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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分析：中国政治或山雨欲来，习近平推迟关键人事决策和关键法案以保持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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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media Commons 中国政治陷入一种诡异的沉寂。面对政治和经济的挑战，习近平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采取防御姿态，推迟重要的人事决定。中国全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度会议于3月11日闭幕，但并未宣布外界长期关注的人事变动。外界很难了解中国政治内部的真实情况，而人事调整往往是判断中共党内政治动态的唯一线索。此次全国人大会议未出现引人注目的人事变动，显然意味着至少在当前，习近平政府内部的代际更替不会推进。除了人事问题，其他议题也被搁置。例如，被称为“促进民营经济法”的草案至今仍悬而未决，这与习近平政府内部的分歧有关。这一法案原本被视为今年全国人大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甚至在会议召开前夕仍备受关注。然而，最终它并未被列入会议全体会议的议程。这一法案旨在借助民营经济的活力来提振中国疲软的经济，但推进面临重重阻力。不论最终结果如何，这一法案的命运都将影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备受关注的重要人事调整涉及中国的外交和国防领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目前兼任外交部长，这种情况并不正常。前任外交部长秦刚于2023年7月被免职后，王毅重新担任这一职务。近两年过去了，外界一直有传言称，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可能会正式任命新的外交部长接替王毅。被认为是外交部长候选人的包括刘建超等几名高级外交官。刘建超目前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党的外事工作。如果全国人大会议上任命了王毅的继任者，那么这位新任外交部长将会出席本周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高级外交官会议。早在去年12月，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访问北京与王毅会谈时，就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国短期内不会任命新的外交部长。王毅是熟悉日本事务的外交官，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他与岩屋毅的会晤让外界感觉，他仍将继续主导中日双边关系。与此同时，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对中国的施压力度加大，这使得要解除王毅的外交部长职务变得更加困难。美国总统也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进一步拉近与普京的关系。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下，任何缺乏经验的中国外交部长都将面临极大的挑战。中国现任国防部长的地位偏低，这在中国的权力架构中也是一个异常现象。董军于2023年12月接替因贪腐问题下台的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尽管已经过去15个月，董军至今仍未被晋升为国务委员——这是副总理级别的职位，李尚福曾同时兼任这一职务。他已经错过了两次获得晋升的关键机会，一次是在2024年全国人大的年度会议上，另一次是在本月早些时候。董军的任命曾引起广泛关注，因为他是首位出身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国防部长。作为山东人，董军被普遍认为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及其妻子彭丽媛关系密切。彭丽媛曾是解放军的一位著名歌唱家。此外，董军也未能进入中央军委——这是负责监督解放军的最高军事机构。在过去，历任国防部长通常都会担任中央军委成员，并参与重大决策。前军方要员苗华在董军的任命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然而，去年11月，苗华——时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突然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停职。苗华曾在海军服役，并被认为是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之一。在加强国防和应对当前政治经济挑战的背景下，习近平政府对涉及外交和国防的重要人事决定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在调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时展现了强大的政治操控能力。领导班子几乎全部由习派人士或与习派关系密切的人士组成。这一安排在历史上颇为罕见，因为习近平打破了以往党内各派系平衡的惯例。习近平在组建国务院时也打破了这一传统。例如，2022年12月，秦刚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这是典型的例子。秦刚是习近平的亲信之一，但仅仅半年多后，习近平被迫将其撤职。此外，习近平还决定放弃时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尽管他已经极大地集中了权力，但这些人事决策失误仍对他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冲击。除了人事困局外，习近平政府还面临着两难的经济决策。五年前，政府的“打压私营企业”政策已然明朗化。然而，这一政策未能奏效，反而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困境，给政府带来更大压力，迫使其不得不重新审视对私营企业的态度。党内一些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指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应对经济动荡。2023年夏天，党内元老向习近平政府提出了严厉的建议。习近平及其核心圈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这些建议置若罔闻，直到局势已经无法忽视。今年2月中旬，他们与私营企业家“上演了一场和解”，其中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出席北京私营企业座谈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要民营企业高管最终握手言和。这是六年半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尽管气氛缓和，但由于习近平政府内部的争议，促进民营经济法案的命运依然不明朗。该法案于去年10月公布，旨在通过鼓励市场准入和确保公平竞争来促进私营企业发展。习近平政府一向重视国有企业。