，将人口流出地区的住房面积加总是不妥的。“把不同质的住房面积加到一块，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会带来误导：房子这么多，人均面积这么高，为什么还要建房呢？但是即便是出来打工的农民工，有几个人要回老家去？如果不回去，他在老家的房是没有价值的。” 张晓晶称，从区域发展角度，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群、都市圈、增长级，这些地方是缺房子的。“不是说现在人均住房面积这么高，就不要盖房子了，我们一定还会继续盖房，要在人口流入地区来布局。” 基于以上，张晓晶强调，新市民、农民工是非常缺房子，保障性住房供应尤为重要。这一块儿供给应该主要由政府来做，也能够促进房地产的投资。建议加大对房地产的支持力度，大型央企可以挺身而出张晓晶称，民营房企现在面临很大的困难，但从全国来讲，房地产还是有得做的。建议政府要想办法稳住市场，比如建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收储一些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等。一些大型央企，也可以挺身而出开展类似工作。如果不稳定民营房企，让他们一个个倒下去，是非常危险的。张晓晶认为，房地产跟别的不一样，它是无处不在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所以对房地产应该更加高度重视。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除了已经在做的下调存量房贷利率、“认房不认贷”外，还应该加大力支持力度，甚至采取救市的力度。

金融界2023-10-31

这将向年轻人发出积极的信息！南华早报：中国打破铁饭碗、精简臃肿的国有部门的时机已经成熟

真正阻止政府雇佣人数的增长。由于政府在中国社会和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为增加国有就业岗位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当统治机构控制着更多的资源，承担着更多的责任时，根本不可能缩小其规模。但周昕认为，中国可能是时候打破一些人的“铁饭碗”了，特别是在地方经济不适合大型管理团队的情况下。中国杂志《财新》的一篇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中国西南部一个负债累累的省份向北京方面请求纾困，而提出的条件之一是地方政府削减20%的公共岗位。虽然很难想象这样的裁员真的会发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提议甚至被提上议事日程。随着中国土地销售大幅下滑、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地方政府都难以偿还债务，甚至难以维持运营。文章提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富裕沿海地区，正通过减少或取消补贴和津贴，迫使地方干部事实上减薪。在贫困地区，公立学校教师和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工资被延迟支付的报道已经很常见。在更极端或更危险的情况下，坊间证据表明，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有问题的策略，比如大举开出罚单以增加政府收入。虽然每个地方政府都是中央集权体制的一部分，地方政府申请破产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实际步骤，但在经济恶化时，减少明显的冗余仍然是必要的。同时，某些社会管理职能也可以精简。例如，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35年里，中国在每个城镇和县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计划生育执法网络。随着中国的优先事项转向鼓励生育，这些角色中的大多数现在可以被取消。周昕表示，如果中国采取行动打破“铁饭碗”，这将向整个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发出积极的信息。近年来，年轻的中国毕业生纷纷参加公务员考试，以获得就业保障。这导致人才的严重浪费，那些被训练成科学家的人转而争抢文职工作。相比之下，当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时，一些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公务员离开了官僚体系，进入变幻莫测的商界，其中许多人后来被证明是伟大的企业家。周昕在文章最后指出，某些政府官员的“躺平”态度是不健康的，人们一般不会选择“躺平”，除非他们知道这样做是安全的。如果中国能像企业员工一样，明确规定不称职的公务员可以被解雇，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政府效率可能会提高。一个更精简的官僚体系反过来也有助于中国的发展。

会员

tqttier2023-10-31

张晓晶：没有地方竞争，经济就没有活力

在今年的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表示，没有地方竞争，我们整个经济就没有活力。张晓晶在《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这本书中，系统梳理了中国发展的五条重要经验，其中第四条是促进地方竞争激发地方活力。张晓晶称，没有地方竞争，我们整个经济就没有活力。过去40年，地方竞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地方为了GDP增长，很可能会产生一些产能过剩和污染等问题。现在我们就改了，不唯GDP，我们也不希望再有这样单纯围绕GDP的地方竞争。张晓晶认为，坚决不能取消地方竞争，未来中国增长的一大重要引擎就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这个引擎熄火，中国经济就会非常困难。所以要靠基层创新来进一步激发地方竞争。比如在金融支持科创方面，涌现了合肥模式、深圳模式、杭州模式、中关村模式等，这些都是地方自己闯出来的。应该放手让他们去干，未来一定会形成新时代地方竞争的新模式。（今日头条）

