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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卡特总统任期内，他任命的联邦法官数量比任何一位总统在一届任期内任命的都要多，而女性和少数族裔数量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真正改变了联邦司法系统。
对于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来说，屈辱经历数不胜数。
他未能确保被伊朗扣押的美国人质获释，无力应对通货膨胀危机，在1980年总统初选中被自己党内的对手挑战，随后在竞选连任中失败，仅担任了一届总统。
这是自1932年赫伯特·胡佛以来，第一位遭遇这种挫败的总统。
除此之外，卡特（于12月29日去世，享年100岁）在任期间，从未有机会提名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
由于这一点，他的司法成就经常被忽略。然而，根据美国联邦法院办公室的数据，实际上，卡特在单一任期内任命的联邦法官数量，超过了其他任何总统。
他任命的女性法官人数是此前所有总统总和的五倍，少数族裔法官人数是此前总和的三倍。
他提名的两名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和斯蒂芬·G·布雷耶，后来都成为了最高法院大法官。
这是一个鲜有人知的政治遗产，历史学家乔纳森·奥尔特在他2021年的著作《他的最佳表现：吉米·卡特的一生》中详细描述了这一点。
在上任之前，卡特承诺通过一个半独立的委员会来处理司法提名，并实施平权政策。他甚至向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遗孀科雷塔·斯科特·金承诺，将从曾属于南方邦联的每个州中各选一位非裔法官。
历史学家乔纳森·奥尔特在书中提到这一点。
然而，他最初提名的12位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全是白人男性。这一事实并没有逃过他的女性主义妻子、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的注意。
罗莎琳敦促他做得更好，而他确实做到了。
1978年，后水门事件时期，一个由民主党占绝对多数的国会为了应对联邦案件积压问题，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联邦法院的席位增加了150多个。这些新增席位全都可以由卡特填补。
此外，他还可以通过正常的人员更替来填补现有空缺。
最终，卡特在四年任期内任命了262名联邦法官，比里根和克林顿在八年内任命的还要多，也超过了以快速提名法官而闻名的特朗普。
在这262人中，有55人是少数族裔，40人是女性。
金斯伯格是这40位女性之一。卡特上任时，金斯伯格正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研究员，因在最高法院支持女性权益的案件中表现突出而声名在外。
像许多人一样，她填写了一份问卷，希望被考虑担任法官。
金斯伯格的丈夫马丁·金斯伯格在幕后为她展开了一场运动，但根据奥尔特的说法，卡特身边许多保守派民主党人对她持强烈反对意见，认为她“关注单一议题”或“过于自由派”。
德克萨斯州律师萨拉·韦丁顿为金斯伯格提供了帮助。
26岁时，韦丁顿曾成功在最高法院辩护了“罗诉韦德案”，之后加入了卡特政府，担任女性事务助理。她将金斯伯格作为司法候选人的名字泄露给媒体，希望借助舆论压力，让卡特无法反悔。
不过，韦丁顿泄露消息后立即前往椭圆形办公室，向卡特总统坦白了她的所作所为。
奥尔特写道，卡特对此“并不介意”。
1981年，里根提名桑德拉·戴·奥康纳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她成为首位女性大法官。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卡特有机会提名一位大法官，他很可能会选择一位女性，具体来说是雪莉·赫夫斯特德勒。
赫夫斯特德勒是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联邦法官，当时是司法界资历最深的女性。
赫夫斯特德勒1949年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尽管成绩名列前茅，却很难找到工作。据《斯坦福律师》杂志报道，她为其他律师做法律研究和撰写辩护状，随后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专攻那些无人愿意接手的案件。
后来，她撰写的辩护状代表加利福尼亚州在最高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使用，并很快在司法界逐步晋升。
1979年，当国会创立教育部时，卡特任命赫夫斯特德勒为第一任教育部长。此后，她回到私人执业领域，并于2016年去世。
同年，已经成为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的金斯伯格在接受PBS采访时说，她经常被问到是否一直想成为法官。
她表示，1959年从法学院毕业时，联邦法院里没有任何女性法官，因此“对一个女性来说，想成为联邦法官是不现实的”。
她还说：“直到吉米·卡特成为我们的总统，这才变得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