能否在这一问题上作出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截至今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两次审议该法案，中国媒体也曾报道这个法案将成为全国人大年度会议的焦点。然而，法案不仅未被正式列入议程，更未进行审议。在中国，法案审议通常按照计划进行，这一情况显得极为反常。从中国政府内部发出的某些信号来看，法案已在党内引发严重分歧。就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的周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的标题，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要让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这篇文章由国资委党委署名，并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上。这一表态正是习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所强调的，当时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仍在膨胀。即使到了现在，北京仍然无法在这一问题上彻底转向，因为这可能损害习近平的政治声誉。然而，在中国经济因房地产泡沫破裂而遭受重创的背景下，政府一方面开始试图激活私营经济，另一方面却仍在强调做大国企，这显示出政府内部的混乱。随着关键人事决策被推迟，习近平政府内部的代际更替将不会推进。可以说，当前局势是暴风雨前的平静。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21 00:00
习近平可能本月再度与全球大企业CEO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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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正筹备本月习近平与全球企业高管开会，预计包括Citadel创始人肯·格里芬和汇丰银行新任首席执行官乔治·埃尔赫德里在内的大批国际商业领袖将参加。 China News Service, CC BY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北京方面已接触计划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首席执行官们。这一论坛是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会议，每年春季在北京举行。据知情人士透露，与习近平的会面计划于3月28日，在论坛结束后进行。知情人士表示，会议及受邀名单仍在协商中，许多首席执行官不愿在3月23日至24日论坛结束后继续留在北京等候。此外，一些受邀参加习近平会面的企业高管可能会因此取消参加论坛。知情人士称，初步名单上约有72位全球企业高管将出席论坛。其中包括黑石集团的史蒂芬·施瓦茨曼、辉瑞的阿尔伯特·布尔拉、高通的克里斯蒂亚诺·阿蒙、安达保险的伊万·格林伯格、沙特阿美的阿明·纳赛尔、瑞穗金融集团的木原正裕、渣打银行的比尔·温特斯、道达尔的帕特里克·普扬尼和马士基的文森特·克莱尔克。
加美财经03-16 00:00
日经：再度向银行注资后，李强没有像朱镕基一样对外沟通，这对信心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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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新政策理解的重要渠道。一位熟悉中国政治与经济的专家指出，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举行的记者会，与李强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这值得深入思考”。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中国决定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募集资金注入四大国有银行。同年，日本也向深陷困境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信贷取得银行注入公共资金，并将其置于临时国有控制之下。本月早些时候，日本的SBI新生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后继者）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解决剩余的政府救助资金偿还问题。如今，中国政府正准备向主要国有银行注入5000亿元人民币，约为27年前银行业注资规模的两倍。然而，中国经济的环境已大不相同。关键在于，这一金额是否足以消除未来的金融风险。自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经济规模已扩大近20倍，银行贷款规模也大幅膨胀。推动这种快速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是房地产行业，长期以来，房地产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据称约为30%。地方政府通过高价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获取了大量财政收入。然而，经过多年的增长，房地产泡沫已经完全破裂。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持续加剧，这意味着需要处理的不良资产规模将远超25年前。朱镕基于1998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总理。他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1998年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朱镕基召开了记者会，这次记者会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宣布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的前奏。朱镕基在会上宣布，将对全国约30万家国有企业进行彻底改革，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当时，朱镕基频繁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全国人民都关注他的讲话。他在记者会上直面外国记者的犀利问题，并以幽默机智的回答著称。一次，他谈及打击腐败官员时，笑称自己会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腐败官员，最后一口留给自己。当时，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而朱镕基在党内排名第三。然而，江泽民将经济决策权完全交给朱镕基，因为这正是当时的迫切需求。尽管两人关系并不十分亲密，但江泽民仍然让朱镕基全权管理经济事务。事实上，朱镕基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对国有企业改革和不良贷款问题都十分了解。