金融界2023-10-31

张晓晶：建议加大对房地产的支持力度，大型央企可以挺身而出

在今年的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表示，现在房地产政策做出了很多优化调整，但还要继续加大对房地产的支持力度，甚至是救市的力度。张晓晶称，民营房企现在面临很大的困难，但从全国来讲，房地产还是有得做的。建议政府要想办法稳住市场，比如建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收储一些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等。一些大型央企，也可以挺身而出开展类似工作。如果不稳定民营房企，让他们一个个倒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今日头条）

金融界2023-10-31

张晓晶：我们一定会继续盖房子新市民需要保障性住房

在今年的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表示，在供给方面，应该更多去供给保障性住房。张晓晶认为，住房总量过剩这个概念意义不大，将人口流出地区的住房面积加总是不妥的。“把不同质的住房面积加到一块，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会带来误导：房子这么多，人均面积这么高，为什么还要建房呢？但是即便是出来打工的农民工，有几个人要回老家去？如果不回去，他在老家的房是没有价值的。” 张晓晶称，从区域发展角度，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群、都市圈、增长级，这些地方是缺房子的。“不是说现在人均住房面积这么高，就不要盖房子了，我们一定还会继续盖房，要在人口流入地区来布局。”（今日头条）

金融界2023-10-31

张晓晶：房价大幅下跌普通老百姓最吃亏

在今年的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表示，如果房价大幅下跌，最吃亏的是普通老百姓。张晓晶称，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可能会觉得房价下跌以后就能买得起房了，他们是从个人角度来看问题。中国房产财富占居民财富的比重，城镇大概是60%-70%。高收入家庭有更多的商业财富和其他财富，包括海外财富。所以房价下跌以后，对高收入家庭几乎没有影响。但对于房产价值占所有财富价值比重达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家庭，主要是中低收入家庭，损失就很大。张晓晶指出，如今住房拥有率已经非常高，那些拥有房子的中等收入家庭，包括收入水平低一些的家庭，他们将面临的就是财富缩水。他认为，防止财富缩水最好的办法是保证房地产的平稳发展。（今日头条）

