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礼辉：金融创新呼唤监管创新，应建立数字化金融监管综合系统lg...

　　由天津市金融局、天津港保税区、金融界联合主办的“2022第三届全球保险科技大会”于12月15日-17日在云端召开，本届大会主题为“新时代、高质量、现代化”。大会开幕式上，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就业界比较关注的普惠金融、产业金融创新、数字保险和大健康产业如何相互赋能、金融监管等数字金融话题展开了精彩讨论。

　　要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真正的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是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的概念，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李礼辉表示，在工业经济时代，想要达到联合国对普惠金融的要求还是很难的，因为长尾群体的信用比较难发现，所以风险成本高，因此在商业上的可持续性就会降低。而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扩大长尾群体的信任，扩展供应链的信任传递，让普惠金融变得触手可及。

　　举例来说，今年《银行家》杂志评选了全球100数字银行，中国的微众银行排第一，网商银行、苏宁银行排第二、第三。李礼辉对这几家数字银行的主要经验及做法进行考察后发现，他们最主要经验就是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消除普惠金融痛点，为长尾群体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李礼辉表示，90％以上的小微企业都属于长尾群体，在工业经济时代信用记录缺失，信用价值无法体现，传统的金融模式门槛高、手续繁、周期长、效率低、审批严、条件多，难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痛点。而数字化的创新让普惠金融具备了商业的可行性。

　　李礼辉将三家数字银行的做法归纳认为，通过大数据风险控制技术，解决银行与客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风险可承担；通过线上化业务模式，解决人工服务成本高的问题；通过新型系统架构，实现高弹性、低试错成本，优化成本结构；通过互联网产品设计，快速应对市场诉求；通过数字化精细运营，覆盖小微企业成长全周期；通过数字化精准营销，提高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性。

　　目前，三家数字银行的不良率保持在1％~1.2％。风险成本覆盖率多在260％以上，最高的超过了400％，核心的风险管控指标完全能达到监管机构的要求。

　　“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来对现在的流程、系统进行一些彻底的改造。这样才能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实现真正的普惠金融。”李礼辉说道。

　　产业金融创新如何支持和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金融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在被问及产业金融创新如何支持和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时，李礼辉首先对产业的概念演化及分类进行了阐述，他表示，“产业”概念一般是指经济属性趋同、技术关联紧密、产出规模化的市场主体活动的集合。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成为新兴生产力，产业被全新定义。

　　目前所说的数字化产业大致可以分为：第一大类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包括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迭代升级后的新制造、新基建、新能源、新材料、新农业、新商业等。第二大类是数字化产业，包括深度应用数字技术的软件开发业、数据资源开发业、人工智能开发业、生物技术开发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大类是公共行业的产业化，包括实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绿色低碳产业、医疗康养产业、教育培训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

　　李礼辉对三大新产业做了分析和研究，并认为这些新产业有两个突出的新特征：

　　一是在供需关系中，市场信息更趋于对称，技术信息更趋于不对称。基于智能化网络和数据挖掘技术，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信息越来越透明。市场信息更趋于对称，有利于提升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在技术信息领域，一方面是分布式协作模式下的底层软件开源，另一方面是区块链确权认证技术下的专利产权保护。开源软件可以共享，但应用范围有限。技术信息更趋于不对称，总体上有利于鼓励创新。但是在地缘政治格局中，逆全球化的核心技术封锁，势必增加全球经济的技术创新成本，并导致非市场化的恶性竞争。

　　二是在产业链上，区域竞争可能更多些，链际合作可以更多些。早些年发生的日本家电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近些年发生的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等国的转移，主要是由生产成本和经营利润因素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由于市场供需信息趋于对称，国际物流布局调整周期缩短，加上地缘政治因素，产业链上的区域竞争将更加直接，更容易引发产业的跨国转移，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我国的优势是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主动扩大国内不同产业链之间的链际合作，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保护本土产业链；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区域竞争力。

　　李礼辉表示：“中国的优势是先进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所以我们应该主动扩大不同产业链之间的链接合作，这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保护本土产业链，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增强区域的竞争力。”

