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皮内洛皮·库贾努·戈德堡在Project-Syndicate发布的文章指出,希腊在某些行业令人意外地回归六天工作周,反映了政治情绪的演变和无情的算术。为了维持当前的生活质量,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公民必须要么支持开放边境接纳新移民,要么增加工作时间。
在希腊长大,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之一是宣布学校(和工作)周从六天缩短到五天。
我也记得同胞对这一变化同样兴奋,所以当听说根据一项新法律,几个行业的雇主可能再次实行六天工作制时,我感到惊讶。
令人惊讶有很多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似乎违背了促进工作生活平衡,以及允许更灵活工作安排的总体趋势。
一些发达经济体(比利时、新加坡和英国)的政府已宣布缩短工作周,而其他国家(德国、日本、爱尔兰、南非和西班牙)正在考虑类似的变化。
其次,希腊人以重视工作生活平衡而闻名,他们的工作时间已经比其他欧洲人长。平均而言,希腊工人每周工作39.8小时,而整个欧盟的平均时间仅为36.1小时。
第三,尽管当前的希腊政府支持商业和增长,但表现出对女性权利和进步的重视,而女性可能会受到更长、更不灵活工作时间的不利影响。
这个政府还展示了对循证决策的承诺,而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更短的工作周和更平衡的生活方式,有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改善健康状况,并最终提高生产力。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意外的政策变化?
政府自己将这一举措描述为“特殊措施”,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手段政策”的委婉说法。像许多高收入国家一样,希腊正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虽然希腊的情况特别严峻,这是由于2010年金融危机后大量劳动力流失(估计约50万希腊人, 占当前人口的5% , 已经离开),但并非孤例。
问题的根源,在于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 ,这些人口状况被希腊政府正确地称为“定时炸弹”。再加上随着人们变得更富裕,而对更高生活质量和更好工作生活平衡的合理要求,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限制了劳动力供应。
发达经济体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有四种可能性。第一是拥抱自动化,假设机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最终可以取代缺失的工人。但并非每项工作都可以由机器或大型语言模型完成。我们仍然需要人类来填补建筑业或食品和酒店业中,最不受欢迎的低技能岗位。
第二个选择是提高工人薪酬。基本经济学教导我们,当需求超过供给时,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是工资)就会上涨。但更高的工资最终会导致消费者价格上涨,这往往不受欢迎,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而且在希腊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中,更高的工资和价格会对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个选择,是要求发达经济体的工人增加工作时间,就像希腊现在所做的那样。
虽然这似乎违背了每周工作时间减少的总体趋势,但实际上与提高退休年龄并没有太大区别,正如其他几个国家(丹麦、法国、德国)发现有必要这样做一样。
在这两种情况下,政策变化都在工人中非常不受欢迎;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明确表示,他们宁愿放弃更高的收入(在希腊的情况下,第六个工作日有40%的工资溢价),也不愿工作更久。
这就留下了第四个选择,即通过利用受控的、合法的移民来增加劳动力供应。
在饱受难民危机和非法移民困扰的地区(如欧洲大部分地区和美国),设计得当的移民政策有可能一石二鸟。然而,目前这样的政策似乎不可能实施。面对地缘政治分裂和国家安全关切,各国越来越多地关闭边境,转向内部。
人们再次想起,在一个全球互联的世界里,外国和国内之间的区别是微妙的。源于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对国内问题有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劳动力市场有重要影响。
当然还有第五个选择,那就是富裕国家的人们缩减消费,放弃增长,依靠他们愿意提供的劳动成果。这样做将提供他们寻求的工作生活平衡,并确保可持续的未来。
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愿意接受。
大多数人想要鱼和熊掌兼得。但这是不可能的。为了维持当前的生活质量,高收入国家的公民必须要么开放边境接纳新移民,要么增加工作时间。
鉴于当前的全球紧张局势,钟摆似乎正在向更多工作的方向摆动,无论是通过提高退休年龄还是延长工作周。希腊可能更像是一个趋势引领者,而不是趋势打破者。
关于作者:皮内洛皮·库贾努·戈德堡(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前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经济评论主编,现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