金融界2023-10-31

峰会回顾 | 圆桌讨论《科创双城记新时代机遇下的沪港合作新篇章》

块链行业朋友的鼎力支持。目前我们已经是中国社会组织评估等级4A级，上海市科协三星级协会，拥有320多名会员单位、150多名跨界智库专家。我们协会在诞生之初就是要连接、共享、培养人才，所以我们一直深耕以下六个方向：人才培养、标准制定、科技评价、技术应用、产业推广、产业集聚。我们的初心就是要连接更多的科技工作者来推动科技创新，融入区块链技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每当我们遇到难关时，都会回顾初心，激励自己干吧，努力前行吧。中国将引领全球数字经济的大趋势。在数字经济领域，尤其是在人才聚集的长三角地区，区块链应该有一席之地。所以今天有幸跟来自香港的朋友对话，讨论如何连接、打通、协同沪港，实现下一个时代的数字经济大发展。钟俊浩：中午好，感谢杜宇总。先简要介绍一下我们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因为人工智能时上海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也是2018年习总书记莅临上海以后，给上海制定的三个战略方向之一。在AI领域，我们协会在近几年的工作当中，主要的任务是承接好政府布置的工作内容。目前我们协会涉及到的工作领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元宇宙，这是我们的两大块工作领域。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项工作：行业研究。主要分析上海市的人工智能赋能指数、上海市人工智能的经济运行情况，发挥政府智库作用。第二项工作：在上海市构建良好的人工智能生态，包括行业协会的常态工作，比如做活动、搞宣传。我们是一年一度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组委会秘书处，每年寒假，我们还会主办开发者大会，同时围绕着人才工作、标准制定、知识产权、立法工作，进行人工智能的算法评测等。第三项工作，是开源开发者工作。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还要承担政府的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的工作内容。每一年会涉及到政府示范场景的征集和揭榜挂帅的项目，协会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刚刚说了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我们代表上海和国际形成很好的合作和交流。目前行业协会跟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IJCAI）已经做了中国第一个联合办公室，同时我们也和IEEE，ICML等国际学术组织形成了很好的连接。通过这些工作上的努力，推动构建上海的人工智能高地建设。杜宇（主持人）：今年峰会的主题是：下一站Web3.0。下一站的Web3.0到底在哪？今天的议程主题和演讲嘉宾分享的内容都和AI相关，所以我们认为Web3.0的下一站其实就是Web3.0和AI的结合。请问任总，您觉得AI和区块链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融合，是怎样的发展趋势呢？任景信： AI，尤其是生成式AI，和区块链都是下一步发展趋势。它们之间的结合，肯定是需要的。AI和区块链目前都在各自发挥独特的技术优势，我们可以改变现在的做法，创造更多的创新机遇，尤其是在现在实体经济中的某些领域。8月底，我们在香港做了一个艺术、文化+Web3.0和AI的应用（数码娱乐领袖论坛）。国家也把香港定义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所以文化艺术领域也是香港重点关注的发展方向。我们用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虚拟人作为演唱会的司仪，并用我的声音作为基础，赋予虚拟人声音，进行演唱会介绍。我们还用AIGC做了演唱会背景画面，效果非常震撼。通过AI与Web3.0的结合，我们把从前已经标准化、比较平淡的演艺方式，变成一种新的创意机会，为传统产业增添趣味性，带来更多的商业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为产业发展创造经济效益。现在在香港，如果一个艺术从业者，既懂艺术又懂AI和Web3.0，那收入和业务都会有很大幅度的增长。除此之外，一些意想不到的创新创业机会也在不断涌现。杜宇（主持人）： 8月在数码港的活动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AI和Web3.0结合的应用场景。前段时间大家在区块链行业交流群里，也在讨论AIGC和常温超导。硅谷也有很多做区块链的人转型到了人工智能行业。