如今，李强在党内排名第二，仅次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曾在中国商业中心上海担任最高官员，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然而，在2023年3月出任总理前，李强并没有在中央政府层面负责经济管理的经验，也无法直接控制中央政府的众多官僚体系。与朱镕基不同，作为“经济沙皇”的李强缺乏独立决策权，因为习近平已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成为党内的“核心”。李强和其他党内领导人只能在公开场合表达对习近平集权的支持，并在经济事务上密切关注习近平的意向。李强至今只在2023年3月就任总理时，举行过一次与国内外记者的记者会。此后，他刻意保持低调，以避免影响其上级的光辉，李强曾在浙江省担任习近平的秘书。面对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中国亟需比朱镕基时代更加痛苦的改革措施。仅仅谈论“新质生产力”等未来愿景是不够的。自2024年秋季以来，中国一直试图扭转房地产市场下滑并稳定市场。因此，中国本应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一项解决房地产危机的激进计划。如果缺乏这样的方案，房地产危机对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持续，不是1到2年，而可能长达5年甚至更久。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覆辙。事实上，中国已经处于深度通缩的边缘。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强承认，当前经济困境深重，包括消费疲软、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财政紧张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他还公布了一些多年未见的激进措施，例如将今年的预算赤字目标从去年的3%提高至4%左右，并大幅增加财政支出。但李强却错失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未能向国内外记者解释和强调这些措施，也未能向国内外传递他对经济困境的紧迫感。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14 00:00
中国政治观察人士：今年人大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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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财经报社(亚太)讯对于密切关注中国政治的人士来说，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计划加大对高科技的投资，支持疲软的经济，并为更具敌意的地缘政治环境做好准备。 DeepSeek大会为期一周的全国人大会议已经结束，会议的基调强调中国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之岛，同时也庆祝了中国公司（如DeepSeek）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突破。 “这是‘DeepSeek大会’，”伦敦国王学院Lau中国研究所主任Kerry Brown表示。 Brown指出，此次全国人大会议正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快速变化的贸易和外交政策可能引发国际混乱之际，这给中国领导人带来额外的压力，使他们需要与美国形成对比。对北京而言，“情况是：‘天啊，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谈论全球形势复杂，现在它真的发生了，我们必须表现得像成年人，因为其他人都在失控’，”他说。强调中国的稳定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调了中国稳定的外交方式。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确定性日益成为全球的稀缺资源，”王毅表示，“中国外交将坚定不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我们将以中国的确定性稳住不确定的世界。” 消费的重要性每年春天，约5000名代表和成员齐聚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统称“两会”）。投资者密切关注这些会议，以获取北京经济和战略目标的信号，分析人士仔细解析官方演讲和文件中的党派言论。近年来，北京优先考虑国家安全，而不是“发展”（分析人士称，发展通常是经济增长的代名词）。但去年9月，由于长期房地产危机导致GDP增长急剧放缓，领导层转向提振消费，宣布货币刺激措施，并随后试图重振私营部门。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时，中国排名第二的领导人、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其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需要“更好地确保发展和安全”。但他也强调了加强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工作报告中“消费”一词出现了32次，而2024年仅为21次，甚至超过对“科技”的频繁提及（29次）。具身智能李强还首次在工作报告中引入了“具身智能”（embodied AI）这一术语，指的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或机器。 2025年全国人大会议公布的中央政府预算显示，科技部门支出同比增长8.3%，几乎是一般财政支出增长的两倍，高于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幅。代表们热情拥护李强对科技的重视，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几位代表都提到了“具身智能”以及加大半导体投资的必要性。 “人形机器人前景广阔，”全国人大闭幕会上，代表江元勋表示，“DeepSeek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中国科学院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张云泉表示，“美国的科技封锁”意味着像DeepSeek这样的本土人工智能先驱在获得足够计算能力方面面临问题。 “中国肯定会投入更多资金、人才和团队来开发自己的高端计算芯片，”张云泉表示，“迟早我们会突破算力瓶颈。” 外部形势严峻、内部挑战重重在与各省代表团的会晤中，高级领导人多次警告官员，整体经济和全球环境都面临挑战。 “复杂严峻的外部压力形势”这一表述被多次使用，撰写《人民日报》解读简报的作者Manoj Kewalramani表示，“他们是在向所有人传达，情况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必须学会适应它。” 对于一些全国人大代表而言，疲软的国内经济（正面临通缩压力）比全球动荡更令人担忧。 “今年的消费确实不佳，甚至比去年还差，”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合力超市集团董事长李德祥表示，“我感觉普通人越来越不愿意花钱。” 在房地产方面，李强首次用直白的语言描述了行业低迷，他表示政府将“遏制房地产市场下滑并恢复稳定”。