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恒隆集团董事长陈文博在致股东信中透露,公司上半年遭遇了近年来最严峻的经营环境,总销售额下降了13%。同样的困境,太古地产也在经历,其在内地的六大高端商场有五家陷入了负增长。
两家公司都把经营困境归因于“出境旅游的增加”,即富裕的消费者选择出国购买奢侈品,而国内的消费者大多只能欣赏橱窗里的华丽生活,真正消费的人数却不多。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完全解释国内消费的情况。如K11、万象城、大悦城等次高端和中端商城的年中报告显示,他们的客流量大增55%,领跑行业,销售额也有所增长。其中,万象城、大悦城零售额分别实现了22%和24%的增长。
这种消费变化与当前高奢坚挺、中档疲软的“K型消费”共识相悖。实际上,这种看似矛盾的消费变化,其实隐藏着一个微妙的中国。陈董事长在致股东信中提到,随着疫情解封后的第二个夏天结束,国内消费者将摆脱报复性出游的“心瘾”。他预测,奢侈品“血拼地”将重新转回海外,目前在岸奢侈品消费占比已降到约60%,预计最差的情况就是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但是,这个预测并未成真。国庆假期期间,国内直飞日本的航班相比去年同期暴增了5倍。而且,日元贬值使得在日本购物比在中国内地更便宜。例如,今年上半年,日元兑人民币较2023年同期贬值15%-20%,如果计算退税,两地价格差异更扩大至约30%。因此,富裕的消费者更愿意去日本购买奢侈品。
虽然奢侈品消费的地点转移到了海外,但国内的奢侈品消费并未全线“坍塌”。恒隆集团的顶奢商场租金收入虽然下降4%,但次奢商场的租金收入却有15%的正增长。造就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另一波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并没有停止消费,而是从过去的盲目购买奢侈品,转向了对产品本质的追求。当下的国内,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主营次奢的K11、万象城等商城趁势而为。在万象城、恒隆次奢商场的零售业绩中,顶奢品牌做出的贡献逐渐下滑,餐饮、服务等业态的租户增加,“去高端”意味明显。K11在财报中大谈特谈最近举办的音乐节、灯光秀、潮牌快闪等推广活动,营造格调、氛围感,并以此吸引中产阶级的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