请问王奕先生，作为区块链行业协会的会长，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从区块链的角度来看，有哪些与AI结合的机会呢？王奕：我认为AI和区块链都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融合要为实体经济赋能和服务。其实数字技术，除了区块链和人工智能，还包括大数据、物联网、5G和算力。但为什么区块链和人工智能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们一个是生产力的关系，一个是制造生产力。两者融合会产生价值。我们现在要解决就业问题、经济问题、GDP增长问题，要国富民强，首先要让经济发展起来。区块链重塑生产力关系。生成式AI，例如ChatGPT对区块链会产生什么影响？未来在线的很可能都是些机器人、数字人。随着数据的喂养，人工智能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而区块链可以为人工智能保驾护航，扮演在线“警察”的角色。通过区块链技术，数字图片、文件都可追溯、可连接、可打通、可创造价值。在产业里，例如茶、红酒、服装、餐饮等等，都需要区块链技术实现溯源。下一个时代，是供应链金融的时代。需要AI+Web3.0把数字经济做实。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才也很重要。钟俊浩：上海也在积极推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的融合。第一，上海已经建立了数据集团，承接市里面的重要工作任务。已经建立起一个底层工具，叫浦江数链。政府端已经开始考虑数据确权问题，以及数据交易规则。这些都要基于区块链。第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创作图片，学生也会用AI来写论文。大家对作品到底是机器创作的，还是人创作的这个原创性问题存在争议。这就需要进行版权确权。我认为，在未来的科技领域，各项技术缺一不可、互相协同。我们既需要人工智能这样的核心生产力，也需要用区块链重构的生产关系。我认为未来的整体协同发展不是单项技术的发展，一定是各项技术互相协同、共同发展。杜宇（主持人）：近来，我们越发意识到区块链不是给人用的，而是给AI用的。区块链的地址以及智能合约的交互，对于人来说，都是相当复杂的。在Web3的大规模应用时期，用户的数量将达到千亿级，但这些用户不是人，而是AI Agent，我们需要对这些Agent的身份进行确认，赋予DID。同时，它的经济行为需要有规则，所以区块链是一个很好的账本，来记录AI或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经济行为。在数字世界，需要用更复杂的智能合约制定规则，规范数字经济里的经济运行规则和法律法规。区块链行业最早期流行的一个词是“代码即法律”，但代码即法律对人没有约束力，对AI才有约束力。很多嘉宾也提到，在AI和区块链进入深水区以后，两者相结合会带来很多新的机会。我们都知道过去一年以来，香港在Web3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任总，香港为什么对Web3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您看到的未来机会在哪？任景信：我不可以代表香港，但我可以分享一下数码港团队做的事情。香港在科技领域有一段时间是慢下来的，假如在未来几年要回到应有的位置，或者超前的话，需要找一些新兴的领域，因为新兴领域大家的起步点差不多，而且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认为Web3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寻求突破的领域，让香港在创新科技领域方面可以赶上或超前。在现在面临的高挑战国际形势下，借这个领域香港可以发挥优势，凝聚国际人才。这也是为什么数码港团队参与其中那么兴奋的原因，我们也得到了很兴奋的新的概念——这个世界可以怎样去改变，怎样去超前。希望可以在大家的合力下，香港可以扮演好凝聚国际人才的作用，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杜宇（主持人）：最近一年香港从内地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到香港，香港对于Web3有很多新的优势和机会。今天的主题是沪港合作，三位都有一定程度的职能是帮政府招商引资，招到香港或招到上海。在这种情况下的沪港合作，特别是区块链和AI深度融合情况下，沪港合作怎么去启动呢？两地肯定有很多互补的地方。关于区块链和AI的沪港合作，两地之间的人才怎么协同，而不是互相挖墙脚？有请王会长和钟会长分享下你们的见解。王奕：上海区块链技术协会的定位就是一直在做引领、推动、深化、创新工作，我们一直在建生态。上海政府对区块链特别关心和关注，构建了产业链“1+1+1+X”。