而一年前，他仅表示要“化解房地产风险”。工作报告还更加坦率地承认了政府在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的问题，近年来FDI遭遇创纪录的下降。今年的报告提到了“稳定”外资，而2024年仅提及“吸引”更多外资。社会稳定全国人大会议上也讨论一些社会稳定方面的担忧——去年，中国发生了多起大规模暴力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给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两名在中国南部珠海和东部无锡实施大规模杀戮的罪犯。 Kewalramani表示，习近平与解放军代表团的会晤也传递了重要信息。在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体系，彻查并解决腐败问题”。近年来，他一直在推动对解放军的广泛反腐行动。伦敦国王学院的Kerry Brown表示，全国人大会议传递了“关于外资和中国作为国际负责任参与者的相对友好言论”，但并未详细说明北京如何利用特朗普对第三国的强硬政策所带来的机会。然而，外交部长王毅的新闻发布会可能透露了北京的部分想法。王毅推崇扩大金砖国家（BRICS）集团，并暗示中国对“全球南方”寄予厚望——即北京一直在拉拢的一批不结盟发展中国家，以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我们将继续拓展平等、开放和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王毅表示，并称北京希望“与全球南方共同书写团结合作的新篇章”。
超启03-13 10:58
中国重磅！中央政治局“三号人物”罕见缺席人大闭幕官方公告病情“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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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Global China Hub)中国政治分析师宋文棣(Wen-Ti Sung)说：“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中国全国人大发言人缺席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当然是不寻常的。” 据官方媒体报道，赵乐际没有出席周一举行的中国全国政协闭幕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也没有说明他缺席的原因。政府发言人过去曾表示，自2006年以来，政治局常委从未缺席过一次重要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 68岁的赵乐际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3月8日举行的全国人大主席团会议上。之后在“两会”期间，赵乐际连续缺席重要会议。 3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未出现在主席台上。下午，全国人大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二次会议，也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主持会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赵乐际此前于上周四(3月6日)上午参加了致公党、侨联、对外友好界委员联组会，上周三(3月5日)参加了他所在的四川代表团审议。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会后，《联合早报》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采访的四名人大代表当中，有两人表示，他们也是在大会宣布后，才知道赵乐际因呼吸道感染而缺席闭幕会，另两名代表则不愿多谈。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会有2884名人大代表出席，45人缺席。大会通过七项表决，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在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和地方预算、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修改代表法的决定等。面对中美贸易战和国内经济形势严峻的内外夹击，今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获2882票赞成，仅1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反对票和弃权票都比去年略低。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获2895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最高法工作报告获2841票赞成、31票反对、12票弃权通过。最高检报告获2850票赞成、27票反对、7票弃权。大会也以2857票赞成、17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中国今年的财政赤字率首次拟按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赤字规模5.66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人民币。
天马行空 1评论03-12 13:17
华尔街日报：中美可能在6月举行两国首脑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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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尔街日报，中美正在讨论在6月举行“生日峰会”，届时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会晤。 Shaleah Craighead,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自去年11月特朗普赢得大选以来，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过各自的代表表达了对举行峰会的兴趣。最新的讨论选择在两位领导人生日的月份举行，表明双方有意在贸易紧张局势中释放一些善意。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6月15日，比1946年6月14日出生的特朗普小七岁。对习近平而言，前往华盛顿存在风险。在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被外界视为向特朗普示弱。参与峰会谈判的中国官员也担忧，是否会出现类似2月2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被公开斥责的场面。因此，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更倾向于让特朗普前往北京举行峰会。双方仍在持续磋商中。白宫顾问表示，由于美国经济实力雄厚，特朗普并不急于与习近平谈判。这位美国领导人多次对习近平表示赞赏，称其为“好朋友”。顾问称，特朗普仍认为自己可以采取如关税等强硬行动，同时保持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以缓冲贸易战对双方造成的冲击。中国外长王毅公开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应幻想在打压和遏
