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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投资者和商界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会像第一个一样，优先考虑经济增长和股市。但是现在很明显了，他有其他想法。
去年秋季大选后的第二天，股市飙升。为什么不会呢？
投资者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与第一个类似，优先考虑减税、放松监管和经济增长。关税问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审议后才提上议程。特朗普会将股市视为他的实时成绩单。
他的顾问们也强化了这一印象。
选举日后几天，现任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市场明确拥抱特朗普2.0的经济愿景”。
他写道，特朗普将“确保贸易自由和公平”。
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企业、投资者以及许多即将上任的总统顾问都误读了他。他的优先事项不同。最近几周，特朗普无视股市调整、通胀警告和增长放缓的风险，专注于一个目标：实施足够高的关税，以促使进口商品的生产转移到美国国内，打破数十年来建立的供应链。
在这个过程中，特朗普的言论变得更加严肃和强硬。这位曾承诺黄金时代将在就职当天开始的总统，现在不排除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这位曾经痴迷于推特谈论股市的总统，现在建议公众忽略它。
他敦促公众从长远角度思考。
“如果你看看中国，他们有百年视角。”他在上周日播出的福克斯新闻采访中这样说道。
然而，特朗普自己更以随时宣布政策并在几天后改变著称。他可能随时撤销最新的关税措施，或进一步加码。但整体方向已经明确——金融界将迎来一场冷酷的觉醒。
没有人认为特朗普在离任四年间成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徒。然而，在第一任期内，主流顾问抑制了他最激进的冲动。许多人以为，新任期内由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也会如此，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金融服务高管霍华德·拉特尼克担任商务部长，以及凯文·哈塞特出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一年前，贝森特告诉客户，“关税会导致通胀”，“关税武器会一直摆在桌上，但很少真正使用”。去年9月，拉特尼克称关税是“谈判筹码”，目的是让其他国家降低自身关税，并表示不会对美国不生产的商品征收关税。上周日，哈塞特坚称，美国“发起的是毒品战争，而不是贸易战”，针对的是加拿大。
然而，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几乎不再听取顾问意见，也不顾国会或其他制约因素。他频繁动用“关税武器”，目前新关税已覆盖1万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并将在不久后扩大到1.4万亿美元，几乎是他第一任期总额的四倍，税收基金会的数据显示。
他没有豁免美国不生产的商品。他也没有（至少目前没有）利用关税来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关税。而且，他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似乎与官方所称的芬太尼问题无关，更多是因为加拿大的贸易顺差、对美国银行和乳制品的待遇，以及坚持自身的独立性。
世界或许尚未为4月2日做好准备。届时，美国政府官员将报告互惠关税的可行性。最初，这意味着美国的关税将匹配其他国家对其征收的关税，因此可能升高或降低。这本应是比对所有国家和所有商品普遍征收关税更温和的替代方案。
但特朗普对“互惠”的定义包括他认为的不公平贸易壁垒，例如增值税。这可能只是提高关税的又一个借口。
在贸易问题上误判特朗普后，企业和投资者是否能正确预测他在税收和放松监管方面的政策？大概率可以，但要注意的是，这些政策将反映特朗普的优先事项，而不是他们的。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计划延长他们在2017年实施的所有减税措施，并考虑恢复一些对企业至关重要的已到期税收条款，例如资本设备投资和研发费用的税收优惠。
然而，简单地延长或恢复过去的减税政策，并不像首次推出时那样具有刺激作用。此外，2017年的税改法案主要由国会共和党人主导，重点是提高投资和美国竞争力，比如将公司税率从35%降至21%，并大幅削减海外利润的税负，这两项措施是永久性的。
相比之下，特朗普的新减税政策则侧重于小费、加班费和社保福利的税收减免，这些措施对投资促进作用不大。他提出将企业税率降至15%，但仅限于美国本土生产，这与共和党在2017年否决的税收优惠类似，因为当时被认为成本高、难以执行且效果不佳。
在放松监管方面，企业和分析人士仍然持乐观态度。特朗普一直在积极废除拜登时代的监管规定，并裁撤多个机构的执法人员，比如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但这里也有一个隐忧。特朗普正在利用监管权力来惩罚政治上与他对立的人。
派拉蒙全球公司与Skydance Media的合并可能面临风险，因为特朗普正在起诉派拉蒙旗下的CBS，指责《60分钟》节目在采访他的竞选对手哈里斯时进行不公正剪辑。
此外，特朗普下令剥夺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的安全许可、政府合同以及联邦大楼的准入权，这一举动引起了企业界的关注。
总体来看，商界普遍欢迎特朗普重返权力中心，但作为个体，许多企业高管对这一前景感到恐惧。特朗普的随意性和个人化政策决策，与企业界渴望的可预测性格格不入。
特朗普本可以通过制定连贯的政策议程（一些顾问已尝试这么做），并明确实施流程，比如按照宪法规定，让国会立法确定新关税，从而缓解市场的不安情绪。
但这并非他的行事风格。他认为，自由裁量权——决定何时征收或取消关税及其他措施——是交易谈判的核心工具。
结果是，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达到了与过去重大危机相当的水平，例如2001年恐怖袭击、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但此前这些危机都源于美国无法控制的外部事件，而这次的不确定性完全是人为的，并将随着坐在白宫里的那个男人的言行而起伏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