这个“X”至关重要，除了政府，还有产业，区块链技术穿透到千行百业，就会产生价值链。上海和香港的“基因”其实是非常匹配的，上海不停地走创新人才路径，也有很多国际人才在上海。香港有很多是内陆过去的，包括很多金融高管也在香港生根发芽。刚刚听到香港大学教授带领学生做的创新领域的事情是非常有卓见的，上海做的是产业人才，其实沪港两地的人才是可以互补的。香港的金融属性恰恰符合区块链的基因和文化，链币融合、Token、各种数字经济在香港有特殊的政策，希望能看到更多区块链赋能于实体经济的案例。同时，国际人才、国际资本可以到香港来，也可以考虑从香港到上海落地，这样形成协同合作，我相信在Web3生态里可以实现共赢、共享。钟俊浩：从工作战略层面是一定能找到差异化，互相协同，共同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该挖就挖吧，也不用回避。 3月份ChatGPT大势在中国推进，带起了大模型浪潮，4月份我们去了香港，在香港更热门的是Web3.0，人工智能热度相对较低。后来回到上海，我看到新闻报道了香港的人才政策，我当时理解申请人才政策是人员所在地和香港有协同，后来了解到没有，申请完以后人才需要到香港去了，当时确实感受到了香港对推进科技的渴望度。但反过来讲，上海人工智能建设少不了香港的支持，港中文、港大、港理工等一批优质香港学校确实为上海提供了很多早期创业科技领域的优秀人才，比如商汤最早是在香港的，所以我们确实也能看得到两地之间形成了很好的协同和互动。上海和香港双城之间一直有沪港通，我建议两地政府能够把数字沪港通作为战略性工作，形成协同，香港在数据等基础资源上有不可多得的优势。我看到沪港之间的协作也非常多，香港的国际化和上海的国际化是完全不同的定位，现在香港的技术发展着重点和上海发展着重点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说Web3.0可以在香港推进，而上海可以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形成协同。两地一定要探寻出一些双方各自有的优势，无论是政策优势，还是既有的基础沉淀下来的优势，找到各自的定位，形成差异，真正触动双城之间找到机制，找到更好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合作点，最后形成紧密的双城工作联动。任景信：我非常赞同王会长和钟秘书长刚才的分享，尤其是“该挖就挖”。在香港的文化和概念里没有什么挖不挖角，一直以来在香港人才就是自由流动的，刚才也提到很多例子，香港人在内地其它城市可以发展得很好，内地其它城市的人员在香港也有很多发展很好的例子，人员流动不是什么问题。大家在内地可能感受不是很强，但在香港从来没有本土资源、本土市场，香港太小了，人也不多，一直以来都是靠流动带动经济发展。由于香港没有本土市场，跟上海、长三角、深圳、大湾区等地不完全一样，香港当然也是大湾区的一部分，但不是有体量的本土市场。所以香港做的事情都不是看着自己本土市场做的，而是看着国际市场做的。一直以来，香港的标准是兼容的，人才和文化是多元化的，不然的话我们生存不了，这就是香港的文化。本来是在“没办法中求存”生长出来的文化，但现在变成我们的强项。作为“引进来”“走出去”的基地和平台，大家要好好地利用香港，我不觉得这中间有冲突和竞争，而是互相用我们的长处互补。香港没有生产制造业，当然现在有些现代制造业，但那个体量和长三角、和上海没有可比性。但是，假如大家想国际化的话，无论是数字应用，或者是生产产品，都可以将香港当作国际化环境的样例。现在就有很多很具体的例子，不少内地成功的企业在香港建立了国际实验室、国际研究所，把已经很成功的应用做国际化版，最终用户不是香港用户，而是国际用户。香港提供了很好的桥头堡，大家可以先把产品在香港这样已经很国际化但又比较熟悉的环境里做起来，然后再走出去，这样成功的机会会高很多。同样国外的企业来香港，通过香港认识了中国的情况然后进入到内地，这样对他们很实在。数码港和上海临港园区也进行合作，临港选择数码港合作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刚才讲的原因，上海的商业文化和香港很接近，也都需要走出去发展国际市场。香港有这样的环境可以让大家先走一步的话，那么再去挑战更大的国际市场，成功的几率会高很多。杜宇（主持人）：大家也看到，沪港合作的核心本质是利用量变的优势，上海有科技人才的优势和内地市场的优势，香港有国际化、金融中心、Web3政策的优势。现在香港很大的竞争对手是新加坡，我们一直希望看到香港和内地城市（特别是上海），利用大家共同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共同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竞争，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今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期待未来沪港在AI、区块链、Web3领域有更深入的合作！来源：金色财经