加美财经03-12 00:00
彭博观点：习近平希望女性安分守己，这对解决中国的人口危机没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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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什玛·瓦斯瓦尼是彭博观点专栏作家，专注于亚洲政治，特别是中国事务。此前，她曾担任BBC亚洲首席主持人，并在BBC的亚洲和南亚分部工作了二十年。她在彭博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当局对女权的态度，正在疏远唯一可以帮助解决国家人口危机的群体。 China News Service, CC BY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十年前的这个月，一群被称为“中国女权五姐妹”的女性因宣传性骚扰问题而被捕。这只是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女性公共和政治生活角色被削弱的一个例子。这五位女权人士被指控“寻衅滋事”，并被拘留37天后最终获释。但尽管毛泽东曾说女性“撑起半边天”，中国女性却仍在为自身权利奋斗。共产党历来宣称致力于性别平等，但实际执行却存在很大弹性。如今，女性被期望通过生育更多孩子来展现爱国主义。一些党内成员甚至提出降低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从20岁降至18岁，以此促进人口增长。然而，考虑到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这样的举措恐怕收效甚微。彭博预测，到2035年，中国人口将减少至13.6亿，与
加美财经03-12 00:00
外交政策：为什么习近平不急于参与特朗普的关税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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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的分析指出，中国政府面对特朗普的关税战，选择了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处理方式，更多是冷处理而不是奉承，这个策略会适得其反吗？ Dan Scavino,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加拿大和墨西哥通过一系列恭维电话，两次成功减缓了特朗普关税，至少暂时获得了缓解。与此同时，中国官员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就像一名经验丰富的拳击手在比赛的第一回合一样，中国并未急于出击，而是选择保存实力。北京选择了对抗，而非讨好。这一策略会适得其反吗？通过这种方式，北京可能避免了混乱，但并未避免关税。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已于2月4日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了10%的关税，本周又额外加征了10%。这将使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平均关税从2017年特朗普政府首次加征关税前的约3%，提升至33%。对于希望提振疲软经济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越来越多的关税无疑是一个坏消息。考虑到美国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领导人没有更强烈地反对这些措施，似乎有些奇怪。专家表示，其中一个原因是，特朗普式的戏剧性政治风格与北京对精心安排的外交节奏格格不入。他们认为，国家主席习
加美财经03-10 00:00
日经评论：习近平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意味着“政权安全”仍然比经济发展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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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共工作了七年。他在日经专栏中分析了中国政治中现在最敏感的安全问题意味着什么。星期三，中国全国人大年度会议在北京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的焦点是可能出台的经济政策，以应对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困境。然而，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经济的痛苦短期内难以缓解，尤其是在“政权安全”似乎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的情况下。确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7年下一次党代会后继续掌权的目标，使得经济问题的关注度未能达到本应有的高度。事实上，在2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政权安全，而非经济问题，成为会议的核心议题。这次会议恰好是在全国人大会议前夕举行。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有24名成员，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和一次集体学习。近年来，由于全国人大会议更加形式化，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受到了特别关注。去年开始，全国人大会议取消了总理记者会，这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中国开放度下降的印象。与此同时，由于过去十多年政策失误的严重影响，以及房地产危机的持续发酵，中国经济依然低迷。短期内没有快速解决方案，习近平政府只能暂时采取观望态度，同时推出一些政策措施，以避免经济持续下滑带来最严重后果。这些措施包括支撑地方政府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由于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地方政府正面临大规模的财政收入短缺。中国地方政府过去依赖向房地产开发商高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来获得收入。但2024年，这类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了16%。然而，让中国经济恢复健康预计将需要时间。在私下会谈中，许多中国民营企业界人士低声讨论经济困境何时能够缓解，但公开谈论这一问题仍然是禁忌。一些人认为，至少需要一到两年才能恢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可能需要五年以上，甚至超过十年，并拿19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经验作为参考。