　　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本源必须传承，金融服务则必须创新。金融行业在服务实体经济时，数量很重要，但质量更重要。要做好这个事情，需要财政跟金融共同发力，需要数字化创新赋能增效。李礼辉提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对比，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完整因而有更强的伸缩韧性，供给侧产能远高于本土需求因而有更多的腾挪余地。因此有条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例如，适度扩大财政赤字率，短周期内财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4-5％；增加长期国债和专项债的发行，募集资金用于重大项目投资，亦可用于置换地方政府的债务，激活地方政府的财务动能；在数年内保持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性，扶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度过难关，恢复活力。

　　第二，坚持审慎的金融原则。保持适当的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加金融投放，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支持国家的关键项目建设，支持国企投资和民间投资，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需要注意的是，金融资源配置与财政资源配置的区别是存贷硬性平衡、期限适度错配、借贷必须偿还。因此，即使是在稳经济促增长阶段，也应坚持审慎的金融原则，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无效信贷投放，产生新的不良资产。

　　第三，金融工具数字化和协同化。例如，提升供应链金融的数字化水平，应用人工智能、区块链、5G网络等技术，构建能够无缝链接供给、需求、物流和金融的供应链平台，扩展供应链的信用传递，实现货物计量、运输、储存的实时实地监控和专用设备安装、运行、产出的实时实地监测，实现供应链、资金链、保险链的一体化，从而降低供应链整体的融资风险，降低供应链内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又如，银行保险共建产业金融服务平台，以产业为龙头，以企业为中心，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共享信息。再如，建立数字资产市场平台，搭建沟通技术信息供给方与需求方的桥梁。

　　数字化时代如何实现高效的金融监管？

　　李礼辉表示，数字化技术创新正在改变金融服务模式，逐渐形成交互、交叉、交集的金融新业态。

　　“比如我们一直在提的数字化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可以将金融机构、核心企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物流企业以及海关、税务、商检、外汇管理等行政机构纳入多方协作架构，形成互联互通互信的生态圈，为企业提供配套的融资、保险、结算等金融服务和外汇管理审核、国际贸易账款监管、对外支付税务备案等公共服务。”

　　李礼辉又以目前正在建设数字资产市场为例进行论证。未来的数字资产市场既包括数字化的金融资产，也包括资产化的专利数据、著作数据；既有所有权的交易，又有收益权的交易。将形成一个资产所有者、投资者、产权登记、产权认证、金融中介、监管机构、税务机构、仲裁机构等多方交集的复杂架构。

　　对此，他提出了两点建议：

　　一是应该建立数字化金融监管综合系统。这个系统由金融监管部门共建共享，能够覆盖所有的金融机构，能够穿透不同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共享多方监管数据，执行一致性的合规标准，实现金融监管全流程、全方位的智能化，超越流程复杂、耗费资源的现场监管，降低监管成本和被监管成本。

　　二是应该打破制度性数据孤岛。目前的问题是，涉及企业的信用数据，分散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工商行政管理、税务、海关等不同的局域系统中，开放共享的水平不高，影响公共数据资源的价值发现。应该通过立法和行政指令的方式，改变公共数据的“行政部门所有制”。国家应该建立标准统一的公共统计制度，建立集中统一的公共数据库，建立互联共享的公共数据应用系统，形成能够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

　　这些公共数据的挖掘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应该充分挖掘公共数据，将数据挖掘结果用于宏观经济管理和规划，用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用于产业链的布局和流程改进，用于城市智能管理系统；同时可以将数据挖掘结果用于扶持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用于生产商的产品和服务优化，用于经销商的采购和物流优化。

　　对于天津港保税区怎么样发展数字经济，李礼辉从通过数字化技术创新的角度提出了建议。

　　李礼辉表示，天津港保税区作为京津冀经济圈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拥有区位优势、税赋优势、人才优势和资本优势，应该抓住数字化的机遇，谋划建设数字金融中心，提高再产业金融领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