金色财经2023-10-30

金融界“高质量上市公司城市行”第五站苏州落幕 30余家企业代表与投资机构共话市场新规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市值管理将成为上市公司硬任务二十大为中国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为推进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建设，证监会推出一系列改革新规，深、沪、京、港四大交易所也纷纷推出各项措施，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为着眼点，对于企业的IPO、融资、减持提出了更规范的要求。黄运成从四个方面分享了中国资本市场最新制度改革与企业的机遇与挑战。黄运成表示：“注册制改革是一场触及监管底层逻辑的变革、刀刃向内的变革、牵动资本市场全局的变革，影响深远。与核准制相比，实行注册制不仅涉及审核主体的变化，更重要的变化体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理念的变化、把关方式的变化、透明度的变化和监管执法的变化，在全面注册制之前，A股IPO经历了九次暂停，而注册制的改革，使得企业上市常态化，IPO进程提速明显。” 而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黄运成提出十大趋势，即A股上市公司已经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盘；科技股引领A股上市公司发展未来；A股上市公司民营化是一个大趋势；国有、民营上市公司协调发展；A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成为一项硬任务；A股上市公司发展成为城市竞争的主战场；A股上市公司ESG披露和评级将成为强制性义务；完善营商环境将成为城市发展上市公司的最重要抓手；A股发展引导地方政府从地产财政转向股权财政；监管机构改革在路上，更加艰巨复杂。黄运成表示：“随着全面注册制展开，A股上市公司数量未来10年将可能达到10000+，同时随着监管规则不断细化，退市机制逐渐完善，通过有序进出机制，A股市场将保持健康发展。” 医疗健康企业近三年IPO撤否率达22% 杜鹏飞亦就资本市场最新政策及医疗健康行业IPO重点关注问题进行主旨分享。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8月31日，A股共有5,266家上市公司，其中A股医疗行业共有503家上市公司，占比9.55%。而在医疗健康行业IPO整体撤否情况方面，2020年至2023年8月，A股IPO受理数共2,734家，其中撤否家数598家，总体撤否率21.87%。其中，医疗健康行业IPO受理共316家，其中撤否企业共75家（65家撤回，10家被否），撤否率23.73%。杜鹏飞指出：“收入真实性问题、核心技术及自主研发能力问题、产品竞争力与商业化前景问题、行业政策导致的收入可持续性问题、销售费用与商业贿赂问题、创新商业模式问题、资金流水问题是撤否的主要原因，这是医疗健康行业上市需注意的地方。” 培养企业ESG基因：要把ESG理念真正贯彻到公司日常管理之中从法律视角，企业应该如何培养ESG基因呢？熊川表示：“ESG治理的两大抓手是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现行法规并没有强制性要求披露ESG的相关信息，因此ESG治理容易被企业忽略，但如今ESG投资方兴未艾，大量投资机构已签署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从投资机构的GP类型来看，相比于纯人民币机构，有过美元募资经验的机构具有更强烈的ESG理念意识，较为完整的制定了ESG制度、战略和目标，众多先行者们纷纷迈出了ESG实践的第一步。目前，已有多家头部投资机构在报告中公开披露其ESG投资理念以及ESG投资实践情况。” 对于企业自身来讲，提升ESG表现需要从三大方面入手，即环境方面、社会责任方面、公司治理方面。熊川表示：“从反面角度看，对于ESG表现不佳的企业，可能在投资方的ESG决策阶段即被否决。”他表示：“编制报告是相对容易的，如何将ESG治理真正贯彻到公司日常运营和治理过程中去，才是真正需要思考和面对的。ESG虽是舶来品，有些内容并不适合中国的文化和实际情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其精髓，合理取舍。” 有效IR和ESG传播，市值微笑曲线管理的两个利器针对最近东方雨虹董秘喊话的案例，金融界上市公司研究院院长周婷在主题分享中指出，它折射出上市公司会出现业绩与股价背离、市值向左而基本面向右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是市场中已经是屡见不鲜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周婷表示：“这说明企业没有把自己的价值主动且有效地展现给市场。在今天全面注册制造成的买方市场里，如果不能主动讲好资本市场的故事，不能讲好的资本市场故事，那么就会越来越被资本端忽略，越来越沦为低市值企业。” “在以高质量取胜的新时代，市值是上市公司价值的最核心体现，其中ESG和IR是提升企业市值的两个重要手段，这就是一条市值的微笑曲线。因此重视有效IR的传播，特别是重视ESG的主动解读和传播，能有效助力上市公司的市值腾飞。” ESG实践，避免“负担”而要“赋能” 在开放讨论环节，围绕“ESG实践，对企业来说是赋能还是负担”的话题，与会嘉宾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华润水泥ESG评级负责人马杨明熙作为上市公司代表，分享了ESG将怎样给企业赋能、企业如何做好ESG评级等方面的经验。最后，金融界上市公司业务总经理邢静总结表示：“ESG从底层往上贯彻是很难推行成功的。相反，ESG应该从公司管理层开始，从上往下推动。这意味着公司的领导层需要首先认识到ESG的重要性，并在整个公司中推广ESG理念。只有当领导层真正重视ESG，并将其纳入公司的战略和决策中，才能自上而下地推动ESG的实施，真正能够通过ESG得到赋能。金融界此次来到苏州，也期待为苏州的企业提供更多价值发现、价值传递等方面的服务，为苏州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图为“2023金融界高质量上市公司城市行系列”嘉宾参观生物医药产业园展厅

金融界202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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