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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几个月前的社论曾称，特朗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是“历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然而这或许说得太早了。一个更愚蠢得多的贸易战正悄然逼近：对美国国债征收出口关税。
欢迎来到“学院派特朗普主义”。如果忽略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的个人浮夸与反复无常，可以发现白宫正在落实一群非传统经济学家对全球经济的观点。
随着特朗普——虽然磕磕绊绊地——逐步执行这些经济学家的关税理念，人们必须认真对待另一些更极端的设想被采纳的可能性，这次的焦点是全球金融市场。
在特朗普的这个圈子里，有一种理论认为，日本、德国和中国等国家通过压抑国内消费、推动出口，使全球经济出现严重扭曲。
由于全球经济是一个封闭系统，一个国家的出口盈余势必造成另一个国家的进口盈余，而主要“接盘”的就是美国。
特朗普主义者的观点是，历史因素将美国推向了为世界提供安全资产的角色，特别是美元和美国国债。全球对这些资产的需求巨大，世界经济仿佛离不开它们。而满足这一需求迫使美国必须长期维持贸易赤字。
这种观点有几种表现形式。最广义的版本担忧所有外国对美国的投资。由于海外对美元的持续需求，使得美元长期被高估。这种高估削弱了美国出口商的竞争力，阻碍贸易账户的自然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持续的时间越久，美国政府、家庭和企业的债务就越多，全球金融体系也就越不稳定。
关税是一种潜在的解决方式，至少能扰乱与这些资本流动相匹配的贸易流动。
另一种替代方案则是某种形式的全面资本管制。幸运的是，这种做法实施起来难度极高，白宫应该不太可能尝试。
真正的风险在于我们会遇到一个更小但更现实的方案：针对美国国债市场的管制。
特朗普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在一篇广为流传的论文中写道，美国政府证券“成了支撑全球贸易体系的出口产品”。他指出，“通过出口这些证券，美国获得外汇，而这些外汇通常被用于进口商品。美国之所以出现大量经常账户赤字，并非因为进口过多，而是因为为了提供储备资产、推动全球增长，美国不得不出口这些国债。”
米兰总结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个是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意思是由美国主导、各国政府协调行动，使美元贬值、其他货币升值。这个设想的灵感来自1985年和1987年的广场协议与卢浮宫协议，目的都是遏制美元的迅速升值。
第二个方案是美国积累外国政府债券作为自己的外汇储备，用来管理美元汇率。
第三个提议堪称特朗普政府中任何人提出的最糟糕主意：对外国持有美国国债征税。
为了遏制那些据称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外汇储备积累，华盛顿可以对外国购买美元计价资产的行为设置障碍，比如对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征收税收。
米兰称之为“使用费”，即扣留部分支付给持有美国债券的外国政府的利息。
他去年为这一提案辩解道，“储备持有者对美国出口行业造成了负担”，“使用费可以帮助弥补这一成本”。米兰表示，这篇论文不应被视为政策建议。
但他本月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似乎又提到了这一想法，建议其他国家政府“直接给财政部开支票”，分担美国作为全球储备提供者所承受的负担。
要理解这一主张为何如此糟糕，就必须深入剖析前提。真的像这些特朗普主义者所说，是外国积累美元储备、操纵汇率导致了美国被迫接受贸易赤字吗？
答案是否定的。至多只能说，有些证据显示美元储备积累与美国贸易赤字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否存在决定性关系，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而且也不清楚，外国政府是否正以特朗普主义者担忧的方式积累美国国债。
即使没有“使用费”，外国政府在其储备资金中持有的美国国债占比，也已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达到峰值的约40%，下降至目前的16%左右。
这一趋势动摇了特朗普主义有关贸易赤字理论的关键支点：很显然，美国不必继续大量发行国债来满足全球对安全资产的需求。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找到了很多其他金融避风港。
美元、外国投资者与贸易赤字之间的真正关系在于，美国作为全球首选安全资产的发行国，使得世界其他国家乐意购买我们所发行的债务（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部门的）和股票，以资助美国国内消费——这是美国政治层面的选择，而且在美国国内颇受欢迎。
更准确地说，只要美国不违约，世界其他国家就愿意买这些债务。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米兰说的那种资本税本质上就是违约。
当一个债务人单方面拒绝全部或部分偿还本应支付的利息或本金时，就是违约。
对美国国债征收资本税的最大愚蠢之处在于：会削弱这些资产的吸引力，而美国财政赤字却仍在失控地扩大。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回避政治上痛苦的社会保障改革的手段。
如果全球持续抛售美国国债，那美国人可有得瞧了，预算决策会变得多痛苦？（WS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