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报社(北美)讯 中国于周二出人意料地宣布降息,对此彭博社分析师加菲尔德·雷诺兹(Garfield Reynolds)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困境严重到足以让当局做出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降息回应,但它远不足以推动经济复苏。
雷诺兹写道,首先,“当你意识到中国央行一年期贷款(或中期贷款便利)的利率下调幅度仅为15个基点时,这个幅度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
“面对中国所面临的这种放缓,大多数央行很可能会决定降息三倍甚至更多。”
金融博客Zerohedge撰文称,中国面临的真正困难在于,以往的减税举措并没有在激发贷款以刺激经济活动方面产生太大作用;毕竟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无法通过增加供应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创造资产泡沫)。
此外,正如我们周日观察到的那样,中国7月份的新增贷款降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图源:彭博社)
甚至在本月降息之前,中国央行不断上调的基准利率都处于多年来的低点。
(图源:彭博社)
Zerohedge认为,需求不足的部分原因是关键的房地产行业正在陷入困境,尽管这种情况也突显出人们对中国正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偿还现有债务而避免借入新的资金。
Zerohedge表示,正如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u)最近所讨论的那样,随着中国滑向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并由此引发通缩,中国面临的问题甚至比普通的房地产和/或债务危机更严重。
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的Michael Every援引新华社旗下的《经济观察报》的话说,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财政局长这半年》的时事通讯,并得出结论称,据报道,地方政府财政和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随时会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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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博客Zerohedge称,多米诺骨牌似乎正在倒下:
- 碧桂园刚刚违约;
- 中植企业集团高收益投资产品未兑付;
- 最近的银行贷款数据非常糟糕;
- 工业产值同比增长3.7%(预期4.3%),
- 零售额同比增长2.5% (预期增长5.3%);
-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去年同期为3.7%);
- 房地产销售同比下降8.5%(去年同期为下降8.1%);
- 失业率5.3%(前值为5.2%)。
英国《金融时报》总结道,中国“已经陷入了一种政治心理恐慌”,因为中国年轻人又开始讲苏联笑话,或者说“让它腐烂吧”,而据报道,一位北京高收入工人正在尽可能多地存钱,为房地产崩盘或针对台湾的行动做准备。
(来源:推特)
那么,从经济或市场的角度来看,有什么办法可以真正为中国止血吗?正如野村证券的麦克埃利戈特(Charlie McElligott)所写的那样,中国经济缓慢崩溃的最大原因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当局从未向在新疫情危机中被榨干的个人和企业提供财政援助。
因此,唯一能真正“震慑”市场的是直接向家庭和企业“直升机撒钱”,以刺激中国的消费。
有人会说这不可能,毕竟中国的债务/GDP接近300%…只有日本的经济状况更糟。
(图源:CEIC、摩根士丹利)
也可能不是:正如彭博社今天所写的那样(见《中国人民银行顾问称中国迫切需要提振消费》)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即中国最高央行官员之一蔡昉警告说,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是刺激家庭消费。
蔡昉在中国顶级经济智库之一中国金融40人论坛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补充说,疫情后持续的失业正在抑制家庭支出,如果没有新的政策,消费者信心预计会减弱。
“现在最紧迫的目标是刺激居民消费,因此,需要动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也符合经济规律的渠道,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66岁的蔡昉说,他是中国最著名的专注于人口和劳动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之一。
这位国家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于2021年初加入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咨询机构,并帮助政府制定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今年7月,蔡昉呼吁有关官员改革户籍制度,以释放中国大量农民工的消费潜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蔡昉呼吁不可避免的“直升机撒钱”来刺激家庭消费,帮助经济复苏。
蔡昉是呼吁向消费者提供直接刺激以提振支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不过北京方面迄今不愿采取这种做法。今年早些时候,蔡昉说直接向中国家庭支付4万亿元人民币(5510亿美元)的直接刺激是刺激消费支出复苏的一个选择,消费支出在疫情期间因工资增长疲软而放缓。
Zerohedge表示,虽然中国可以假装自己可以在未来几个月内避免即将发生的事情,但现在中国加入其他“发达”国家的行列只是时间问题,美银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特尼特(Michael Hartnett)最近称之为“财政过剩时代”。
(图源:美银、彭博社)
毕竟,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最近“退休”可能是有原因的,他曾呼吁“谨慎经济”,反对大规模刺激。
蔡昉:刺激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
8月14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撰文表示,把中国经济遭遇的短期困难和面临的新常态结合起来,着眼于从刺激消费入手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复苏,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总体来说,现在最紧迫的目标是刺激居民消费,因此,需要动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也符合经济规律的渠道,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这也就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对象、新手段和新目标。其核心是刺激的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对应现实经济中的堵点和短板。同时,对居民的消费进行刺激,可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而乘数效应的大小,决定刺激政策的效果。此外,这有利于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的统一、措施的兼容,可以减少后遗症,尽可能不在“三期叠加”中造成新的“前期政策的消化期”。
以农民工落户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通常被认为是一项长期的改革任务,其实,如果及时出台的话,完全可以产生真金白银和立竿见影的刺激效果。
我们来看户籍制度改革如何促进消费。2022年,外出农民工家庭的人均收入达到4.2万元,接近城镇中间收入组平均4.4万元的水平。由于没有城镇户口,未能均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的消费显著低于城镇居民平均30391元的水平,据估算他们消费被抑制的程度为23%左右。
因此,1.72亿外出农民工如果成为城镇户籍居民,平均消费人均可增长6686元,由此产生的居民消费增量可超过一万亿元。关于疫情期间形成的超额储蓄说法不一,如果按照GDP的3%计算,大概是3.6万亿。所以,只有万亿元量级的新增消费,才能抵消过度储蓄。
此外,一系列与老龄化相关的基本社会保险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都可以借此机会显著提高保障水平。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开始,2022年—2035年期间,老年人口抚养比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现收现付”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养老、医疗、照护的人财物保障,都高度依赖于相对有利的人口抚养比,随着今后十几年抚养比加快提高,保障的难度明显加大,必须有相应举措才能维系。
这要求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普惠水平,个人积累的部分只能是必要的补充,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我们面临着一个机会窗口,可以把长期的制度建设目标与短期经济刺激效果结合起来,用改革红利推进经济复苏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