在星期三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2025年经济增长目标为“约5%”，与去年持平。然而，在民营企业界对经济的悲观评估，以及国内外经济专家对官方增长数据的普遍质疑下，这一增长目标的意义相对有限。批评者认为，中国官方经济增长数据至少被人为夸大了几个百分点，以营造经济表现更强劲的假象。尽管中国政府努力删除网上的不利言论，许多普通民众已经不再完全相信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在2月28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并对政治局成员进行了动员讲话。他强调，必须优先保障“国家政治安全”和“国家政权安全”。这一次，习近平在“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前面特意加上了“国家”一词，这反映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益严峻。星期一，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这个新关税已于星期二生效，叠加在2月4日已实施的10%关税基础上。作为回应，中国星期二宣布，从3月10日起，对美国的小麦、玉米、大豆和牛肉等关键农产品加征最高15%的报复性关税。如果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中国走出长期经济低迷的时间可能会被进一步延长。 2月28日由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被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3月2日的头版头条报道。负责国家安全相关立法的国家安全部，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表了关于这次会议的评论文章。那么，所谓的“国家政治安全”和“国家政权安全”究竟意味着什么？ “国家政治安全”指的是，通过防止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政治上出现分裂，并阻止与执政党不同的意识形态渗透，从而实现政治稳定。 “国家政权安全”则更为具体，意味着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当前由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政权被推翻，无论是来自内部敌对势力，还是因外部干预引发的政治动荡。这一观点被概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中，这是习近平自2014年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一直倡导的。习近平充分利用“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长期执政的基石。这一概念也成为他震慑党内反对力量、集中权力的重要工具。然而，这是五年来首次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主要议题。这背后发生了什么？答案的关键在于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平安中国”概念。简单来说，“平安中国”意味着通过大幅强化安保措施来维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这一问题与日本也并非毫无关系，因为2024年，中国多个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针对日本人及其他外国居民的恶性袭击事件。其中包括去年9月在广东省深圳市，一名40多岁男子持刀刺死了一名10岁日本男童。该行凶者已在今年1月被判处死刑。在此之前，2024年6月，江苏省苏州市也发生类似事件。一名日本母亲和她的孩子在日本学校的公交车站遭遇持刀袭击，试图阻止袭击者的54岁女校车管理员胡友平被刺死。今年1月，这名50多岁的袭击者也被判处死刑。此外，东京制药公司安斯泰来（Astellas Pharma）的一名日本籍男性员工，于2023年3月在中国被突然拘留，并在2024年8月被以间谍罪名起诉。去年11月，北京法院举行了案件的首次听证会，但这名长期驻华的日本商界人士被控的具体罪行仍不清楚。在中国修订的反间谍法下，间谍行为的定义可以被广泛解释。去年11月，日本首相石破茂在秘鲁首都利马与习近平会谈时，曾呼吁尽早释放包括这名安斯泰来员工在内的被拘日本公民。但至今未有进展。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政府在各个方面收紧了对经济和商业的控制，这也导致外资大量撤离。尽管如此，习近平政府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将政权安全作为最高优先事项，目光锁定在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之后的长期执政目标。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07 00:01
彭博：国内经济发展困难和特朗普贸易战的压力之下，习近平可能不得不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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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史宗瀚指出，在中国的政策辩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往往来自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因为他们长期依赖政府补贴。 “如果看看共产党内部的精英，主要是那些重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说，“普通中国人的利益并没有相应的代表，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事实上，中国向消费转型的努力早在特朗普赢得连任之前就已经开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始对外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农业落后的国家迅速崛起为新兴大国，主要依靠的是鼓励地方官员竞争吸引投资的政策，建设住房、基础设施和工厂，不断提高制造能力，以满足全球市场需求。中国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挑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时，中国领导层推出了一项相当于GDP约12.5%的刺激计划以提振经济。然而，这一由债务推动的建设狂潮在2015年前后逐渐衰退。面对经济放缓，当局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减税措施以及出口补贴，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些政策也带来了更多债务和房地产泡沫，而习近平目前正试图让这一泡沫逐步降温。因此，中国正深陷不断恶化的财政困境：债务高企的地方政府既难以通过土地销售获得收入，也难以找到回报可观的投资项目。同时，工资增长停滞、房价下跌，导致消费者感觉自己变得更穷。