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老板为何叫普里戈任，而非普里戈津lg...

最近红遍全球的人不是普京，不是泽连斯基，也不是拜登。

而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老板普里戈津。

（瓦格纳的坦克）

（普里戈任，也有人音译为普里戈津）

你一上网，几乎到处都是普里戈津、普里戈津、普里戈津……

真是“平生不识陈近南，纵称英雄也枉然”。

欸！不对！

在到处一片“普里戈津、普里戈津、普里戈津……”声中，笔者突然发现，还有不少媒体称他为“普里戈任”。

他名字“Prigozhin”，音译为普通话/华语，“普里戈津”没错啊，为什么这些主流大媒体还音译为“普里戈任”，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

于是，我去查最权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语姓名译名手册》。

Prigozhin的俄语拼写为Пригожин，罗马化之后写为Prigozhin。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语姓名译名手册》第一版和第二版中，“zhin”这个音节都被译为“任”，比如苏联克格勃的前身“契卡”创始人Felix Dzerzhinsky的正式译名为“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俄罗斯政治家Vladimir Kozhin的正式译名为弗拉基米尔·科任。

其他姓Prigozhin的名人包括音乐制作人Iosif Prigozhin（约瑟夫·普里戈任）、苏联作曲家、人民演员Lyutsian Prigozhin（柳齐安·普里戈任）、苏联/乌克兰科学家Efim Prigozhin（叶菲姆·普里戈任）。

因此，瓦格纳集团老板Prigozhin便是普里戈任，而不是普里戈“津”。

那么，读者就要问了，“zhin”跟“津”的音很近，跟“任”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为何正式译名反而用“任”？

我猜想，这应该是从最早的译名流传下来的，日子久了，就成为了权威。

好了，既然如此，最早的译名为何音译成“任”呢？

我猜想，很可能最早音译这些外文的都是中国南方人，比如江浙人、客家人或潮汕人。

在上海方言当中，“任”念作[gnin]或[zen]；在无锡话念作[zhen213]；在苏州话念作任[zen231] ；在客家话念作[ngim4]；在潮州话念作[rim6]；这些都跟俄语“zhin”颇为接近；如果最早音译“zhin”这个俄语音节的是中国南方人，把它音译为“任”就相当顺理成章了。

另一个例子是Obama，按普通话标准，音译为“欧巴马”更为贴近，但是，当年很可能译者是南方人，所以音译为“奥巴马”。“奥”在闽南语、粤语、潮州话的发言都是“O”。

言归正传，由于“普里戈任”被写进了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因此，就以它为规范。

同样的原则，Trump音译为“川普”比“特朗普”感觉更为接近，但是，由于《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以及后来新华社译名室委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都用了“特朗普”，因此，就以它为规范。

人名和地名当中，以南方方言为音译基础的这类例子还很多。最好的两个例子就是“瑞士”“瑞典”。

在普通话中，“Swiss”“Sweden”的第一个音节不可能音译为“瑞”，可以音译为“sui”或“shui”，例如“绥士”“隋典”。

但是，在南方方言里，“瑞”的发音就是“sui”，例如闽南语、潮州话、客家话，都是“sui”。因此，Swiss音译为“瑞士”就很可以理解了。

二十年前，我的马来西亚籍华人老板，他提到瑞士时，总是说“睡士”。因为他祖籍闽南。

新加坡也有很多例子，初来乍到的中国北方人经常感觉莫名其妙。

例如：Bukit Timah音译为“武吉知马”而不是“布结提麻”，这是因为在闽南语当中，这四个音节的相应的汉字就是“武”“吉”“知”“马”；当年音译这个地名的时候，新加坡通行的是闽南语，不是官话/普通话，因此，音译地名或人名就很自然地使用最为流行的语言。。

再例如：Jurong音译为“裕廊”而不是“朱龙”。

又例如：Jalan音译为“惹兰”而不是“加兰”。

人名也是同个道理。例如1859年至1867年的新加坡总督Cavenagh，译名是“加文纳”，而非“卡文纳”。

1899年至1901年的代总督Swettenham，译名是“瑞天咸”，这个就是粤语音译了；如果用官话音译，应该是“隋天翰”之类的。

还有一种地名的翻译很有趣的，就是先用闽南语音译，之后改为普通话音译，例如Tuah Road，在1952年的时候，音译为“带路”，因为闽南语“带”就是“Tuah”；后来，到了1970年，就改为“杜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