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特朗普关税无法抑制中国的贸易顺差lg...

乔安娜·谢尔顿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前副秘书长，同时也是RealEcon的顾问。她在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的专栏文章指出，纠正全球经济中的重大失衡需要国际间的协作。如果特朗普想要取得成果，就需要克制他的执政倾向。

即将上任的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可能并不被所有人认可，但不得不承认，当前全球贸易体系中存在的压力，并非通过现有的政策工具或机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能够轻松解决。然而，美国要制定出合适的应对措施并不容易。

特朗普提名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曾表示，“各国在经济结构上的选择”，导致了全球经济中不可持续的不平衡。

贝森特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许多国家因为政策选择而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包括德国和日本），但当今最大的贸易不平衡是发生在全球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之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使其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

仅凭美国自身的努力，无法解决其庞大的贸易赤字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顺差国，尤其是中国，采取行动。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中国经济内部的失衡，以及全球经济中，一个国家的顺差必然伴随着其他国家的赤字。就像平衡跷跷板需要双方进行同等但相反的调整一样，贸易流量的再平衡也需要顺差国和赤字国共同采取行动。

如果一方在天平上施加重量，阻止贸易和金融的自然波动产生再平衡，那么失衡可能会持续甚至扩大。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之间一些持续的贸易失衡现象。

从宏观经济结构来看，中国和美国几乎是彼此的镜像。由于长期以来的政策抑制了家庭收入和消费，同时偏向投资，特别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投资，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之一——大约43%，而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只有约37%，并且这一比例还在下降。

这种结果导致了商品的过度生产，而这些商品随后被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同时，由于中国的储蓄超过了投资（因为政策压制了消费），多余的储蓄流向国外。中国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等于其贸易（经常账户）顺差。只有通过缩小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中国才能减少贸易顺差。而这意味着要提高家庭消费水平，但这种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

相比之下，美国经济的驱动力是消费者支出，占GDP的比重约68%。由于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约占GDP的22%），美国从国外吸引储蓄资金。美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反映在贸易（经常账户）赤字中。

美国可以采取措施纠正助长全球贸易赤字的经济失衡问题，最重要的是通过减少预算赤字和对外国资本流入的依赖。

然而，尽管特朗普已经指派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寻找大规模削减开支的办法，但认为可以在不触及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或国防支出的情况下实现足够的削减是天方夜谭。此外，特朗普提议的减税政策将进一步扩大赤字。

特朗普还提议，如同他在第一任期内所做的那样，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减少双边贸易赤字。即使不考虑这将对依赖进口的美国生产商造成的破坏，以及对消费者价格的推高，关税也不会影响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体顺差。

而且，即使对中国进口商品（以及特朗普点名的其他国家进口商品）征收更高关税可能增加联邦收入，这一增长可能远低于他的预期，尤其是在关税如预期那样减少进口的情况下。

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渠道采取多边方式也难以令人乐观。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基于规则的贸易秩序如今已经处于脆弱的基础上。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外部机构或力量可以强迫一个国家改变其国内政策以满足他国的目的。

在贸易领域，这种秩序要求WTO成员国自愿遵守入会时同意的规范和规则。

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与其在WTO中的承诺根本相悖，包括其向市场化经济转型的承诺。美国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在拜登政府的延续下，也采取了与WTO承诺精神（即使不是文字）相冲突的贸易措施。

如果有一个时机需要美国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共同挑战，那就是现在。

其他国家也与美国一样担忧中国过剩制造业出口对本国生产和就业的影响。贝森特提议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开展外交合作，以实现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但他在政府中能够有多大影响力，以及他的想法能否获得总统支持，仍然是未知数。

问题在于特朗普是否认识到，统一行动以应对中国不平衡的增长和贸易方式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的价值。根据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记录以及他在就职前的相关表态，他的总体外交政策，可能会使其他国家远离与美国在此及其他目标上的合作。

如果特朗普坚持单打独斗，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将受损，国家将处于一个更弱的地位，难以应对当前和未来面临的经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