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表示，东亚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在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类似困难。他指出，中国在2015年之前确实取得了一些“不错的进展”，比如减少对企业和工业的补贴。但疫情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促使中国政府重新转向依赖投资的短期刺激措施，放缓了消费转型的进程。李强在周三宣布的促进消费措施，并未直接向消费者发放资金，这反映出北京对直接现金补贴的抵触态度。官员们仍然担心建立一个成本过高且可能让人变得懒惰的福利国家。此外，他们也担忧许多老年人不会花这笔钱，而是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种心态使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除了拨款用于以旧换新，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车和智能手机外，习近平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调整政府结构，使其更倾向于消费而非投资。瑞银集团（UBS）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李强在讲话中提到的一些更大的措施——包括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和保护就业，从长远来看确实更为重要。 “这些措施都将提高收入、增加就业、增强信心，从而促进消费，”她说。尽管习近平在中国体制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各省、市乃至区县的雄心勃勃的官员们，仍有自己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目标，以便在仕途上更进一步。这促使他们在政府合同中偏向本地企业，或争取投资的方式最终可能损害整体经济。其中一个例子是税收优惠。十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遏制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或补贴来吸引投资的行为。但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国家审计署和官方媒体强调的问题，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财政面临压力的情况下。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北京政策顾问李稻葵表示，中国大约有30个“重商主义地方政府”，所在的省市生产相似的商品，并相互竞争以争取政府采购。 “必须进行改革，让地方政府能够分享其他地区生产的产品所带来的税收收入，”他本周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目前的税收主要来自生产，税制应该调整，让地方政府从消费中获得税收收入。” 消费税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收入分配矛盾的关键问题之一。1994年，中国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比，以便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金再分配。这一举措使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公共服务和投资项目，而这些仍然是职责。此外，地方官员不被允许出现财政赤字。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省级政府转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s）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据估算，这些融资平台现在占据了中国债务总额的一半以上，使其偿债能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土地销售下滑削弱了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迫使官员推迟向公务员支付工资，并延迟向承包商付款。近年来，中国最高领导层一直在将更多财政收入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包括增加债务以及分配消费税收入。目前，消费税主要针对烟草、成品油、汽车和酒类。此举的目的是激励地方政府促进消费以增加税收，使其减少对投资拉动增长的依赖。然而，习近平政府尚未具体说明如何实施这一政策，这表明在拓宽税基和调整既有官僚体系方面仍面临挑战。李强在周三强调，需要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以打破国内贸易壁垒，更高效地利用资源。在随后与记者的交流中，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务院研究室官员陈昌盛表示，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就像是“自废武功”。在推动消费增长的过程中，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扩大对农民工的福利覆盖，而这将进一步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经济学家估算，中央政府需要向地方政府转移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央行前顾问刘世锦去年提议推出10万亿元人民币（约1.4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以改善公共服务，包括为农民工提供公共住房，并让他们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社会福利改革是“更可持续的促进消费路径”。 “但这非常昂贵，”他表示，估计在两年内需要高达1万亿美元的投入。“内部仍在讨论，因为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政策的重大转变。” 如果财政资金进一步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国地方政府将有更多资金投入社会保障体系，稳定脆弱的养老金体系。这反过来将使公民能够在不担心突发危机的情况下增加消费。李强在周三的讲话中鼓励党内同志要在困难中保持信心，并保证“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将继续乘风破浪，稳步前行”。在场的一名党代表、来自沿海地区浙江省的李占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对这番话深有感触。 “美国肯定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他在听完李强的讲话后表示。“但他们越是打压我们，我们就会激发出更多活力，变得更加创新。”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0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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